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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从没有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这样崇拜文字，如此注重文字的书写美感。中国的方块字，最早是用来通神的，是巫术的一部分。人与人的横向交流，用语言就可以，不需要用文字。人纵向与神交流，带有私密性，不准发出声音，语言起不了作用，就用刀在龟甲上刻画，形成符号让神读懂。文字变成人与人之间横向交流的工具，是后来的事。汉字中暗藏很多道理，其实是古人在造字时，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糅了进去。所谓字字珠玑，就是说字中藏着很多玄妙之理。因此，“字”不仅值得“留”，还格外值得“恋”。
中国人看重文字，自然也看重与文字有关的东西，比如书法，比如文章。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把文章与历史相提并论。明人陈继儒言“故风雷雨露，天之灵；山川名物，地之灵；语言文字，人之灵”，把语言文字上升到神性的地位。中国人把对世界、对生命的全部认识，都集纳到自己的文字中。文字黑色的线条，纸张白色的底色，犹如阴阳二极，代表着世界的风云变幻、婉转错让，也代表着人类的喜怒哀乐、聚散离合。中国象形文字所具有“形、象、意”的功能，让拼音文字的美学意义相形见绌，这也是中国书法美学的基础。
最初，中国的文字，是以坚硬的方式镌刻在甲骨上、钟鼎上、瓦当上、玺印上，以及野外的石崖、石鼓和石碑上。简牍出现之后，文字又落在了木简和竹简之上。虽然这些文字大小方圆错落有致，粗细轻重节奏灵活，有着特殊的遒劲度和厚重感，可是由于书写者的即兴、书写工具的粗陋，这些粗粝、坚硬、随意的文字，虽被称为早期的书法，可在总体上说，只是洪荒之雄、太初之质，尚未形成系统而成熟的规范，难以充分表现文字优雅的灵性，因而不能称之为成熟的艺术形式。
蔡伦改进造纸术，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大事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更是书法诞生的前提。“蔡侯纸”的问世，让中国社会兴奋异常——中国文字终于有了相对恰当、便捷、廉价的载体了。造纸术发明之后，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进步明显，纸张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洁白细腻。与笨拙沉重的简牍以及昂贵的绢帛相比，纸如此轻盈，也如此便捷，一张纸可以容纳的字数，相当于一卷沉重的简牍。纸还便于携带，便于装订成册。并且，纸的价格也远低于绢帛，更有利于走入寻常百姓家。于是，纸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也很快取代了简牍，成为普遍的书写材料。
纸的发展很快引发了书法之风，写字如此方便，哪个书写者不愿意字更好看呢？于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书法家，也有机会成为书法家。唐《书断》中有段趣闻，说汉献帝时东莱人左伯所造的纸“妍妙辉光”，驰名一时，书法大家蔡邕非左伯纸不肯下笔。这意味着东汉的文人已感受到纸的妙处，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好纸了。
造纸术诞生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纷乱如春秋战国，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也如春秋战国——北方佛教传播，形成多地大型石刻壁画，令人惊叹；文学、绘画和书法突飞猛进，壮丽瑰玮；由道教和佛教生发的化学和数学，卓然可见，葛洪和祖冲之，一个奇思妙想，一个深入精微，建树领先于世人。此外，工程、历算、冶金等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儒释道初步融合产生的能量，甫一接触，惊天动地。佛教东传，不仅激活了社会文化，最主要的是唤醒了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万物生长，终究是一个自由。社会觉醒了，人类自觉了，为自己争自由了，生命就更有意义，也更丰富多彩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呈现的华彩，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只是乱世之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遮掩了文化和美学的光华。
