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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世界各地的新的考古发现，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理论取得长足进展，然而同一时期的中国积贫积弱，并没有在世界上发出很强的声音。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热情洋溢归纳的“四大文明古国”概念并未被世界尤其是西方所接受。一般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肥沃的新月地带”（The Fertile Crescent），其提出者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埃及学专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他在《早期世界历史》中提出，“这个肥沃的新月地带大约呈半圆形，向南开放，西端位于地中海的东南角，中央位于阿拉伯地区正北部，东端位于波斯湾最北边” [1] 。他的这一表述在当时的英语出版物中广为流传，最终成为对这个区域的通称，并被称为“文明的摇篮”（Cradle of Civiliza-tion）。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仰中，肥沃的新月地带常常与“伊甸园”的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的确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之一。
在当时的西方学术视野中，肥沃的新月地带是农业、城市、贸易、科学、历史，以及有组织的宗教等一切文明要素的发祥地。这个地区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和土耳其南部，历史上因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水泛滥而在沿岸形成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壤，正如《圣经》中描述的“流淌着奶和蜜”一般。科学考察确认至今还有68种野生植物继续生长于这里的山区，小麦也最有可能是在卡拉卡山区被驯化出来的，时间在距今10500—9500年前。然而20世纪以来，这个现在被称为中东的地区成了世界上“最暴力的地区”之一，在现代历史中，由石油、土地、宗教和权力导致的战争不断发生 [2] 。
西方农业文明基于这一起源，因西亚两河流域面积狭窄致使作物单一，社会文化在此基础上演化为一元论思想，信奉一个真理，“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在当下要理解中国、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才能“打通上下五千年”。对本课题来说则需要打通万年农业文明。概而论之，中华文明在起源时期的地理分布就是围绕“四河”（江、淮、河、汉）加“四湖”（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展开的，并因区域广大而有多样性作物和多元文化
。
以农业为载体的中华文明在起源上的多样性，首先表现在空间上分布广阔，覆盖了众多地理气候带。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夏王朝，各时期各类型的遗址在空间分布上极为广阔，以中华大地的水系为基础，中华农业文明分布在地理、气候条件极为不同的广大空间上，具备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类型。
在此不妨作一个空间上的东西方比较：“两河”流域滋养的肥沃新月地带，鼎盛各时期可灌溉面积在1.5万—2万平方公里之间，1970年，可灌溉面积已经减少到不足2000平方公里。可供比较的是，目前黄河流域的灌溉面积为5.06万平方公里（流域耕地总面积为12.6万平方公里）。若把中国的“四河”“四湖”的灌溉面积相加，则不止百倍于西亚“两河”流域；在这个广袤区域生存的古代人类驯化野生物种更是不计其数。据此我们可认为，中国农业从起始之际就呈现出生态文明的多样性，由此决定着社会的多元化和哲学思想的多元论，以及“多神共存”互不排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信仰体系。
中国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早期文化遗址多发现在华南，新石器中期遗址则在黄河流域大量被发现，覆盖了中国“二、三级阶梯”交界的大部分地区。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的农业聚落已经存在颇为可观的剩余产品，比如河北武安磁山的遗址中，有容量10万斤（1斤=0.5公斤）的粮食仓储设施，长江下游稍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也有10万斤以上的水稻储存设施。
在多样的气候地理条件下，中国的早期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就发展出了丰富多样的“文明圈层”，主要包括六大文化区，被称为“重瓣的花朵”结构
：
·中原文化区，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商周文化
·甘肃青海文化区的戎羌文化
·以山东丘陵地区为核心的东夷诸族文化
·长江中游的三苗和楚文化
·长江下游的越文化
·辽河大凌河流域的燕辽文化
围绕着中原文化区的“花瓣”的，还有距离较远、关系较疏的第三个层次的文化区，比如福建的石山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等，它们呈辐射状散落在中国各区域。如果按照亚区计算，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可划分出10个文化区，分为华北、华南两大谱系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大量出现，各地都发现了定居村落，知名的文化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小河沿文化、马家窑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在这种更大的空间考察尺度下，“四河”“四湖”地区为主的对中华文明的这种简单归纳，尚不能从地理上概括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地理特征，至少还应包括辽河、珠江流域等。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主要是由于早期农业随全球气候暖化而蔓延开来，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覆盖着原生或次生的黄土，平原开阔，土层深厚，林木较稀。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使黄河流域最早得到大规模开发，黄河流域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全国经济政治重心所在。这种早期农业文明分层而向心的花瓣结构，“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这种民族和文化的凝聚力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鲜明特色”
