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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主要依赖不同气候带覆盖下的浅表地理资源谋得生存发展。地球浅表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系统，由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等共同组成。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时期中，气候和陆地环境自始至终都在不停地变化，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地表资源环境，为生命及文明的孕育创造了多样性的时空条件。
相对稳定的地质长周期和气候环境为人类的出现及文明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自然资源，但同时地缘格局和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附着在大陆上的人类历史进程。诚然，人类从原始形态到文明演进，一直在被动与自觉地应对因自然、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机的挑战。在现代化阶段，全球安全和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业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等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而漫长的前现代阶段，则主要受宏观气候条件下不同资源禀赋所孕育的多元文明碰撞的影响。
20世纪以来，学术界逐步将气候变化纳入人类文明历史兴衰的研究之中，发现气候经常以常变、异变、渐变、突变的方式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秩序一般是适应自然环境的常变和渐变而形成的，而其突变和异变往往会打破这样的秩序，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抑或导致文明的衰落乃至毁灭，但同时也会激发出人类应对这种全球性气候环境变化的智慧创造，促进人类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及组织形态的转变。
早期社会形态和演变历史的千差万别，根本上可归结于不同气候带覆盖下农业文明演化的差异。在各种各样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人类结成村社组织，形成社会制度，人类早期思想也在这一特定生存基础之上萌芽。气候变化和地理约束对很多人类早期、中古历史时期的大事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表1-1 气候变迁与人类历史
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有一个共性，即都分布在东半球北纬30度附近，包括埃及尼罗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黄河流域，除了黄河流域处于季风带以外，其他地区都处于现在的沙漠气候区。不过在起源时期并非如此，撒哈拉沙漠地区极端干燥炎热的气候形成也只有不到2000年。
早期人类文明集中在亚非大陆上，在人类文明繁衍的客观地理空间分布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高原、山地主要集中于中低纬度地带，如青藏高原、阿尔卑斯山、安第斯山脉等，平原或低矮山地主要集中在高纬度地带，如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从早期人类基本生存依赖的温度条件和地理空间条件上看，中低纬度地带不仅有适宜的温度，其地形防护也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作为文明发祥地的欧亚大陆的宏观地理面貌，主要形成于中生代、新生代的阿尔卑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这是地质历史上最年轻的造山地质运动，共同定义了欧亚大陆的地貌。因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升起，整个欧亚大陆发生巨大隆起，而以中央部分上升最大，隆起过程中出现强烈拱曲、断块和沉降，构成线状延伸，巨大的褶皱山系横贯亚欧非三大洲，大大影响了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地理格局。
在大陆的西方，阿尔卑斯造山运动使古地中海大大缩小，形成现今地中海周围的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阿特拉斯山等山系及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山、扎格罗斯山、喜马拉雅山等山地升起，古地中海东段消失，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同时也使欧洲整体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半岛，地中海连绵高山带、北欧大平原、大西洋沿岸区自南向北地势降低，高峰和丘陵把欧洲分割成许多不同的区域，地理空间相对局促，没有地域纵深。
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是温带地区，夏季气候适宜，全年雨水充沛，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变化巨大。在西边和西北，周边海洋的调节作用使冬季比较温暖，夏季相对凉爽；向东，亚洲板块的大陆性气候逐渐明显，冬季越发酷寒多雪，时间长达数月；往北，冬季越来越长，越来越冷；往南，气温愈加升高。欧洲温带的降雨大部分是由西北风带来的，自西北，向东、向南逐步递减，而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又增加。
