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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没有一本书能比《一间自己的房间》更光芒四射，或是——用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喜欢的一个词形容——璀璨夺目了，也没有哪本书比它更容易让人误以为简单易懂，尤其对美国人而言，他们虽然与她使用同一种语言，却不了解她在头几段中讽刺的学术机构，也不熟悉她通篇都在拷问的法制史、社会史。它的璀璨夺目，完全要归功于文中那些时而引人入胜、时而令人费解的典故——我想在今天，任何国家的读者都会这样认为。这本书不但引用了大量文学与历史典籍里的内容，还出现了不少狡黠的侧面提及、公然的人物借用、巧妙的象征、夸张的反讽，这些手法表明伍尔夫有意借小说化的叙述——那些反映性别在经济学、心理学、美学、性学方面影响的“谎言”——来淡化自己学术上的企图，也表明伍尔夫决心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不让他们无聊得走神。由此，我们能明显看出本书与《远航》《夜与日》《雅各的房间》《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和《奥兰多》这类小说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这些作品都先于《一间自己的房间》完成并出版。就连文中那个简洁直观的核心论点——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和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都是对复杂的物质主义观点的高度浓缩，以某种简明的速记符号书写，需要破解才能领会。
很多读者或许会问，我们难道不应该认出伍尔夫笔下的人物，她的玛丽·贝顿、玛丽·赛顿和玛丽·卡迈克尔吗？被人撞见在女校花园徘徊的J. H.到底是谁？伍尔夫认为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的五百英镑年收入，放到现在价值几何？朱迪斯·莎士比亚这个早慧的天才为什么会被葬在“大象和城堡”外面？用克洛艾喜欢奥利维娅这个故事引出“别跳起来，别脸红”这句告诫，是否有其深意？还有，伍尔夫笔下的叙述者在一段文字中担心红窗帘背后躲着查特莱斯·拜伦爵士，在另一个段落中又怀疑阿奇博尔德·博德金爵士躲在餐具柜的桌布底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问题的答案绝非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是它们让这部后来成为女权主义发展史上经典文本——若非唯一标准文本的话——的作品不断引起回响。这些疑问，凸显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全文对社会不公的深刻拷问，也强调了后世的众多评论家对书中观点的不同意见，这一切无不表明，伍尔夫提出的性别平等问题无法被简单地解决，对这本书也不能简单地去理解。
从这些关于典故的问题中挑一个入手，就如同顺着一条紧绷的细线，在文本蛛网般错综交织的意义之网中穿行。比如，J. H.就绝非随意安插的路人。1928年4月，弗吉尼亚·伍尔夫探望了临终前的简·哈里森，她深知这位知名古典学者曾付出过怎样的个人代价，才成为英国首批女性学者中的先驱。哈里森是位著名教师，曾力排众议，成为首位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古希腊宗教信仰的古典学者，并且，正如她的传记作者桑德拉·皮科克所写，她这样做是为了证明历史上的确存在过母系社会。伍尔夫在1928年的一篇日记中回忆，这位七十八岁的老妇人显得“崇高、满足而疲惫” （《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180页） 。这个印象，为哈里森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幽灵式的复活打下了基础，哈里森身形佝偻却望之俨然，在春日的暮色中现身一所女校。可想而知，这些背景知识能触发一系列联想，让人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史、女性在20世纪早期的职业发展情况与古希腊女神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在第一章，复活的哈里森一出场，天气就骤然起了变化，这是因为她曾研究过古人在换季时举行的仪式吗？
尾注自然难以阐释这样的联想，这只能靠读者自己，但精要的注释也能提供充分的信息，让人做出灵活的解读，并对伍尔夫笔下这部最受推崇、影响最广的著作所探讨的具体问题做出恰当的反应。“只有让读者想到点什么，”评论家简·马库斯提醒道，“典故才能引起回响。”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父权的语言》，第 165页） 过去数十年间，学者围绕伍尔夫的生平与创作进行了大量的传记性与评论性研究，如此丰富的资料让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注释——并在普通读者心中引起共鸣。
因此，这本书的确堪称经典。伍尔夫通过广泛运用典故避免了有倾向性的说教，因为她始终厌恶那种她戏称为“广播喇叭”的腔调，那有违她的个性。实际上，正因为她不愿像医生开药、学究定规章、法官发声明、传教者布道那样灌输观点、指点迷津，《一间自己的房间》才会采用这样一种腔调，它在一些人看来古灵精怪、活泼俏皮，在另一些人看来则忸怩得让人心烦、含糊得令人沮丧。然而，伍尔夫担心自己的口气过于强硬，担心自己被贴上“女权主义者”或“女同性恋”的标签，遭到广大读者的抵制，甚至被身边那些高雅的朋友排斥。下文摘录的一些谈及“房间”的信件和日记片段就反映了这种担忧。暮年的伍尔夫曾向挚友作曲家埃塞尔·史密斯回顾并解释过她遮掩中心思想的手段：
我迫使自己化身小说中的人物、传说中的人物。我要是直言不讳地说，瞧，我没上过学，因为家里的钱都让我的兄弟们花光了 —— 尽管事实的确如此 —— 他们就会说，好哇，她暗藏私心；也没人会认真对待我说的话。 （1933年6月8日，《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第五卷，第195页）