。
从早期文明分布、起源的空间广度来看，这里仅以我国中部地区的汉水流域为例，可以一窥中国早期文明分布之广泛、地理气候条件之丰富多样；相关材料也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气候对早期文明的重要影响。
汉水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两岸有众多支流和湖泊网络。汉水水系发源于天水市齐寿山，在陕西略阳县境内汇入嘉陵江，流长210余公里，流域面积9569平方公里。从齐寿山至礼县为上游，汉水上游的河谷盆地属于秦岭山地山间断陷盆地，由于地势平坦，水源丰富，土地肥沃，为史前及以后人类活动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早在新石器时代，汉水就形成了下游稻作区、上游水旱兼作区的格局。距今7200—6400年前，其间气候干旱（这一时期的干旱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可能促使这一区域的人类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
到距今63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汉水上游气候温暖湿润，是1万年来最适宜的时期，聚落分布密度达到史前时期的最大值。
截至2018年，汉水上游发现仰韶时期文化遗址61处
，龙山时代文化遗址51处，周代文化遗址47处
。从早期农业起源角度看，汉水流域最早的水稻遗存是在陕西的李家村何爱湾遗址发现的，距今约7700年，但这不一定是汉水流域最早的水稻遗存。
汉水流域的水稻遗存有16处，上游7处，下游9处，除了水稻遗存还有粟的遗存。
从同一区域文化层的丰富性和工具的发展程度来看，仅李家村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大溪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下王岗遗址中的每一文化层人们都发现了家猪骨骼和野猪的骨骼区别已经十分明显，这显然是因为经过了长期的饲养。这类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铲、石锄。
汉水中上游处于亚热带向温暖带过渡的区域，气候的变化影响稻作农业的兴衰与进退，当“气温升高、降雨量增加，来自汉水下游的稻作农业向上游推进，旱作农业退缩；当降温期来临，稻作文化退缩，旱作农业文化向南扩张”
。2008年《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再次强调仰韶文化在该流域的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并提示从气候变化上去寻找原因”
。气候变化对新石器文明的影响很强烈，但并不绝对，比如仰韶文化从汉水中上游对下游的控制时期，也是历史上的温暖期，因此文明发展并非完全受气候制约，即便对于生产力不发达、更容易受自然环境影响的新石器时期文明也是如此。
同时需要注意到，直到今天，汉水流域的农业生产仍然保持着下游稻作、上游水旱兼作的大体格局，这种传承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即使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社会组织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地理气候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广大地域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给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和韧性，比如在宋元之际，黄河、淮河流域农业生产因战乱遭到严重破坏，而汉江流域的农业在同一时期得到了显著发展。
以上对汉水流域早期文明的简述，是为了说明与西方文明肥沃新月地带的单一起源不同，中国文明在起源上跨越了众多气候地理区域，仅汉水上下游就分为两种农作区，并在史前时期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当然新石器时代围绕中国“四河”“四湖”产生的早期文明也和西方早期文明一样，在距今5500多年的寒冷期冲击下衰落了（有观点认为从距今1.3万年起，人类不得不多次重新学习和发展农业）。
英国历史学家约瑟夫·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考察了中国黄河下游农业文明起源，并认为“人类在这里应付的自然环境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
。黄河流域在这种自然挑战之下，哺育了中国最早具有国家形态的组织。
不止如此，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最早具有国家形态的组织可能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遗址、良渚古城及周边水利设施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成熟度和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一方面说明东方早期国家并非如西方那样形成于奴隶制时代的战争需求，而是“以水立国”；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关于黄河流域中华文明起源与核心的学说。
经过1936—2019年持续80余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今天我们已经能对良渚文化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总体来说，“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300年的中国早期文明，良渚古城是其都城”
。2007年，考古学家发现了良渚文明的“都邑”——良渚古城。之所以称之为都邑，是因为它具备完整的由内而外的宫城、王城、外郭和外围水利系统，占地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内，共发现河道51条。以良渚古城遗址作为中心的良渚文化或良渚文明最盛期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面积超过同时期的埃及文明，因此被称为“广域王权国家”
。
通过对良渚遗址附近古环境的研究，人们推测距今7000—5100年，这一地区的水位逐渐下降，部分较高的地方开始形成陆地；距今5100—4300年是这一地区的文明发祥期，今天发现的诸多良渚文化遗址即诞生于这一时期；距今4300年后水位再度升高，良渚文化也随之沉入水底。