在欧亚大陆中国的这一端，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之间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碰撞，类似的碰撞在那之前的5亿年中发生过很多次，但只有这一次造就了地球上最年轻、海拔最高的“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这一地质事件造就了我们今天中国这一区域的地理地貌，形成了人们熟知的三级台阶构造。在这一地质事件中，青藏高原急剧隆升至2000米以上，由于大高原对大气环流的热力和动力作用，蒙古、西伯利亚一带的冬季因此不易再受暖平流的影响，冷空气因而得以聚集成为强大的冷高压。位于青藏高原以南的印度次大陆因地形屏障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较小，热低压得以维持、兴盛，因此印度季风和东亚的现代季风环流系统得以建立，且其强度和影响范围不断随高原的继续升高而加大。撞击的余波进一步塑造了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是为第二级台阶。在此以下，以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为界，东南方海拔500米以下的区域构成中国的第三级台阶。
中国东南部和撒哈拉沙漠本同处于北纬30度亚热带区域，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形成，高原地表吸收的太阳能不断加热空气使其上升，在低空形成大面积的低气压区域，这个高原空气泵不断地俘获着南亚季风和东亚季风，使其进入南亚和东亚大陆。正因为原本后劲乏力的东亚季风能够深入中国腹地，才使得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具备了成为鱼米之乡的前提条件。西北干旱区的形成也起源于此，强劲的西风绕过青藏高原，沙尘颗粒落在太行山以西，形成了厚度超过400米的黄土高原。高原高空高寒，水汽凝结形成大量降雪。根据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2019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数据，青藏高原上的冰川面积占全国的80%，湖泊面积占全国的50%，加上众多的地表河流、地下水，形态各异的水资源构成中国乃至亚洲江河的水源地。其中最夺目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约5464公里的黄河与约6397公里的长江，以势如破竹之势顺三级台阶而下，哺育了中华文明。同时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大河自北向南流淌，穿越中国西南山区峡谷，经过崇山峻岭，下游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相比欧亚大陆西方，除了高耸的青藏高原形成地缘防护外，客观上山水相连的中国大陆和中南半岛构成了古老文明发展的巨大地理纵深空间。
中亚草原及其周边地带游牧民族与东亚、西亚其他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线索，这一线索背后的重要驱动因素即是全球的气候变迁。
在多元化的人类文明起源中，西亚、东亚的原生农业文明逐步扩散到欧洲、东南亚，形成次生农业文明，伴随着的还有处于欧亚大陆之间在西伯利亚高纬度地带形成的广阔草原游牧文明，这两种文明系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相互交流碰撞，在一进一退之间推动着历史的进程。在千年和百年的周期性气候变化下，气候冷周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对农耕社会造成挤压性破坏，导致民族冲突和政权更迭；气候暖周期、农业带的北移和扩张，农耕和游牧社会常常会因为土地和财富陷入争夺战争。
2017年8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和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联合考古团队宣布，他们在今蒙古国中部发现了《后汉书》所记载的公元83年东汉与匈奴“燕然山战役”的重要证据——班固所书的《封燕然山铭》。此前中、蒙、俄三国专家从阿尔泰山一路向北搜寻都没有结果，此次发现石刻的地点在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距离雁门关已有1800公里。来自中原的农民骑兵的确曾如此深入游牧民族的腹地。这场决定性战役终结了中原农耕王朝与游牧民族数百年的战争，使得匈奴离开了漠北高原，向西迁徙，直至顿河、多瑙河流域，并在随后三四百年的冲突中不断向罗马帝国施压，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
。
在中国北方，历史上农耕与游牧社会的并存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现象。中国游牧社会产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北方草原地区，在农业从华北传播到这些草原地区后，加上气候的突然变冷，草原地区可狩猎的动物减少，人类开始畜牧。从其开端，游牧和农耕两种社会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古代的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同时或以后逐步形成的。不是先有游牧经济后有农业经济，畜牧经济的真正发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往往在农业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之后