让自己化身“小说中的人物”，伍尔夫正是这样做的，在《一间自己的房间》开篇那个长长的段落末尾，她宣称“所谓之‘我’，省事的代称罢了，绝对查无此人”。塑造这个虚构的叙述者，能掩饰作者个人的不满，把愤怒的作者与这位“传说中”的化身区分开来。在“房间”的草稿中，伍尔夫阐述自己是何等厌恶阳刚之气过盛的作家时曾写下又删去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自白：“ 因为我想我只能做个胆小鬼，姑且称之为礼貌吧。我不打算大声 宣扬我对那些小说、诗歌、评论的看法。 ”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第149页） 大概是出于礼貌，或许还有些懦弱（或是——换个更设身处地的说法——有些恐惧），也可能是因为想要避免她曾批评过的一些同行的作品中的那种自恋。总之，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间自己的房间》这种流畅而巧妙诙谐的文风。不过她的确暗藏私心，也点出了好几个名字；并且自那时起，在这本书长达七十五年的保鲜期中，就连那些或礼貌或懦弱的遁词都得到了认真对待。
正像草稿中这句被划掉的自白——“ 我只能做个胆小鬼…… 不打算大声宣扬我对……的看法 ”——所宣称的那样，伍尔夫的偏离和犹疑，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表现为自我批判的题外话、讶异的惊呼、断断续续的抨击、自相矛盾的说辞，还有漫不经心的旁白。省略号频频打断叙述，视角的转变亦然，这转变可能是时间推移使然，也可能是因为某个新增的场景开阔了视野。全书的首句和末句都始于“可是”二字，代表作者想与读者和她自己展开一场流动的对话。“可是——可是，我又要用这些‘可是’开头吗？这次这个‘可是’又是代表什么呢？”伍尔夫在初稿中自问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第157页） ，似乎想提醒读者，自我拷问是她惯用的手法。我们需要知道文中大量出现的“可是”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认出伍尔夫本人“传说中的”化身，还需要弄清克洛艾和奥利维娅的故事为何会让人惊得面红耳赤。《一间自己的房间》正像伍尔夫的小说一样，体现了她对千变万化的思绪浓厚的兴趣，这些思绪能让人从不同的视角审视特定的环境。比如，一个人沿街漫步或眺望窗外时那种移动的、流动的意识，无论此人对所处的环境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抑或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先陌生后熟悉的；还有，一个人为母亲式的榜样、父亲式的导师或是生身父母担忧并借由他们思考时的意识；一个人作为女人、男人，或是阴柔的男人、阳刚的女人展开思绪时的意识。
伍尔夫笔下的叙述者不断变换着她的感受、情绪和认识，我们见证着这些变化，同时也改变着自己对本书所探讨的那些层次丰富的复杂主题的看法。伍尔夫那位“传说中的”化身围绕争取自主性的艰辛与取得自主性的满足展开叙述，这场追求独立自主的斗争既属于个人也属于全体女性，而独立性正是充分施展创作才华的先决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一位日趋成熟的女艺术家形象逐渐清晰。这个形象让读者得以一窥伍尔夫本人艰辛的创作历程，伍尔夫将她塑造得如此缺少个人色彩，以至于许多读者都把它当成了一面宽容的镜子：不是男性希望从依附自己的女性身上得到的放大镜，而是一面光亮平滑的平面镜，我们能在其中看到伍尔夫对女性的过去与未来时而暗淡、时而灿烂的想象。通过简要地总结探讨《一间自己的房间》如何发端、如何创作的书信和日记，我们或许能更好地揭示是怎样的人生境遇促使伍尔夫写下了这无与伦比的传世杰作。
尽管《一间自己的房间》很明显是一个以出版为目的的文学性文本，但它从头（“听到你们要我讲”）到尾（“每一场演讲要是没有一段铿锵有力的结语实在不行”）都被包装成一场演讲。这是因为它的素材来自伍尔夫做过的两场演讲，演讲的地点就是她的兄弟们用家里的钱就读的大学，而这笔钱她和天赋异禀的画家姐姐凡妮莎·贝尔都没资格动用。纽汉姆学院和格顿学院是剑桥大学的女子学院，在终稿中被虚构成“芬翰”学院，这两所学院直到1948年还只向男生授予学位，因为女子学院尚未被纳入正规大学范畴。（牛津大学自1920年起开始将学位授予女性，耶鲁大学则要等到1969年。）我们并不清楚她究竟是在两所大学做了同一场演讲，还是从一篇长论文中截取了不同的片段，抑或是使用了两篇不同的散文。眼看演讲日期临近，伍尔夫在信中表达了对讲稿的担忧：这篇她绞尽脑汁所写的文章渐渐“乏味得仿佛让山丘也黯淡下去”，成了“我在这世上最不愿去读的东西”，因为“我讨厌演讲，耗时太长，我讲得也很拙劣”，她还（在两场演讲之间）说“让格顿学院和演讲见鬼去吧” （1928年8月中旬，《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第三卷，第516页；1928年10月7日，第543页；1928年10月25日，第551页）。
尽管心情紧张，弗吉尼亚·伍尔夫依然同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姐姐凡妮莎，还有姐姐的女儿安吉莉卡一道，于1928年10月20日驱车从伦敦奔赴剑桥。抵达后，她先赴纽汉姆学院用餐，然后在纽汉姆艺术社的支持下做了演讲。次日，她跟国王学院的一位讲师以及一些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相关的友人共进午餐。布鲁姆斯伯里聚集了一批藐视社会陈规的思想家与艺术家，构成了伍尔夫所在的知识分子圈子，其成员包括乔治·赖兰兹、利顿·斯特雷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或许还可以算上E. M.福斯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第一章，这两场宴席被颠倒顺序，塑造成引人遐思的精神盛宴。她的第一场演讲由至亲陪同，而到了第二场演讲，陪同她的人换成了密友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她们在10月26日乘火车重返剑桥，这次她去了格顿学院，在文学社“倒霉连庄”（ODTAA，“One Damn Thing After Another”的首字母缩写）的主持下进行演讲。
对这场演讲仍有印象的听众已寥寥无几，其中一名学生记得自己当时听到这位著名作家称赞在场的“年轻女士”都“很会打扮”，心中颇感失望；另一位听众则承认由于当时室内光线昏暗，加之伍尔夫演讲的声音又非常“悦耳动听”，她“从头睡到了尾” （《弗吉尼亚·伍尔夫》，第556—557页） 。四十六岁的伍尔夫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听众的复杂感受，既有同情，也有疏离：
