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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距离前沿阵地九公里的地方躺着。昨天我们才被换防下来，而此时肚子里早已填满了菜豆煮牛肉，久违的满足感让我们感觉非常惬意。更何况还有盛满一盒的饭可以留在晚上享用，就连香肠和面包也是双份的，这种事情远离我们太久了。长着西红柿脑袋的炊事员不停地招呼，并用长柄给每一个走过的人舀一大勺的菜肴。他很苦恼该如何把炖锅清空以便用它来盛咖啡。恰登和米勒找来几只脸盆，把食物装进脸盆直到溢出来，留作储备。两个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一致，恰登单纯因为贪吃才这样做的，而米勒则是出于深谋远虑。对于恰登吃的东西究竟去哪儿了，总叫人费解，因为他从出现至今，始终都瘦得像一条鲱鱼，尽管他食欲大得惊人。
最为重要的是，烟也发了双份。每个人收到了十支雪茄、二十支纸烟和两块嚼烟，这个收获已经很可观了。我用两块嚼烟换来了卡特钦斯基那里的纸烟，这样我就有四十支纸烟了，足以供我抽一天的了。
本来我们是没想到可以收获这么多的。普鲁士人并不是那么慷慨大方，多亏了他的计算失误，我们才捞到了这么多好东西。
十四天前我们收到命令，不得不开到前线去换防。好在这一阵没有什么战事，所以军需官给全连一百五十人的生活资料都备足了，等我们回去后享用。可天有不测风云，偏偏在最后一天，我们遭到英国炮兵的袭击，无数的炮火如雨点般落在我们的阵地上，损失相当惨重，最后只有八十几个人活着回来。
昨天夜里，我们从前线撤回来，稍作安置后，倒头就睡了。正如卡特钦斯基所言，只要能好好地饱睡一觉，这战争也不算太坏。这十四天在前线，几乎每天都是睁着双眼度过的，大家都太困了。
当最早醒来的人爬出营房时，已经是正午了。半小时后，大家都拿好了自己的饭盒在炊事房前排队，饭菜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着。排在队伍最前面的自然是肚子叫得最响的：小阿尔贝特·克罗普，一个有头脑的思想者，所以才只是个一等兵；米勒，随身携带课本，梦想着考试，就连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他嘴里还念叨着物理定律；莱尔，留着络腮胡子，热衷于谈论军官妓院的家伙，他认为妓女们都应该穿丝绸衬衫，在接待上尉以上客人时应当先洗个澡；而我，保罗·博伊默尔排在第四。我们四个是同班同学，刚满十九岁便参加了志愿兵。
再往后就是我们的朋友。恰登，和我们年纪一样，是一个身材瘦小的钳工，却极为能吃，坐下吃饭的时候，身材还挺匀称，可是吃罢站起身时，却又像个身怀六甲的臭虫；海伊·韦斯特胡斯，也是同龄，挖泥煤出身，他的大手能轻松地抓住一整块面包，然后问“猜猜看，我手里抓了些什么”；德特林，这是个农民，整天只惦记着他家的土地和妻子；最后一个是施坦尼斯劳斯·卡特钦斯基，四十岁，长着一张土灰色的脸，一双蓝色的眼睛，机灵、稳重，嗅觉特别灵敏，能辨别空气和食物，是我们这伙人的头儿。
在炊事房前，我们这伙人排在长队的最前面。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因为炊事员那家伙若无其事地在那里等待着。终于，卡特钦斯基对他喊道：“海因里希，赶紧把汤勺拿出来啊，我们都看到豆子煮熟了。”
长着西红柿脑袋的炊事员睡眼蒙眬地摇了摇头，说道：“怎么就来了这么些人？等人齐了才能开饭。”
恰登咧了咧嘴，说道：“我们都到齐了。”
那炊事员依旧不开饭，他说：“你们几个是到齐了，可是其他人呢？”
“就这么些人了，其余的不是在野战医院里，就是在群葬墓地里回不来了。”
听到这句话，炊事员愣住了，语气有些变化。“可是我已经煮了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呀。”
克罗普往他腰上推了一下：“那这次，咱们该吃顿饱饭了呀，快开饭吧。”
恰登狡猾地一笑，眯着眼，凑过去低声说：“伙计呀，这么说来，面包你也领了一百五十个人的，是吧？”
炊事员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恰登抓住他的上衣：“香肠也是？”
炊事员神情木然地又点了点头。
恰登的颌骨轻颤着：“那纸烟呢？”
“都是，都是一样的。”