。游牧民族并非完全不需要农产品，在其内部基本上脱离了种植业的游牧部落，要以外部农业部落的存在作为其存在的条件。
游牧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游牧需要广阔的牧场，因而也就需要扩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和过定居农业生活的居民发生冲突。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原地区这种矛盾并不尖锐。中原自身生长的和周边地区进入的为数不多的分散的游牧部落，这时在中原还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不致同农业民族发生经常性冲突，即使有冲突，威胁也不大。从黄帝时期到西周中叶，与中原华夏族抗衡和争斗的主要不是北方的戎狄族，而是南方的苗蛮族和东夷的一部分。从生产结构的角度考察，基本属于农业民族范畴内的粟作文化集团与稻作文化集团的斗争。从西周中期以后到春秋初年，情况有所变化，随着全球气候因太阳黑子活动减弱而寒冷化，西戎强大的游牧部落群迅速向中原腹地推进，由于拥有大畜群这一巨大优势，他们的攻势一时使华夏诸国疲于奔命，华夏族的农业文化经受着巨大的历史考验，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然而到春秋中期已经可以看到游牧民族向中原农耕文明靠拢。进入战国时代，侵入中原的戎狄族绝大多数已被华夏诸国兼并和融合，或被斥逐于中原以外，仅存的中山国也逐步接受了农业文明，后为赵国所灭。这样，中原地区延续千年之久的华夷杂处局面就基本上结束了。与此同时，游牧民族在北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战国后期，北方原来互不统属的分散的游牧部落逐步聚集成大的部落联盟，最主要的是匈奴与东胡，此时农耕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明显隔开来的格局就基本形成了。秦始皇把匈奴逐出河南地，连接和修筑万里长城，标志着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固定下来
。
在其后的历史中，农耕社会北进方面，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汉王朝的疆土北拓至阴山，西扩至玉门关，从而保护了原有的农耕地免受匈奴的侵扰。随后为了保卫这一胜利果实，不得不移民百万，设置大量郡县，在阴山、河套以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进行屯垦戍边，将数十万平方公里只宜畜牧游猎、不宜农耕的干旱区开辟成农耕区。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大的统一帝国，屹立于东亚有300年之久。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发达的农耕业。唐代的边患来自北突厥和西边的吐蕃，所以，唐代前期在边区始终驻有强大的边防部队，守卫边疆。要维持庞大军队的生存，唯有在这些干旱和半干旱区进行屯田，因而将这一区域改造为耕作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和隋代边疆局势的缓和，都伴随着气候的明显转暖
。游牧民族南下方面，北方民族的入侵导致了中原王朝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大规模移民的浪潮，包括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及唐末至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这三次大规模北方人口南移，促使南方山区被大量开辟。
早期中国的北方粟作和南方稻作两大农业体系涵盖的地理面积非常大，远大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这赋予了中国早期农业文明宽广的基础、广阔的回旋余地，以及抗风险力。同时这一农业文化圈外围都还是采集狩猎经济，没有强势文化，地位巩固，这是和西方早期文明的显著不同。西方尽管有的地方发展程度很高，但比较脆弱，野蛮民族入侵往往带来毁灭性打击。比如西欧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以后，在占领者与当地居民共同建立的农牧并重的经济中，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界限泯灭了。
而在中国，入侵中原的戎狄族却被从事农业的华夏族战胜并同化，中原因而保持和巩固了以种植业为主的文化。西欧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的蛮族面临的是奴隶制度日暮途穷的罗马帝国，处于初期奴隶制的戎狄族面临的却是中原处于上升时期的郡县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两个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国北方和西方广阔的草原沙漠区给游牧族提供了巨大舞台。
总之，由于种种地缘因素，两河流域的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都中断了，而多样性下的延续性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
通过观察气候变迁与历史的关系，人们发现农业文明时期大致的模式是气候只要变暖，就会导致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相反，气候只要变冷，就意味着游牧民族全面南下。人类不同生存方式的向南和向北的移动，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以中国为例，农耕文明在亚洲是灌溉农业，人们要聚落而居，需要大量劳动力共同劳作，因此形成了“多子多福”“安土重迁”等观念