一群年轻女子，忍饥挨饿却无所畏惧 —— 我对她们的印象正是如此。求知若渴、一贫如洗；注定要成批地走上女教师岗位。我没精打采地叮嘱她们要喝葡萄酒，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凭什么让那些叫朱利安、弗朗西斯的享尽生命丰盛的馈赠，而那些姓法尔、托马斯的却得不到分毫？……我有时会想象世界发生了变化，想象理性盛行。不过我其实应该对生活有更贴近、更深入的了解……我感觉自己上了年纪，已经定型。她们中没人尊重我。每个人都十分热切、十分自我，大概也并不敬畏岁数、声望。敬重之类的情感少得可怜。 （1928年10月27日，《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200—201页）
为什么那些女生，像艾尔西·伊丽莎白·法尔和玛格丽特·艾伦·托马斯，与她的外甥朱利安同样值得，却得不到他所享有的便利？
另外，伍尔夫作为一位著名作家，为什么会觉得“没人尊重”她？比大多数学生都年长，或许也更富裕的伍尔夫有过当教师的经历。她曾自告奋勇，在莫利学院任教，那是一所专门面向工薪阶层男女的夜校，她（无偿）讲授了近两年的写作和历史。况且，她还曾在学童时代接受过私人辅导，跟随家庭教师珍妮特·凯丝学习，希腊语学得尤其出色。尽管如此，她在那些“忍饥挨饿却无所畏惧”的本科生面前依然很可能底气不足，因为她们对生活有着她不曾有过的那种“ 更贴近、更深入的了解 ”。尽管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文学世家——父亲是著名哲学家、编辑兼传记作家，母亲写过一本育儿书，同时也活跃在社交界，与伦敦的众多杰出人物都有往来——弗吉尼亚·伍尔夫却始终憎恶那种强行规定她必须像19世纪的众多名人千金一样，不得进入大学的家境和历史环境。
《一间自己的房间》开篇从校园景致入手，估量了高等学府排斥女性的做法所造成的影响，并提出：究竟是女性被这些机构关在门外（因而无法发声）可怕，还是男性被它们关在门内可怕？“房间”，正像伍尔夫的多部短篇小说一样，在随后的诸多章节中——写了叙述者向历史学家求教、从书架上抽出诗集和小说，以开展学术研究——探讨了这种缺失，也不无矛盾地探讨了女性在家接受教育的好处。谈到排斥造成的缺失，她问，一群被系统性错误教育、剥夺教育的人，又怎么能为不断发展的科学、艺术与人文学科做出贡献，从而推动西方文明之要素未来的变革呢？谈到被排斥的好处，她提出，精英主义的痼疾，比如过多的金钱催生的虚荣、学府之内（以及这些学府认可的行业之内）激烈的竞争等，是否已经极大地损害了男性的福祉、世界的和平与幸福，女性无法参与反倒是幸事？
在剑桥做完这两场演讲几个月后，卧病的伍尔夫突然迸发出不可抑制的写作灵感，短短一个月就完成了《一间自己的房间》现存的初稿，命名为《女性和小说》。S. P.罗森巴姆于1992年将这份手稿仔细誊写，编辑出版。据罗森巴姆回忆，这份初稿成文极快，书写迅速，伍尔夫的字迹龙飞凤舞，导致其难以辨认。伍尔夫本人则感到自己“下笔千言，仿佛一拿起纸笔就化作一只倒置的墨水瓶。我以最快的速度书写；写得太快，结果现在只能痛苦地修改；但这带给我一种自由的感觉，让我能在自己的思绪间不断地跳跃” （1929年4月，《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222页）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不容忽视的说服力”，还有它那种“最能让我尽可能囊括更多内容的半演讲、半独白形式” （1929年4月，《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221页） ，都让人对它的销量十分看好。
透过以剑桥演讲为基础的初稿《女性和小说》，我们能看到伍尔夫在创作中是如何增删字句，写写停停，用不同的语句反复重写某个场景的，她不但以这种方式写下了那些被纳入最终版本的母题，还写下了许多后来被删除的精彩段落。例如，她在初稿中写到没尾巴的猫时，曾借它的目击事件发表了一番议论，提到某种“得留待弗洛伊德……解释”的思想上的“狗屎运”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第14页） 。这个玩笑显然是在嘲讽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的“女性阉割情结”（或是其必然结果——“阴茎羡妒”）。X教授（那时他的姓氏中还不带“冯”字）为何会如此愤怒？究竟是因为他妻子“笑他愚蠢”，还是仅仅因为“没能在学校混上一官半职”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第45页） ？这样一来，他的优越感顿时有了补偿的意味，如同一条破旧的安乐毯。在另一个被删除的段落中，我们得知“中亚发现了一个女儿国”，她们写过一部“比《李尔王》还要出色”的戏剧，还有过“比爱因斯坦更伟大”的发现，对此，公众先是拒绝相信，随后怀疑变为愤怒，愤怒又导致篡改文献，“扉页上的简或者安妮”被替换成“威廉或者乔治”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第56页） 。纵观历史，女性天才寥寥无几，这究竟是历史真相，还是因为有人对史料动了手脚？
依照这份初稿，莎士比亚的妹妹原本会与他的母亲玛丽·亚登同名，还“曾女扮男装，到密林中去找乐子”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第73—74页） 。这里的莎士比亚，甚至包括那位易装的少女，大概都来自她在创作《一间自己的房间》前刚刚完成的那部传记形式的小说《奥兰多》（1928）。至于喜欢奥利维娅的克洛艾，她与这部小说的关联就没那么一目了然了，因为书页已经“粘在一起”，叙述者只好“笨手笨脚地摸索”，同时脑中不断浮现出恼人的画面：“法官走进来……做出裁决；这本书 堪称 淫秽下流；&火堆点起，地点或许就在塔丘，将那一大堆 印刷 纸张付之一炬。”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第114页） 拉德克利夫·霍尔在《寂寞之井》中塑造了一位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形象，一位“性别倒错者”（自认是男人的女人）。1928年，在这部小说被禁之后，伍尔夫用焚书的意象来代表风化审判。倘若一种文化被“A先生、B先生、C先生和D先生”这类男性文人抱持的充满阳刚之气的性别意识所主导，它就染上了“雄鸡打鸣”病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第148、162页） 。这一群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趾高气扬的男人，不免让人想起《到灯塔去》中那位心怀哲学理想的拉姆齐先生，想起他大踏步地从“Q”迈向“R”。古怪而又有些好笑的是，伍尔夫在文末恳请诸位女性利用遗产赋予她们的经济自由去写作，最终竟演变为怂恿在场的每位听众“杀死你的姑妈”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第171页） 。