2007年至今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表明，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相当规模的复杂水利工程。通过对良渚古城外围地区的遥感影像分析，考古学者认为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选址极为合理，以最小的工作量改造了附近山体，在山口处筑坝蓄水，发挥了“防洪、运输、调水、灌溉”
等功能。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利工程包括一系列长堤和水坝，分为四大工程群，这些建造于良渚文化早期的堤坝工程高2—7米，宽度可达20—50米，残存长度从数百米到数公里不等，建筑土方量约为260万立方米，加上古城遗址的土石方量超过1000万立方米，是埃及胡夫金字塔的近两倍，控制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这些水利工程规模可观，承载的降水量达到百年一遇。以其燕子窝-秋坞-石坞-蜂蜜弄坝群为例，坝群形成的积水盆地库容550立方米，承载降水量820毫米。
良渚文化的水利工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比古文献线索指向的大禹治水时期还要早1000多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体现了东亚湿地稻作文明的需要，与西亚两河流域蓄水灌溉的水利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的水利设施主要是以小麦灌溉为目的的水渠、水窖和池塘。良渚文化的这种拦洪水坝无论从修建还是利用的角度来看，都需要更复杂的管理方式和更强的组织能力，因此有考古学者判断，“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
。
良渚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外地木材，在轮式交通和配套道路出现之前，这些木材最有可能是通过水运方式运输过来的。在卞家山和莫角山发现的码头遗址和出土木浆佐证了良渚文化水运的发达。相关考古学者通过历时数年的发掘研究，在其考古调查报告中总结认为，“良渚人在外围兴建水利防洪设施，使整个遗址群能够趋利避害，兼得山泽之利而无水患之虞，使区域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管理，也为日后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
2019年7月6日，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良渚古城遗址”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7处世界文化遗产。此前世界主流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向上追溯到殷商时期，也就是距今3500年左右，位于黄河流域。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认为良渚文化遗址“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也改写了世界对于中国文明史的认识”。
可见，中华早期的国家政治文明是被农业发展及其水利工程的需求而“形塑”出来的；而进入此类国家形态的起点，则因为良渚古城等一系列世界公认的考古发现被提早至距今5000年左右。
中华文明起源上的特质，首先是空间上分布的广阔，覆盖了众多地理气候带，并因此产生了作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其次是早期文明的成熟度和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中国的地理气候带的生物多样性促成了早期农业社会的多样性。进入历史时期后，随着国家政治建构与稳态村社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以亚欧大陆东端中国为主的、南北两大不同文明的冲突，即北方游牧区和南方农业区的冲突，政治国家在这种延续了两千多年历史性的冲突中发生了巨大变异。
对比同时代的东西方政治国家的变迁原因可知，西方的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像一只深陷于地中海的靴子，尽得海上贸易之利，因而是商贸立国。在先后打败其商道竞争的老对手埃及和迦太基、占据北非之后，其国土围绕地中海区域呈环状，周边被武力征服的内陆则属于奴隶农作地区，在公元前后的气候温暖期，农产品增量促使其贸易成熟发展。不过，在气候寒冷化时期，当欧洲历史上被称为“日耳曼蛮族”的北方人全面南下劫掠谋生之际，环状的罗马帝国因没有防御纵深而很快陷落，欧洲此后不久进入“千年黑暗”的所谓中世纪。
但这个在欧洲演化的历史，显然不可能覆盖全世界。
在高山大海和冻土带阻隔着的东方形成的秦汉帝国却“重农抑商”，最初就是农业立国；秦初设立郡县制、秦亡却有“汉承秦制”，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别了欧洲封建制度。中国与古罗马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国土疆域状如一块巨大的饼，覆盖着中国地理的第二、三级阶梯，并且因西部内陆的多个气候带比沿海更为频繁而发生冷暖变化，不得不长期与中亚草原游牧区域形成类似地质学板块撞击式的互动。这也是自战国时期北方诸侯发动民众修长城、组建独立于天子的军队、演化为国家间的征伐的原因。
由此看中国5000年农业文明的传承之所以没有被毁灭，是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拥有庞大的“饼状”国土面积，得以对域内任何民族的农业生存方式构成防御纵深来加以保护，并因此种超越一般部族村社的共同需求而具有相对有效的国家动员体系（可追溯到早期文明的水利工程）。
因此，也可以说农业文明和“以水立国”形成的“举国体制”并非哪个帝王人为建立的，而是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的这种国家类型所内生的体制特性，正是这个特性，使中国作为政治国家延续的时间远比历史上的西方国家更长。
另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农业国家的兴衰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中国到秦实现大一统的气候背景是中国战国时期全球的寒冷化
，这导致了北部诸侯国开始修建长城，构成了沿着400毫米等降雨线的游牧/农耕两种文明的分界线
。
[1] Breasted, Henry J，“Ancient Times.A History of the Early World by James Henry Breasted”， The Art World，1918（4），p .337.
[2] Scheffler T，“‘Fertile Crescent’，‘Orient’，‘Middle East’：The Changing Mental Maps of Southwest Asia”，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2003（2），pp.253-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