文化发展是有内在规律的——中国历史，最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时代，不是汉，也不是盛唐，而是纷纭复杂、金戈不绝的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春秋战国，在大动荡中催生了先秦诸子，产生了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不仅生发了数百年的文化的繁荣期，还在大动荡中孕育着隋唐帝国的横空出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化人以全部身心拥抱字与纸的时代。人在字与纸面前变得谦逊、诚实、敬畏、大胆、富有激情，如此状态下，哪有不好的字呢？纸的出现，给笔墨以滋养，给书法以创造的空间，也规定和造就了书法的规则。纸与笔墨的关系，就像大地与人的关系，带有母性的孕育精神，贯穿着潜在的引导和指引——在纸上，文字先是蹒跚行走，随后由走变跑，由跑变成舞蹈，直至飞翔起来。原先在简牍上结结巴巴、缩手缩脚的文字，在纸上变得自由、活跃、健康，它们的一招一式，变得有造型，有节奏，有徐疾，有韵致。文字的外貌变美了，举手投足有气质了，至简至朴至深至厚，之后，架构成为造型，线条成为艺术，墨色变成永恒……书法，由于纸的助力，变得空前精进。可以说，没有纸，就很难有书法，更难有后来定型的文字。若没有纸，文字就像失去水域的垂钓者，或没有棋盘的对弈者，或失去空间的习武者。
也有一些特例，这就是诸多碑文。当南朝文人在纸上尽情抒发着情感和喟叹之时，北方民族所做的，就是将字一个个刻在石碑之上。这当中较为著名的，比如《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等，都是由人先在纸上写好，然后交给石匠刻在碑石上。在碑石上，圆笔可以刻凿成方笔，圆转可以刻凿成方折，连笔可以刻凿成断笔，轻笔可以刻凿成重笔，内圆外方，侧锋转折，撇捺郑重，钩跃施力，点画爽利，使得碑刻别有一番风韵。碑文的诸多风格，是石匠在镌刻时的印记，利落、明快、刚硬，不是笔法，不是书法，而是刀法。可是这种刀法，能创造性地改变和升华书法艺术，给书法的点画、结体、风貌以借鉴和点拨。
六朝以前的书法，基本在金石中。金，一般指材料为青铜的古代流传文物，包括上古青铜礼器及其铭文、兵器、青铜雕刻、符玺等等。石，主要指石质的文物，包括各种碑刻（如墓碑、摩崖石刻）和各种以石为材料的造像（如佛教寺院的经幢）等。在之后的日子里，当纸与笔主导的书法变得越来越柔弱之时，包括“北碑”在内的金石，可以给书法以提醒。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汉字的初心，是书法的苍茫记忆，对纸上的无骨起到警示作用。在很多时候，碑文可以视为一种瞭望，可以视为漫漫古道上的界碑和寒风，让书法得以清醒和冷静。
中国书法，在更深层次上，不仅有着哲学和文化对其的推动，还有着冥冥之中的支持。人事之初，书画同源，最早刻在龟甲、兽骨、石鼓上的文字，是画，是字，也是文章。唐人张怀瓘《书断》云：“昔庖牺氏画卦以立象，轩辕氏造字以设教，至于尧舜之世，则焕乎有文章。”此文中的“文章”，既是文字组成的文章，也是“华彩”——鸟兽的漂亮皮毛。秦汉以前，无论是甲骨文、钟鼎文，还是漆书、竹简，都仅有结构美，线条比较单调。小篆是秦始皇统一推行的字体，系李斯在大篆基础上加以整理简化而成。隶书相传是一个叫作程邈的人所创，他被始皇帝幽系于云阳狱中，覃思十年，将比较难写的篆书简化为三千字的隶书，随后将其进献。汉字的篆书像是“画”出来的，从隶书开始则成为“写”，有了笔画概念，告别了持续三千多年的具有象形含义的古文字，开创了符号化的今文字。
汉之后，书写工具有了很大改变，毛笔、竹纸、烟墨的介入，让汉字的线条变得复杂和流畅，人们的书写有了一些美学自觉。传说东汉书法家师宜官极擅长写字，将字写得很漂亮，也喜欢喝酒，喝到兴头上，常常在墙壁上题字。他的弟子梁鹄的字写得也好，深得魏武帝曹操喜爱。曹操常常在行军打仗时将梁鹄的字带在身边，有时候挂在墙上慢慢欣赏。到了晋代，由于纸张快速又无情地淘汰了简牍，写字的一系列要求，慢慢形成新的规范。随后，章草形成，这是在隶书基础上的演变。章草保留了隶书的波磔，书写速度要快很多，适应大量抄写的需要。章草的特点，是字与字之间不相连，各自独立，不过书写速度的加快限于单字范围之内，没有发展出字与字相连接的行书。
楷书的诞生，是另一种突破。“楷”字有法度、范式、楷模的意思。关于楷书鼻祖，有两种说法：一是传说中的人物王次仲，《书断》《劝学篇》《宣和书谱》《序仙记》中，都说他“以隶书作楷法”；二是钟繇。王次仲生平不详，没有留下作品，以钟繇作为楷书的创始人，似乎更有说服力一些。楷书的出现，是想成为一种标准，用以规范汉字的写法，也用来规范书法。规范和自由，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规范有利于自由，自由有利于规范。《三国志》记载钟繇和胡昭一同到河南的抱犊山拜刘德升为师，学习书法长达三年之久。之后二人书技大进，有人形容他们的书法是“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胡肥钟瘦”，意为胡昭字体较肥，钟繇字体较瘦。钟繇学成之后，先在东汉朝廷做了几任小官，后来投奔曹魏集团，以贤相和“楷书之祖”修成正果。胡昭先后拒绝了袁绍、曹操的邀请，一直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多种书籍以为胡昭的隶书，一直是天下第一。据说曹魏名臣司马懿，早年曾师从胡昭。胡昭跟师父刘德升相同的是，书法作品没有遗存。人世间最好的东西，往往具有火花的性质，璀璨过后，只剩云烟，就像生命和世界的本质一样。