开篇之初的一个段落写查尔斯·兰姆想到“《利西达斯》手稿里的字句说不定和后世所见会有所不同”，顿时“深为惊诧”，这或许就解释了伍尔夫最初创作这部作品时匆匆写就的话语为何会格外打动人心。研究伍尔夫对文章的删改，对某些人而言或许是种亵渎，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却是一窥作者如何在或礼貌或懦弱的推动下展开创作的珍贵契机。那些写下又删去的文字，包括警示的话语、辛辣的讽刺、迷乱的幻想，如果特别值得呈现，就会以尾注的形式进入这个版本，像幽灵一样继续存在于这个精美的印刷版中。此外，罗森巴姆那份对我帮助极大的资料还收录了伍尔夫后来写下的一些零散手稿，《一间自己的房间》的部分打印稿，一篇1929年3月在《论坛》杂志上发表的谈“女性和小说”的文章，还有更多引人遐想的版本和修改稿，全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比如，《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打印稿在谈到同时具备两性特征的人时，使用的不是“中性”，而是“雌雄同体”一词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第186页） ；谈到本文的主旨，作者认为应该“ 多给象征符号留些空间，承认金钱赋予人 沉思的能力，而在门上加一把锁，则能促使人为自己着想 ”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第192—193页） 。
演讲完一个月后，也就是1928年11月，伍尔夫在日记里写下一个愿望，希望可以“写一本关于纽汉姆或女性运动历史的书” （《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203页） 。可想而知，这个设想正来自她对《女性和小说》的修改，因为这篇文章曾多次提到剑桥大学女子学院的几位创始人。总之，在写下这句话半年后，伍尔夫完成了手稿的修改，趁伦纳德审读文章时，她剖析了自己将女性的历史压缩、糅合，改造得适于她心目中的普通读者阅读的方法：
说说《女性和小说》吧。我不确定 —— 我写得好吗？ —— 我敢说不错；我花了不少心血，把许多观点都提炼成某种胶状物，再尽可能染成红色。可是我急于脱手 —— 我想无拘无束地写作，摆脱一切清晰的界线，而在这儿，我跟读者靠得太近了，得找到那些史实，把它们变软，让它们更容易彼此相融。 （1929年5月，《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223—224页） 。
直到1929年6月，她才把书名改为我们今天熟知的名字，提到要“修改《一间自己的房间》” （《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233页） ，并很快开始不满自己的“松懈”，认为这“半是因为我从不提前规划，半是因为我总为纳入点滴含义而把句子撑得老长，结果就写出了这篇歪歪扭扭、冗杂散乱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东西，我讨厌这东西” （《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235页） 。
在反复地“高强度修改”之余，伍尔夫的社会生活也十分丰富：她留下了本打算开除的厨娘奈莉，同时酝酿着日后将成为《海浪》的写作实验 （《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237页） 。8月19日，星期一，她终于开心起来，因为“幸运的是，无论好坏，总之我刚刚完成了《女性和小说》或曰《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最后一处修改。我应该再也不会去读它了。我写得是好是坏？我想这文章有着躁动不安的生命，你能感觉到那东西弓起后背撒腿狂奔，虽说大部分内容还是一如既往地苍白、单薄、嗓门高亢” （《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241—242页） 。这本书在英美两国出版的前一天，她写下了自己对读者反响的忐忑不安：
我担心我的挚友会反感文中尖锐的女性论调。那么我在此预测，我不会受到抨击，即使有，也只是语焉不详的打趣……媒体会善待我，会谈论这本书是多么迷人、多么活泼；我会被攻击为女权主义者，有人会暗示我是萨福的信徒……恐怕不会有人严肃地看待这篇文章。伍尔夫夫人这样有名的作家，说的任何话肯定 都简单易读……【原文省略号】这彻头彻尾的女性思维……【原文省略号】一本给女孩子看的书……我会说，这本书不值一提，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我确实是怀着热忱与信念写下它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262页）
在她有生之年，其中好几项预测都成为现实。《一间自己的房间》的确一炮而红（或许正因为它“迷人、活泼”），出版后六个月就售出两万两千余册，在英美两国都从未绝版。伍尔夫常常用钓鱼打比方（尽管她指的也可能是放风筝或驾船出海），对她而言，这本书空前的销售盛况“就像手中一条长长的线” （《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272页） 。
英国的初版封面由凡妮莎·贝尔设计，淡粉色的封皮上印着弯弯扭扭、稚气十足的蓝色小写字母，其配色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婴儿一出生就立即按性别放入襁褓中。封面以蓝色书写、粉色为底，强调了伍尔夫并不认同那种男性字迹清晰、女性书写潦草的偏见。封面中央是个形似炉灶或舞台前端的开口，里面有两个叠放的方块，小的在上，大的在下，可能是底座上的匣子、肩膀上抽象的脖颈、双层的结婚蛋糕、帽檐上的帽冠，也可能只是积木而已。两个叠放的方块上有一只小小的方形钟表，它就像伍尔夫小说中常常写到的那些时而隆隆作响、时而嘀嘀嗒嗒的钟表一样，体现了她对连贯性与持续性的迷恋：分秒、世纪飞速地交替；十年好像一夜之间就逝去了；生命中神圣的时刻仿佛可以停驻；当下或是像有色玻璃一样嵌在过去之中，或是像赛马一样全速奔向未来。