恰登乐得眉飞色舞。“哈哈，我们真的交好运了，我想一想，算一算——嘿，没错，恰好每个人都能够分到双份！”
炊事员这才恍然大悟：“不行，这绝对不可以。”
这时我们也激动起来，纷纷围了上去。
“怎么就不行了，你这个胡萝卜头？”卡特钦斯基喊道。
“这可是一百五十个人的东西，绝对不能让八十个人来分。”
“那我就让你看看八十个人怎么分这些东西。”米勒恶狠狠说着。
“饭菜你们可以随便吃，可是东西只能发八十人份的。”那家伙固执地说。
“这次你不应该大方点吗？你领的军粮不是八十个人的，是我们二连的，我们就是二连，这就够了。”卡特钦斯基恼火了。
我们上去动手推了推这个家伙，所有人对他都没有好感，好几次都是因为他的胆小，结果送到前线的饭菜很晚才到，已经凉了，因为他在炮火底下，不肯把锅子移近一些，所以我们负责送菜的人不得不多跑一段路。而一连的布尔克是个好伙计，他虽然胖得像只土拨鼠，可是在关键时刻，他都能亲自抬着锅到最前线的阵地上来。
我们正想把平日里的气都发泄出来，连长来了，他喝止了这场争端。问清原因后，他只轻轻说了一句：“是的，我们昨天损失惨重。”
随后他看了看锅里：“豆子看起来煮得不错。”
炊事员点了点头：“是用猪油和肉一起煮的。”
那少尉看了看我们。他清楚地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甚至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因为他来连里的时候是个下士，后来慢慢提拔上去的。
他掀开锅盖嗅了一下，边走边说：“给我送一满盘来，把那些东西都分了吧，我们应该用得上。”
“西红柿”露出一副局促不安的神情，恰登兴奋地在他边上跳起了舞。
“这根本就不需要你付出什么！搞得像军需储备都是你的一样。快动手吧，专挑肥肉吃的胖家伙，可千万别数错了。”
“你就应该被绞死！”“西红柿”气急败坏地吼道，他已经崩溃了，每当他遇到不可掌控的事情时，他就直接放弃了，但还是无奈地分发了各种东西。同时为了证明他的宽容大度，还主动地又多给每人发了半磅
人造蜂蜜。
今天真是个难得的好日子。邮件也送过来了，几乎人人都收到几封信和报纸。大家转悠到营棚后的草地上。克罗普的胳膊下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
草地的右侧建了一座方方正正的大公厕，盖了屋顶，结构非常牢固。不过这主要是新兵用的，他们还不会像我们一样尽量利用身边的东西。我们其实需要更好用的。草地上到处散落着一只只矮矮的小箱子，就是为了那个用途。箱子都很干净，用木板把四边围着，座位也舒服得很。旁边还有拉手，可以四处搬动。
我们搬来三只木箱，大家围拢着，舒适地坐着，两个小时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才懒懒地直起腰来。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们刚入伍时有多尴尬，不得不在公厕方便，可厕所又没门，二十个人像坐火车似的并排等着，从外面一眼就能看清每一张脸，毕竟当小兵的必须时刻有人监督。
在这期间，我们学会了很多，包括对这些小事情不再感到害臊。到后来，更多难为情的事我们也都习以为常了。
这儿虽然是露天，可现在上厕所全然是一种享受了。我不清楚当时的我们到底在想什么，这本就是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的事情，怎么会感到难为情呢？如果这些事不是在我们生活中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偏又觉得那么新奇，也许我们就不会那么注意它们了。对那些老油子而言，早就把它们当成理所当然的事了。
对于士兵来说，他跟胃和肠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四分之三的词汇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无论是喜悦的表达，还是愤怒的发泄，你都可以从这儿找到一种别致的韵味。要找到比它们更准确、更清楚的表达方式是不可能的。这些东西如果说给家人和老师听，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这里却是大家通用的语言。