至于今草，是从楷书来的，以楷书为基础，折笔比较多。虽然有争议，不过一般以为今草的鼻祖是汉末的张芝。张芝另辟蹊径，从隶书的窠臼中脱身而出，将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章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有变化的新写法，极富有独创性，被认为是今草的由来。张芝还用大开大合、跌宕起伏的笔法，以多连带转折，穿插着字形的大小变化，创造了狂草。因为有了章草、今草和狂草，中国书法进入汪洋恣肆、自由自在的境界，书法的艺术个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到了魏晋时代，王羲之弘扬了张芝的今草法，书写由横展变成了纵引，由朴拙变为妍美，由外拓变为内敛。汉字变得更优美、更灵动、更具节奏感，同时渗入了书写者审美的心绪流动，线条的抑扬顿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书法，开始进入美的自由阶段，仿佛有流水的线条、舞蹈的灵秀、音乐的起伏，书法的审美取向得到了提升。
汉字书法，汉、魏、晋、南北朝是极重要的一个阶段，中国书法的篆、隶、楷、行、草渐趋完善，隶书将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固定下来，孕育了楷书的发展，行书、草书更是在魏晋的两百年中，得到了定型和美化。魏晋之时，由于出现了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一批丰神俊朗的书法大家，汉字的书写，变成了一种自觉。“书法”作为特定的词语，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如南朝王僧虔论谢综的字为“书法有力，恨少媚好”。西晋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以书体为篇名赞美书法的文章，比如成公绥的《隶书体》、杨泉的《草书赋》、索靖的《草书状》等，表达了人们对书法的崇尚。南朝齐梁间，鉴赏、收藏和著录的风气渐渐兴起。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将晋人的书法，提到了与唐诗、宋词、元曲并重的地位。
晋，开书法之风气。之后的唐，时代拥有的雍容华贵之气和端正凛凛之风，无形地渗入书法中，并以铺天盖地、层出不穷的方式，将书法艺术推向了又一个高峰。唐代的混元气象中，草书狂放不羁，篆隶妍润端丽，行书风骨清婉，楷书端正隽秀，涌现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颜真卿、陆柬之、柳公权、杨凝式等一批书家。若是砥砺形容，褚遂良如千丈云锦，丝理秩然；智永如瑶台雪鹤，高标出群；欧阳询如神清透骨，意态精密；颜真卿如巍峨山峦，庄严正大；陆柬之如乔松倚壁、野鹤盘空；杨凝式如散僧入圣，萧疏自然；柳公权如深山道士，神气清健……
宋元之后，以青檀皮为主要成分的新型宣纸出现，毛笔改进，宣纸和毛笔更加细腻和敏感，给书法艺术注入了新的内容。毛笔与纸的结合，具有传达韵律、变动形式之特殊效能。中国文人在书写之中，慢慢认识到汉字在结构、骨骼、线条、意蕴上的美，以长短错综、左右相让、疏密相间、计白当黑、条畅茂密、矫变飞动等方式，充分表现笔墨的力量、趣味、速度、变化，展示书法的精密、遒劲、简洁、厚重、波磔、谨严、洒脱、自由和古拙。由是，书法艺术的审美主张更为完善，与中国哲学文化的审美完全融合在一起。
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就这样以自由和玄妙之气韵，一路走来：篆书如舞步，隶书如迈步，楷书如正步，行书如漫步，草书如奔跑……所到之处，落英缤纷，迷离飘扬。每一个留在纸帖上的字，都带有独特的芬芳，可视为曾经在纸上游走的灵魂，既带有时代的气息，也带有个人的体温，或者如神秘的通道，导向逝去的生命和时光。时光飞逝，随着越来越多的足迹如花朵、叶片飘落在纸张之上，艺术的厚度和密度也随之不断递增。伴随汉字灵魂游走的，还有诸多带有神秘意味的传说和故事——说是蔡邕年少时，在嵩山的一个石室里，得到了神人的传授，三年后妙得书理。之后，蔡邕把笔法传给了学生崔瑗和女儿蔡琰。蔡琰又将笔法传给了三国时的书家韦诞。韦诞死后，钟繇挖墓盗得笔法，旦夕揣摩，书法渐趋精妙，终成楷书鼻祖。钟繇又把笔法传给卫夫人，卫夫人传给王羲之，羲之传给献之，献之传给外甥羊欣，羊欣传给王僧虔。以后，书法衣钵在萧子云、智永、虞世南、欧阳询、陆柬之、张旭、李阳冰、徐浩、颜真卿之间传承，一直到晚唐的崔邈……过程如积薪传火，又像长长的铁链一样，环环相扣，紧张又松弛，隐约又神秘。更多细节，都沉于水面之下，只是零星的雪泥鸿爪，在水面之上滑翔飞过，泛起波光潋滟。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书法，不仅仅是线条艺术，还是诗歌，是音乐，是舞蹈，是抒情散文。它的使命，是“言志”，是“抒怀”，更是“悟道”。中国艺术一直讲究在更高境界上“融通”和“超越”，以“恍兮惚兮”的感觉，到达混沌的至高境界。也因此，这种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诗词、散文、小说和绘画，与音乐和舞蹈的“道”相近，更具有神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