与画面中央的钟表图案相呼应的是，《一间自己的房间》记录了10月的三天里发生的事，尽管在这几天时间里，伴随叙述者的日常活动——涉及对国家历史、自然进化史各个发展阶段的分析——季节发生了奇怪的更迭。演变，尤其是男女之间关系的演变，是问题的核心。女性的时间，或是女性与时间的关系，构成了另一个主要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艺术创作总被家务琐事打扰，也可能是因为在某个历史时期，女性无法占有自己的工作所得，或者是因为女性渴望迎来一个充满璀璨创造力的新时代。初版封面上的时钟指向1点50分，指针呈“V”字形，这个“V”可能代表弗吉尼亚（Virginia），也可能代表薇塔（Vita）或凡妮莎（Vanessa），还可能代表朱迪斯·莎士比亚复活后意气风发的新生活。
《一间自己的房间》后来的平装版封面，大多采用更具代表性的后印象主义绘画或摄影作品，比如，一位女性凭窗眺望或伏案写作，或仅仅呈现室内一扇开向蓝天的窗，又或是一间摆满书本、挂满画框的书房，再或是摊开的书本上印刷文字的特写（有个版本奇怪地采用了一本历史书，内容涉及路易十一时代的法国，书上放了一把钥匙）。这些画面体现了伍尔夫对空间的浓厚兴趣——不仅是地缘政治和社会体制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还有属于家庭与个人的私密空间——和她对书籍的一贯关注，尤其是男性作者写下的大批暗示女性缺陷的册子、短文、戏剧和诗歌，它们与女性尽管不断受到打压，却依然设法写下的大量书信、诗歌与小说形成鲜明对比。对这种现象感到不满的女作家早已有之，从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再到玛格丽特·富勒
，所以《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不是开天辟地的第一篇女权主义檄文。然而，由于它先于伍尔夫的《三个基尼金币》（1938）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1949）问世，人们往往认为是它激发了以贝蒂·弗里丹
的《女性的奥秘》（1963）和凯特·米利特
的《性政治》（1970）为开端的第二波女权主义出版热潮。因为，正如伍尔夫常常提醒读者的那样，书籍的确能彼此延续。
除去激发了伍尔夫散文创作才华的写作境遇，《一间自己的房间》的独特性，还来源于它诞生的历史时期。《一间自己的房间》写于女性1918年获得投票权十周年之际（美国是1919年），考量了这次政治胜利招致的反扑和抵触情绪，这种情绪后来逐步升级为“性别之战”（有时也称作“性别对立”或“性别对抗”），在“一战”后那个年代，不少与伍尔夫同时代的人都曾煽动或谴责过这场冲突。女性赢得了选举权，在财产权、受教育权、就业权和离异权等诸多方面也多有斩获，这令许多人感到恐惧和愤怒，担心男性在公共领域的独占地位遭到蚕食。同时，一批女权主义者——男女皆有——认识到，要悉数纠正过去的错误，单靠投票权远远不够。“伍尔夫对女性运动的特殊贡献，”亚历克斯·茨沃德林解释道，“在于她让人们重新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而在此之前，或许是出于政治运动的需要，所有问题都被极端地简单化了。”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现实世界》，第217页） 这种复杂性体现在文中出现的经济学、心理学、美学和性别因素中，《一间自己的房间》用六个章节对它们进行了掷地有声的探讨。当然，在伍尔夫的一生中，上述每个因素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少传记作者都对此做过详尽的阐述，其中最精彩的当数赫米奥尼·李不久前创作的传记。探究金钱、心智、艺术与性在作者人生中扮演的角色，能帮助我们理解它们在作品中的含义，（当然）反之亦然。
作为一部出版于“大萧条”前夕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把经济问题置于分析的核心，以至于在文章末尾，伍尔夫甚至担心读者会认为她“过于强调物质问题”。她笔下的叙述者——后来适时地从一位姑妈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每年有五百英镑进账——认为这比投票权更重要。她之所以这样想，或许是因为贫困者当中女性比例较高，而导致这种贫困的原因，据伍尔夫分析，正是生育，或是建立在生育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外加从已婚女性手中剥夺财产的悠久传统。在另一些段落中，伍尔夫敦促女性去挣一份薪水，而不是指望继承遗产。以足够的金钱保障人格独立的必要性、精神操守对经济自由的依赖性、对金钱的欲望超过实际所需的道德泥潭——这些主题都反映了伍尔夫在创作《一间自己的房间》时经历的一些重要变化。在演讲结束后、文章发表前，伍尔夫记录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自结婚以来，从1912年到1928年——整整16年了——我终于敢放手花钱了。我身上那块花钱的肌肉动作还不太熟练。” （《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第三卷，第212页） 赫米奥尼·李认为，对伍尔夫而言，“《一间自己的房间》不啻为一部改头换面的自传，是她本人财务状况的写照”。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伍尔夫终于有了足够的金钱，能够在苏塞克斯郡的蒙克之屋设计、建造并布置一个全新的房间 （《弗吉尼亚·伍尔夫》，第548页） 。
直到1928年，伍尔夫主要是依赖她丈夫用两人的积蓄进行的投资所得，以及撰写新闻报道、书评和散文（发表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国家》和《新政治家》杂志上）所得的稿酬，写这类文章一向比写书赚钱。嫁给她口中这个“一文不名的犹太人”时，她给两人的婚姻带来了很多可投资财产 （《弗吉尼亚·伍尔夫》，第320—321页） ；然而，她也像她父亲从前那样，时常恐慌，担心自己会破产，尤其是在疾病发作、支出骤然攀升时。李写道，在1928年，伍尔夫发现自己“写书赚了一千四百三十四英镑（其中五百五十六英镑来自英格兰，八百七十八英镑来自美国），总收入竟高达一千五百四十英镑，感到万分惊讶。而她收入最丰厚的一年（总收入达两千九百三十六英镑）则是1929年” （《弗吉尼亚·伍尔夫》，第550页） ，正是在这一年，她和伦纳德决定买下她早期小说的版权，由（他们二人共同拥有、共同经营的）霍加斯出版社推出一个“统一版本”。根据李创作于1996年的传记，伍尔夫认为每个女人都应该享有的五百英镑年收入，其实“相当于今天中产阶级的平均薪资，价值在两万五千英镑左右” （《弗吉尼亚·伍尔夫》，第549页） 。