这种强制性的公开，已经使得这些事情在我们心里恢复了它们的纯洁的本质。更何况这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就应该愉快地解决，正如玩牌时拿到一手同花顺一样的痛快。而且这里还是我们肆无忌惮地胡编乱侃的公共休息室和许多“茅坑新闻”的制造厂呢。
此时此刻的感觉要远远胜过在砌着白瓷砖的豪华厕所，那里只是卫生一些，而这里却是让人心旷神怡。
此时真是无忧无虑得令人出奇。头顶是蔚蓝色的天空，天边飘动着浅黄色的侦察气球以及高射炮弹发射后的阵阵白色烟雾。这些炮弹发射时，烟雾一束束升上天空。
偶尔从前方传来沉闷的隆隆声，像遥远的雷鸣一般，而成群的野蜂嗡嗡飞过时，又把这种声音给淹没了。
我们的脚下是一片草丛，一簇簇繁花怒放着。温柔的暖日下，洁白的蝴蝶在青草和鲜花间欢快地飞舞，轻盈地跳跃。我们嘴里叼着香烟，专心致志地阅读信件和报纸。我们把军帽放在身边的草丛里，任微风轻拂着我们的头发，抚摸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那三只箱子就放在闪着光、艳红诱人的野罂粟花中间。
我们把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盖上，这样就可以充当牌桌了。克罗普又拿出了随身带着的纸牌，这样大家更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每打完一局三人场的牌戏后，就插进一局双人玩的牌戏，时间很快便过去了。
一阵手风琴的声音随风从营棚那边飘来，我们不由得放下纸牌，向四周张望。这时便有人说“孩子们，孩子们……”或者“上次真是死里逃生……”，瞬间大家都沉默了。一种压抑的情绪油然而生，无须过多言语的表达，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今天差点就不能坐在这几只箱子上了。现在，已经很接近这个时刻了。因此，眼前的一切都显得格外鲜明、强烈，食物、纸烟、暖人的和风，甚至屁股下的几只箱子。
“谁见到过克默里希吗？”克罗普的声音打破沉默。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我说。
米勒觉得他大腿中弹，应该可以回家了。
我们决定下午去医院看望他。
“坎托雷克还写信向我们问好呢。”克罗普说着掏出了一封信。
我们相视一笑，米勒扔掉烟头说道：“我倒希望他也在这里。”
坎托雷克是我们以前的班主任，一个矮个子，为人严厉，总爱穿灰色的燕尾服，最特别的是他那张嘴，长得尖尖的，像极了老鼠。
他和被称为“克洛斯特堡的恐怖”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身材相仿。说来也奇怪，天下的不幸往往都是由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相对于身材魁梧的人来说，他们的精力更加旺盛，更不惹人喜欢。我对那些身材矮小的连长管辖的部门避而远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该死的虐待狂。
坎托雷克在体能训练课上给我们做了长篇演讲，直到大家都跟他到指挥部去报名参军。之后坎托雷克透过眼镜瞪着我们，用感人的语气说道：“你们不愿意参军吗，同志？”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
那些教师通常会把他们内心的情感收藏在背心口袋里，随时拿出来备用，上课时向人家夸赞。但在当时，我们却从未想到这一点。
我们中间有个长得胖胖的叫约瑟夫·贝姆，他脾气温和，并不情愿当兵，吞吞吐吐地有些想推脱，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就会被所有人疏远。也许还有很多人和他想法一样，只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不”，因为那时候就连父母都会说“懦夫”之类的话，那样你真没脸见人了。大家对于我们出来干什么一点也不清楚。或许普通的穷人还知道战争的危害，而家境较好、地位较高的人本来应该更能看清战争的后果，却反而盲目乐观。
卡特钦斯基断言这些人都是教育的中毒者，使他们变蠢了。他说的话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说来奇怪，贝姆是第一批阵亡者中的一个。在一次冲锋时，他的眼睛中了弹，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就把他留在了战场。其实我们也无法将他带回，因为我们自己都是仓皇逃窜回来的。后来才知道，他当时只是昏了过去，醒来后由于眼睛受了伤，痛得近乎发狂，找不到掩体躲避，没等到我们把他接回来，就被打死了。