。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广阔的草原逐水草而居，一旦北方变冷，游牧民族就得全面南下，抢掠农耕民族贮藏的粮食，同时造成人口锐减。不过这种周期性的入侵往往止于各大山脉。
农业稳态社会和游牧流动民族之间是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反之，每当气候温暖化，农业社会也会发生对游牧民族的驱逐。如本节最初提到的汉武帝逐匈奴于大漠以北，匈奴部族事实上沿着欧亚大陆向西，把欧洲北方部落向西南部不断地挤压，进而西欧北方的日耳曼人被挤压进入了意大利半岛，成为压垮病入膏肓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演化出东西两大文明早期互动的起因，在于气候变化造成南北两大文明的互动导致世界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不过，这些随着气候变迁研究而提出的人类历史演变的新假说，仍然需要大量研究来证明。
目前认为欧亚大陆的两个农业起源核心大致在同一时期起步。这两个农业核心内容有所不同。西亚农业的核心是小麦和大麦，而东亚农业的核心是粟和水稻。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最主要的是两极，即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两河文明和以东亚大两河（前文也称“四河四湖”“六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东方原生多样性文明。这是两个独立起源的文明体系，在早期也基本上是自行发展的，只是到了西汉和罗马帝国的时期才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接触和交往。此后，这两个文明体系本身的发展和相互关系，便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
西亚农业起源以“肥沃的新月地带”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为核心，东亚以中国长江和黄河流域等地区为核心，形成了最早的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随后，西亚、东亚的两大类原生农业文明逐步扩散到欧洲、日本和东南亚，形成次生农业文明，伴随着的还有处于欧亚大陆之间在西伯利亚高纬度地带形成的广阔草原游牧文明。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得益于地球较长周期因地质和气候等古地理环境的演化而客观形成的地表资源，正是以多样化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为基础，才孕育出这些不同形态的生存方式。
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众多山系围绕着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沿着这一地势，发源于土耳其东部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基本呈西北-东南走向。据考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发源于传说中“伊甸园的四条河”中的两条，它们起源于亚美尼亚的群山，自西北向东南汇入波斯湾，上游为山地，下游为冲积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遭受了周期性的河水泛滥，海拔4500米高的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积雪融化引发特大洪水，这也是两河的水源。幼发拉底河全长2800公里，底格里斯河全长1900公里，两河上游距离很近，不足百公里，到了今天下游入海口已合二为一，流域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
两河流域的低地泛滥平原是处于干燥环境下的水分充足的冲积地。水源主要来自土耳其东部的积雪，泛滥程度、大小决定于积雪融化的快慢，泛滥的时间常在4—6月。从水源头到三角洲距离很短，泛滥较北非的尼罗河更猛烈。泛滥特点为“不定期，不定量”。这种泛滥特点也对当地居民的文化有所影响。同时，两河流经大片的沼泽地时河水大量蒸发，在到达狭窄的入海口前，沉淀了许多盐分，一直有土壤盐碱化的问题，灌溉系统一旦中断，大片平原迅速成为贫瘠的盐碱地，在公元1000—1900年，就有大片古代的耕地被弃置 [1] 。公元前10000年开始，冰期刚刚结束，人类开始在西亚两河流域定居繁衍。公元前9000年前后，在这一地区的梅勒法斯等地出现了古老的农业聚集区。公元前85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以种植农作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作物主要是小麦和大麦。小麦是最早的农作物之一，属于两年生植物，冬季需要经过低温才能满足其生长发育，春季则需要大量水分。当时的人们通过利用河水自然节律或者灌溉工程，使得热量和水分得以配套，小麦得以大规模种植。因为西亚两河流域面积狭窄，所以形成的是以单一作物小麦为主的食物体系 [2] 。
从公元前7000年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已经有了成规模的粮食生产活动。距今7500—5500年前，两河流域处于全新世最适宜期，此时气候湿润，海岸线向内陆扩展的距离长达180公里，南部冲积平原地势较低、沼泽密布，人类只适合居住在北部地势较高但比较干燥的区域，那里可以维持小聚落的生存，却不易形成大的文明区，因而后来形成了城邦密布形态的文化区。小麦起源于这一肥沃的新月地带，最初被驯化的栽培小麦有两个品种，即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形成的原生农业，伴随气候暖化而向欧洲拓展成为次生农业