众所周知，这类换算十分困难，因为生活水平、生活成本、货币价值、税率和人均收入都已变化，更不用说汇率波动了。所以，我只能大致算出这个数字之于当今美国大概为三万七千美元，这个收入对于从事不同职业、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可能高得离谱或低得可笑，也可能正好合适。不管怎么说，伍尔夫二十年前得知自己的姑妈卡罗琳·斯蒂芬给她留下两千五百英镑遗产，却只给她姐姐凡妮莎和弟弟艾德里安每人留下一百英镑时，曾想与他们分享自己那份遗产，虽然昆汀·贝尔认为她最后未能如愿 ［《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两卷本），第二卷，第39页］ 。尽管如此，这种均分遗产的想法依然与《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尖锐的批判一脉相承：文章指责“掠夺的本能，占有的欲望”不断驱使它们脚边的俘虏去“抢别人的土地、财物，去划疆域，去插旗子，去建军舰，去造毒气，去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去牺牲子孙的性命”。在我们这个战争不断、物欲横流的年代，伍尔夫的文字对消费主义和侵略行为敲响了最严厉的警钟。
在论冯·X教授的愤怒与优越感的段落中，伍尔夫激烈地反对“掠夺的本能，占有的欲望”，这也符合她把法西斯主义等同于精神错乱的观点。从这些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她受到了当时正在阅读的精神分析学著作的影响。霍加斯出版社从1924年开始陆续出版了“世界精神分析学书库”（伍尔夫去世后，该出版社推出了詹姆斯·斯特雷奇翻译的二十四卷本《弗洛伊德全集》）。心理学也被用于分析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时期共同的特征是某种无意识的论调突然从话语中消失；它也被用于分析女性，尤其是在她不但非要弄清厌女倾向的起因，还要对它的结果刨根问底时。她一遍遍地问，那些阻碍女性实现学术抱负的禁令为什么能打击人的自信？如果女性意识到“天赋”意味着与众不同，拥有才华是否就成了一种不幸？实际上，在她关于男女艺术家之别的思想谱系中，艺术创作的心理学原理的确占据了核心地位。她想知道的是，在哪种情况下，毁灭性的羞辱和痛苦会摧折天才的创造力；我们的父母或长辈怎样阻碍或促进了我们的成功。在这方面，传记同样提供了引人入胜的背景资料，反映了伍尔夫对家庭在儿童性格发展早期所起作用的思考。
伍尔夫与家庭罗曼史（弗洛伊德认为它在人的成长中具有塑造作用）作斗争的途径是最快捷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将她引向这种斗争的，正是那些曾导致她数次精神崩溃的心理创伤，以及她对这些经历不断的审视。她钦佩父亲敏锐的文学眼光，但他的自我沉溺却将全家人置于暴君的统治之下，而1895年母亲的去世，致使十三岁的伍尔夫首次发作精神疾病。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涉及她兄弟姐妹的悲剧，也同样加剧了她周期性的困惑与绝望：她模糊地记得同母异父的哥哥曾侵犯过她；母亲去世两年后，她失去了一位关系亲密的异母姐姐；二十四岁那年，她挚爱的哥哥突然因病去世。这些创伤引发了被后世学者诊断为抑郁症、失眠症、神经性厌食症、躁狂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的疾病。这一连串术语，再加上“乱伦受害者”一词，都被用来解释她经常出现的生理和精神症状：心跳加速、头疼、怕人、幻听、高烧不退、带有自杀倾向的莫名愧疚。二十九岁时，文学事业——日后，这份事业让她成为著名的现代文学先驱——刚刚起步的伍尔夫感到自己“彻底失败了——膝下无子——人也疯了，作家也没当成” （《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第一卷，第465页） 。她后来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有妄想症和自杀倾向的人物，同时还有昏庸无能的医生、专横的父亲、美丽却不幸或懵然无知的母亲；她时常相信，塑造这些人物能帮助她疗愈心理疾病。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剖析的不仅是自己内心的感受，更是几代中产阶级妇女的感受，她们早就受够了这个只会造成不安与自我阉割、使人愤怒与疯狂的社会。
但或许，伍尔夫的这些心理问题——它们让她愈加关注内心世界，而这种内向化的倾向则让她担心自己会脱离现实——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一间自己的房间》自始至终对审美的强调：宁死也不能埋没的才华与天赋、艺术作品的完整性、读者和作者凭借想象对事物进行转化的能力。伍尔夫让我们意识到，小说与诗歌也像妄想症一样，能营造出某种形似生活却又并非生活的幻境；而艺术也能治病，小说与诗歌能对抗令人眩晕的不真实感，这种感觉往往伴随着精神崩溃。尽管由于过于强调惊世骇俗的天才（有人认为这个概念带有男性色彩）和女作家创作的艰辛（有人认为她们在阶层、种族上均占优势），她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但在《一间自己的房间》末尾的一个段落中，她依然阐明了自己心中近乎神圣的信念，那就是艺术能带来救赎。
以下这个段落——请注意编辑是如何精心保留了每次断行、每次增删——暗示伍尔夫概念中那种关乎艺术创造的知觉，能累积成高度发达的感知力，让人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极度敏感，而现实生活原本一直徘徊在虚幻的边缘，带来沉默而压抑的不真实感：
我们生活的世界
全然真实，但大部分都被蒙蔽压抑。<不知为何，几乎被完全遮盖>
被遮去了一半。&一定是被扯开了罩布
<而且>真实是多么奇怪，因为它从来都不等于t
（原谅我词不达意）就是那种
突然从某个角落扑向我们的东西。这真是
不可思议，因为人绝对无法预料它会在什么时候
出现——（例如，为何一张纸飘过肮脏的
街道会陡然让人感到真实&等等）&对于不同的人
真实也不尽相同。但它又是 一种让事物 <唯一一种
能够>
显得有意义 让事物变得重要并长存的特质；<跃入这
无论如何，写作者就是 辨识真实的行家 <一支>避雷针，其天赋在于
瞬间&赋予它转瞬之感>这就
更奇怪了，因为渺小的事物时常显得
真实，&而庞然大物也可以轻如鸿毛。不过
提取 永恒与真实，从大量堆积如山的 一个 格外
幸运的人，过着比任何人都更接近真实核心的生活。