我们自然不会把这事怪罪到坎托雷克头上。如果这种事情也要找个人承担责任，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天底下有成千上万个坎托雷克，他们一直都坚信自己做的是好事，用的也是无损自己利益的方法。
这也正是他们会失败的原因，这一点大家都亲眼所见。
而对于我们这些才十八岁的小伙子来说，他们本应是我们走向成熟，走向工作、生活、文化和进步的指导者。虽然有时我们会取笑他们，稍微捉弄他们一下，但是说到底，我们心中还是信任他们的。他们所代表的权威思想，是和深刻的洞察力与善良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贝姆的死使得这一信念破灭了。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比起他们来更为正直，而他们只会不停地叫喊，发出虚伪的声音。第一次轰炸就打破了我们的认知，他们灌输给我们的世界观彻底崩溃了。
他们仍然在写文章、在发表演讲，而我们却看到了伤员和垂死的人。尽管他们依旧在说国家是最重要的，而我们却已经知道，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与日俱增。我们畏惧死亡，但我们没有成为逃兵、没有叛变，也没有成为胆小鬼——这些词汇他们可以随便使用——我们也和他们一样热爱着我们的祖国，我们英勇地参加一次次的战役，但是我们学会了辨别是非、学会了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认清了他们所指向的世界是虚无的。于是我们对孤独的恐惧日益剧增，但我们必须孤独下去。
在我们去看望克默里希之前，早已把他途中用得上的东西收拾好了。
繁忙不堪的野战医院里始终弥漫着苯酚、脓液和汗水的气味。虽然这种气味在营房中早已闻惯了，可在这里闻到这些气味，还是有些不适应。我们四处打听克默里希的床位，他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看上去非常憔悴。他看到我们时露出虚弱的表情，既兴奋，又有点失落，因为在他昏迷的时候有人偷走了他的手表。
米勒摇了摇头说：“我早提醒过你别戴这么好的表，你总不听。”
米勒有些粗鲁，也不太精明，否则他就不会吱声了。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克默里希是不会活着走出这间大病房了。那块表能否找回，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最多也就是把它交给他的家属罢了。
“感觉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道。
克默里希低着头说：“别的倒还好，就是脚疼得很厉害。”
我们看了看他的被子。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网篓底下，被子绕在上面盖着。幸亏我及时踢了下米勒的脚跟，他差一点就把护理员告诉我们的话说了出来：克默里希已经没有脚了，他的一条腿被截掉了。
他的脸色很可怕，惨黄、苍白，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皱纹。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纹路，因为我们见过几百次了。那并不是皱纹，而是一种征兆。在皮肤下面，生命已经不再跳动了，它已被挤出了身体的界限。死神笼罩着他的双眼，皮肤下的脉搏有气无力地搏动着。我们的伙伴克默里希就躺在那里，不久前他还和我们一起烤马肉，一起蹲在弹坑里。此刻他虽然还在那里，却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看上去那么疲倦无力，他的神情呆滞而模糊，就连嗓音都显得那么沙哑凄惨。