。
今天这个世界上，由于西方殖民化扩张，形成整个北美、南美乃至于整个大洋洲、大部分非洲，都以小麦粉为主食，其根源就在于西亚两河流域原生的小麦农业。两河流域也是山羊和绵羊的起源地，这种“小麦+羊”的有畜农业传播到尼罗河流域形成古埃及文明，传播到印度河流域形成了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作为原生农业文明与其相区别。
小麦和东亚原生农业文明也有密切的互动，并最终在汉代取代了新石器时期以来的粟作农业。在距今8000年前后，二粒小麦向东传播到伊朗高原北部与里海东南部之间的河谷地区，又与当地自然生长的粗山羊草发生了杂交，形成了新的品种，即今天广泛种植和食用的六倍体小麦。考古研究显示，在距今7000年前后，小麦已经东传到中亚地区的西南部，但意外地停滞了数千年后才继续向东进入东亚地区。小麦向东传播受阻的主要因素是西亚和东亚的气候特点不同。然而小麦终究还是继续向东传播，并进入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随后逐步取代了本土农作物品种粟和黍，成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形成后来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
在一段时期内，西亚曾经被看作世界农业唯一的起源，早期农业文明从这个原点出发，缓慢地、波浪式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最近几十年间世界各地大量的考古新发现表明，人类在美洲、东亚等地开始从事生产性经济的时间远比以往的猜测要早得多
。
不仅如此，不同地区作物类型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也使得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农业起源可能是多源的，至少西亚和中东、中美洲、东亚等地区都是相对独立的原生农业文明中心。在亚欧大陆的东端，原生农业文明覆盖了中国四河流域，即江、淮、河、汉，可称为“四河文明”，或者所谓“大两河文明”。这一区域的稻、黍（粟）、豆、桑四大作物代表东方对人类农业文明的四大贡献。这主要是因为东方四河流域面积宽广，又是沿着三级地理台阶而下，且被五大气候带所覆盖，所以东方农业在距今12000年前的起源之初就是多样化的。原生中国的农业品种占全球20%—25%，但在向东北亚和东南亚拓展出去的次生农业地区，则是以稻米为主。
作为巨大地理单元的中国，其地形复杂，气候带多元，水文、土壤、植被等条件各异，按照自然条件可以划分为七八个大区，每个大区又可进一步分为多个亚区。这种自然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千姿百态，谱系繁杂”
。12000—13000年前，中国进入全新世阶段，史前文化进入早期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云贵高原地区的文化圈，在工具方面多为大型打制并局部磨光的石器，同时生存方式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也许学会了制陶和养猪，但是没有农业；另一部分人走入河沼，创造了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文化区。同时期的华北和黄土高原地区已经存在较为发达的旱作农业，已经普遍使用磨制出来的细石器；而在东北北部、蒙新高原、青藏高原，由于气候的干燥寒冷，仍然以狩猎采集为主。多元化体现为采集狩猎与农业杂处，水旱作杂处。
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鼎盛时期，现为干旱草原的青草湖地区年降水量达600毫米，温度比现在高3℃左右。这一时期的黄河中下游也处于比较温暖湿润的环境。此时期季风降水几乎波及全部地区，植物生长空前茂盛，华北平原的湖泊水系大发展。在距今6000—5000年前，由于气温降低，中国北方地区普遍出现绿叶阔叶林减少，针叶树种增加，海平面下降的现象
。但即使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北方也发现了丰富的亚热带动植物存在的证据。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气候带交界地区的生态过渡带，生物多样性丰富，种群密度高，有利于物种的变异和进化，有利于人类对早期物种进行选择和驯化。其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是农业发展的基础，黄土的养分涵养能力很强，常保有一定的肥力，被气流从亚洲内陆搬运过来的黄土颗粒均匀细小松散，使得早期粗糙的农业工具易于入土耕作。
另外，距今约4000年前的全球降温事件，终结了持续3000余年的温暖期，在这一时期旱作农业区迅速扩张，农牧交错区向北推进300公里。这对华北文明区的影响“包括黄河下游龙山文化的衰落、甘青地区发达农业经济体系的解体、内蒙古老虎山文化的中断、燕辽地区小河沿文化的衰落”
。气候变化对华南谱系文化的影响是通过洪水事件，长江三角洲成为一片汪洋，良渚文化出现明显断裂，假说可从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淤泥层得到支持，历史文献中对大洪水的描述也比比皆是。
关于东方农业文明代表性作物——水稻的起源，此前推测的起源中心有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印度恒河流域等。
2011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和纽约大学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DNA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栽培稻的起源时间很可能在8500年前，而粳稻和籼稻的分化则要晚至3900年前，所以粳稻和籼稻彼此的亲缘关系比它们和任一现存野生稻居群的亲缘关系都要近