至少我在阅读所谓经典时是这样想的。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第169—170页）
“避雷针”式的艺术家，能够感受到电流的冲击，还能传达这种感觉而不致被它击垮。“真实”迸发出耀眼的电光，劈裂了那层混沌的隔膜，粉碎了铺天盖地的麻木不仁，它令人窒息，让人像被灌了迷药一般，我们平常就处在这麻木之中，感官迟钝，难以对日常经验产生直观感受。无论是在她笔下的人物身上还是在她自己的生活中，“ 庞然大物也可以轻如鸿毛 ”往往都是焦虑出现的可怕征兆。由此可见，她回忆录中那句“我成为作家，是拜我承受冲击的能力所赐”清晰地揭示了她视写作为疗愈手段的原因 （《存在的瞬间》，第72页） 。
伍尔夫对传统意义上的宗教、陈规，尤其是对传统医学都持怀疑态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她相信艺术具有疗愈的力量，这力量并非来自艺术家本人，而是来自艺术家因为难以忍受这个“大部分都被蒙蔽压抑”的世界而创造的音乐、语言和视觉艺术。唯美主义——它绝非精英主义者的避难所——能消除麻木，把人从昏迷中救醒。伍尔夫在探讨女性问题时将美学置于核心，不仅是为了探究历史上曾存在哪些阻碍女性写作的因素，反对那种偏袒男性作家，认为他们的主题、风格和题材一律比女性优越的评判标准，也是为了表明小说、戏剧与诗歌能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现有与潜在的读者。在突遇冲击或遭受伤害之后，人从文字中“领悟到某种秩序”，这些文字“能消除痛苦”，代之以某种“狂喜” （《存在的瞬间》，第72页） 。因为“混乱的线团之下隐藏着规整的图案”，我们每个人都与之相连，随后，她隐晦地定义了艺术的狂喜：“莎士比亚并不存在；贝多芬并不存在；上帝毫无疑问也不存在；我们就是文字；我们就是音乐；我们就是意义本身。” （《存在的瞬间》，第72页）
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艺术这种令人困惑的笃信，究竟如何影响了她对性别问题的处理？如何影响了她对引起广泛讨论的雌雄同体理想的刻画？在创作一位虚构艺术家的传记时，伍尔夫赋予了人物永恒的生命，又让人物中途改换性别，仿佛要把自己对永恒艺术的信念与对爱情不止一种形态的信念结合在一起。《奥兰多》，这部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之前不久诞生，也常常被认为与之关联的幻想小说，讲述了诗人奥兰多一生的经历与创作，小说从他青春年少的16世纪一直写到她年富力强的20世纪，追溯了一段让他/她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典范人物的人生轨迹。正像许多人立刻就注意到的那样，弗吉尼亚·伍尔夫借奥兰多把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化作小说人物，几乎没有刻意掩饰，还安排她继承了祖宅诺尔庄园，而在现实中，因为限嗣继承法遵循长子继承原则，这栋祖宅其实由她叔叔继承。关于这个以自己的密友为蓝本的人物，伍尔夫想说的或许是：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并不存在，我们就是语言，我们就是音乐，我们就是意义本身。一个由男变女，因而非男非女的人物，只想拥有一份无论男女皆可享有的自立自足，而且这位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也如同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情欲幻想，狂喜地诉说着“或者——还有，噢”
。这样的欲望，让人想到爱德华·卡朋特和哈维洛克·艾利斯这些所谓的性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的一项主张。主张的内容，用《奥兰多》叙述者的话说，就是“性别虽有不同，男女两性却是混杂的”
（《奥兰多》，第189页）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尤其在最后一部分，这种设想引出了对雌雄同体的思考。不过伍尔夫可以说从开篇到结尾都在与性别问题搏斗，这些问题都是她在塑造跨性别者奥兰多的过程中、在与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相处的过程中亲身体会到的——薇塔在英国广播公司拥有一档新书推荐节目，在广播中高度评价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女性化的想象力与男性化的权威感。
然而在性别这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上，伍尔夫的观点与态度都饱受争议，有读者认为《一间自己的房间》是支持双性恋和同性恋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拒绝接受任何性别，还有一些人认为它在含蓄地为异性恋辩护。有读者特别在意“克洛艾喜欢奥利维娅”这个著名的段落，关注本书对拉德克利夫·霍尔创作的经典女同性恋小说《寂寞之井》的影射。在这些人看来，伍尔夫在批判男性性冲动的同时，也无情地批判了女性与女性之间，或是男性化的女性与同样中性的伴侣之间那种更愉悦、更纯粹的情爱关系。另一些人特别能理解文中出现的死去的母亲和生育造成的致命危险，在这些人眼中，伍尔夫似乎排斥一切性别，她讽刺男同性恋与男子气概也是为了表明这种态度。还有一些人留意到她对雌雄同体的想象其实离不开婚礼的意象——两颗真心不受阻碍地结合、互补的男女特质融为一体、一男一女同乘一辆出租车——在这些人看来，《一间自己的房间》抒情的回答宛如一个终极理想，指向一种贯穿始终的努力，即超越二元称谓（如男人、女人）中暗含的狭隘与争斗，最终在一种男女都能达到的和谐共鸣的境界中得到解放。
一些读者对《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许多其他主题的看法也违背了伍尔夫的初衷，这些人既包括女权主义者，也包括反女权主义者。例如，有人指责伍尔夫对男人的讽刺显得过于气急败坏，而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却指责她没胆量发火，看不惯女性前辈无可厚非的愤怒。同样地，有两拨人同时指责她抬高和贬低女性在文化上的成就。她因为秉持唯物主义而被誉为“准马克思主义者”，但与此同时，她也因为相对优越的出身造就的精英主义态度而饱受诟病。她虽被奉为反帝国主义者，对英格兰、大英帝国（和一切让人难堪的大写名词）持批判态度，却依然因种族歧视而备受责难，对第三世界国家、有色人种抱有不自知的偏见。或许正因为这篇文章引经据典、含义晦涩，伍尔夫既被敌视女性运动的保守派奉为缪斯，也深受各路女权主义者欢迎。这些女权主义者尽管都热烈地拥护女性的福祉，对性与性别的看法却千差万别，分歧大到根本无法就女性运动的价值、战术、路线和目标达成共识。