我想起当年我们离家时的情景，他善良的母亲拖着肥胖的身体送他到火车站。她哭得泪流满面，眼睛又红又肿。克默里希为此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她太担心自己的儿子，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抓住我的胳膊，再三恳求我照顾好弗兰茨。而克默里希也确实像个孩子一般，身体也很瘦弱，四个星期的行军就把双脚磨平了。可到了战场，谁又有空照顾别人啊！
“你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弗兰茨！要是等休假，你少说也得等三四个月。”克罗普说。
克默里希点了点头。我不敢细看他的手，那双手像蜡一样。他的指甲里还有战壕里的泥土，蓝里透黑，像毒药一样。突然一个怪念头出现在我脑子里：那些指甲在克默里希死后很久还会一直长下去，像极了幽灵鬼怪般的植物。我仿佛看到这样的场景：它们像开瓶时的螺旋盖一样往上长，同时往上长的还有脑壳上的头发，一会儿就变成了青草，一堆嫩绿的青草……
“弗兰茨，我们把你的东西带来了。”米勒说道。
“把东西放床底下吧。”克默里希用手指了指床底。
米勒按他说的做了。克默里希又提起那块手表，我们该怎么安慰他，而又不让他产生怀疑啊？
米勒直起腰时，手里拿着一双飞行员穿的长筒靴。那是一双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制成的英国皮靴，很漂亮，高及膝盖，由下往上都有带子系着，是所有人都渴望拥有的东西。米勒不停摆弄着，有些爱不释手，还不停地和自己那双笨重的鞋子对比着。
“这双皮靴你也要一起带走吗，弗兰茨？”米勒问道。
大家的想法都一样，这靴子对克默里希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他就算病愈出院也只能穿一只鞋了。更何况现在的情况，把这双靴子留在这里，实在是可惜，因为只要他一死，护理员马上就会把靴子拿走。
米勒重复道：“弗兰茨，你是不是想把靴子留在这里？”
克默里希摇了摇头。这已是他最值钱的东西了。
米勒于是继续问道：“我想拿东西换这双靴子，在前线用得着它，你看怎么样？”
可是克默里希没有被说服。
我踢了米勒一脚，他才很不情愿地把靴子放回了床底下。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然后准备离开了。“好好养伤，我们该走了。”
我答应他明天早上再来。米勒也说要来，他是想着那双漂亮皮靴，想要来监视着。
克默里希突然呻吟起来，应该是发烧了。我们忙跑出去叫住一个护理员，希望他去打一针。
护理员拒绝了。“如果我们给每个人都注射吗啡，那要满满的好几桶才行啊……”
“你们只知道给军官服务。”克罗普充满敌意地说。
我赶忙去说好话，先给那护理员递了支纸烟，他接过纸烟。随后我问道：“可以给普通士兵打一针吗？”
他非常气愤地说：“都说了不可以，干吗还问我？”
我又急忙塞了几根纸烟在他手里。“请你帮个忙吧……”
“那……我去看看。”他说。
克罗普怀疑他，也跟着走了过去，要亲眼看着。我们在外面等着。
米勒还在想着漂亮皮靴的事。“那双靴子给我穿最合适不过了，我这双笨鞋又大又重，一跑起来脚上就起泡，一个接一个的。你们觉得他能拖到明天早上值班过后吗？要是他夜里就去世了，那双长筒靴不就……”
阿尔贝特这时走过来问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行了。”米勒断言说。
我们向着营房走去。我在想着如何给克默里希的母亲写那封信。我的身体像被冰冻了一样，真想马上喝杯烈酒。米勒拔了几根草塞到嘴里嚼着。突然，矮个子的克罗普把纸烟往地上一扔，使劲地用脚乱踩一通，脸上聚集着一股怨气，心烦意乱地环顾四周，然后结结巴巴地说道：“他妈的，什么玩意儿。”
我们继续走了很长时间，克罗普总算平静了下来。我们都知道，在前线，这是很多士兵都有的精神失常现象。在这里，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
“坎托雷克信里究竟说了些什么？”米勒问道。
他笑着说道：“他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三个人都苦笑了起来。克罗普继续骂骂咧咧的，在为自己还可以活着说话感到高兴。
是的，成千上万个坎托雷克就是这么想的！钢铁青年！青年！可我们这些不满二十岁的钢铁青年，还年轻吗？年轻已是过去的事了，我们都已经是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