[3]
。这和考古证据吻合——野生稻最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被驯化为粳稻，之后传到印度，通过与野生稻的杂交在恒河流域转变为籼稻，最后再传回中国南方。因此研究支持水稻起源于中国的观点，水稻栽培技术在中国这个原始中心和印度这个次生中心同时得到发扬，这是目前较为受认可的水稻起源图景。
作物多样性方面，中国历史上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种类繁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本土驯化的。中国起源的栽培植物多达136种，占全世界666种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蔬菜、果树的20.4%。
虽然随着研究的深入，作物起源学说陆续有补充发展，而中国作为世界作物起源中心之一的地位始终为研究者所公认。
仍以小麦为例，它本不适应黄河流域雨雪稀缺的自然条件，也不适合南方的环境，中国先民为了发展这种在复种中处于枢纽地位的作物，在耕作、栽培、育种、收获、保藏、加工等方面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创造了一系列相关工具和技术。小麦从引进到发展成中国第二大粮食作物，成为中国农作物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花了3000多年时间，克服了许多困难。在农作物方面中国先民有着兼容并包的胸怀。
气候地理条件和农耕、游牧两大文明早期的样貌，无疑对文明的后续发展演变有着重要作用，但往往这些条件被简单解释或者忽视了。比如18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博丹在《国家六论》中称：“肥沃土地上的人们往往软弱，而贫瘠的土地则使人有所节制，并因而更加细心、谨慎、有事业心。”具有法家倾向的管仲在《管子》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在这里我们着重强调了气候地理条件对早期发展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并非想要提出一种气候地理决定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论断：“自然资源可划分为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在文明初期，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
气候地理约束和文明早期样貌在早期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各个文明社会随后的历史演变，其根源性驱动需要从社会结构本身中去寻找。在以农业形成社会生存方式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只有中国的华夏文明一直延续着。历史上的小农以家庭为单位聚居于村社的制度类型是和东部太平洋季风降水的不平衡从而迫使中国人建设水利系统高度相关的，中国地处多个复杂气候带，要想形成农业的长期生产，就一定要有水利。村社的自治方式是以水利共享形成聚落而居，这与间作套种的农业管理又是高度相关的。
几千年来，中国不仅有因水利成村的聚落，还有以水立国的德治传承。我们认识到，由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
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说明一个新时代的转型概念：坚持生态文明，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来历史演变的客观结果，不是主观选择。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拥有多样性的生存方式，包括社会方式、经济方式、文化方式，而复杂多样的气候地理条件、农牧社会的冲突融合、早期文明的多点起源等因素使得中华文明在历史时期的多样性的持续性得以发生和发展。
回顾探究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关系，比较东西方农业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路径，我们愈加认识到，“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是当今人类追求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也是中国作为具有5000余年文明历史和生态文明传统的政治国家对全人类的责任。
[1] Rosenberg M，“The Mother of Invention：Evolutionary Theory, Territoriality,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0（2），pp.399-415.
[2] Ofer Bar-Yosef, Anna Belfer-Cohen，“The origins of sedentism and farming communities in the Levant”，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989（4），pp.447-498.
[3] J.Molina, M.Sikora, N.Garud, et al，“Molecular Evidence for a Singl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Domesticated Ric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2011（20），pp.8351-8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