《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充满矛盾或悖论（取决于你的视角）——涉及性别意识、性别与遗传的关系、生理机能与语言、争取平等的必要性、保持男女差异的必要性——这使得伍尔夫的文字能被观点截然相反的人引用和调取。或许正因为如此，她的一些名句——“我们身为女性，便只能通过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母亲和姐姐来回溯历史”“著作总归需要适应体能”——其实更接近公理、经文或禅修式的心印，而不是严密的逻辑论证。无数读者受《一间自己的房间》启发走上写作道路，经过他们创造性的修改，这篇文章的标题演化为“一份自己的欲望”“一个自己的孩子”“一个自己的子宫”“一种自己的腔调”“没有自己的房间”“一种自成一派的文学”“我们自己的诗学”，而在谷歌上搜索“一间自己的房间”能得到大约26400个结果，显示的条目包括“一间自己的图书室”“一间自己的西区公寓”“你的克隆人的房间”
。尽管近年来随着女性经济、职业地位的提升，有人难免会将伍尔夫的文章视作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另一些人也注意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有必要听从文中的告诫。
伍尔夫本人后来再谈这个话题时也以“房间”开场，仿佛凭直觉知道它深受读者的喜爱。她第一次这样做，是在一场题为《给女性从事的工作》的演讲中，她一开始便告诉听众“房间已经是你们自己的了，但里面依然空空如也”。后来她又在一本书中提到了它，她原本想把这本书写成“房间”的续篇，却意识到自己写下了一部更受争议的和平主义宣言。1938年，霍加斯出版社印发了数千张宣传卡片，印有《三个基尼金币》获得的正面评价，还附上了一句推荐语：“《一间自己的房间》的作者问，女人该如何阻止战争？” （《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第148页） 《一间自己的房间》丰富的文本意涵无疑是伍尔夫的胜利，无论这是她本人在写作生涯中不懈努力的结果，还是读者数十年来的诠释使然。阅读这本书——她本人最满意的散文之一——我们或许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弗吉尼亚·伍尔夫并不存在，就连单独成文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也不存在。她卓绝的创作天赋，能让我们——她的每一位读者感到，我们就是语言，我们就是音乐，我们就是意义本身。
《弗吉尼亚·伍尔夫传》（ Virginia Woolf: A Biography ）（两卷本），昆汀·贝尔著，纽约市：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72年版
《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as Feminist ），娜奥米·布莱克著，纽约州，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赫米奥尼·李著，纽约市：Vintage Books，1996年版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父权的语言》（ Virginia Woolf and the Languages of Patriarchy ），简·马库斯著，布卢明顿市：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简·艾伦·哈里森：面具与本色》（ Jane Ellen Harrison :The Mask and the Self ），桑德拉·J.皮科克著，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第三卷（1925—1930），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安妮·奥利弗·贝尔编，安德鲁·迈克尼尔利协编，纽约市：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80年版
《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六卷本），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奈杰尔·尼科尔森、乔安·特鲁特曼编，纽约市：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75—1980年版
《存在的瞬间》（ Moments of Being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吉妮·舒尔金德编，纽约市：Harcourt出版社，1985年版
《奥兰多》（ Orlando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纽约市：Harcourt出版社，1928年第一版
《给女性从事的工作》（ Professions for Women ），选自《诺顿女性文学选集》（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1934—1948），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珊德拉·M.吉尔伯特、苏珊·古巴尔编，纽约市：W. W.诺顿出版公司，1996年版
《女性和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手稿》（ Women & Fiction :The Manuscript Versions of A Room of One's Own），弗吉尼亚·伍尔夫著，S. P.罗森巴姆编，牛津市：Shakespeare Head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社，1992年版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现实世界》（ Virginia Woolf and the Real World ），亚历克斯·茨沃德林著，伯克利市：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