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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之时，以黄河流域为核心，诞生了华夏文明。之后，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积蓄、发展、壮大，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茁壮成长，继续向四周扩散，主体轨迹是自北而南，并不断向东向西向北辐射。晋朝“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士族“衣冠南渡”，中华文化的中心迁徙到以金陵为中心的东南部。北方造纸技术也随之南传，江南丰富多样的造纸原料给纸张生产带来了更大的空间。纸业的兴盛，让文化传播变得更容易，在饱读诗书的士族精英的影响下，江南文化之风已明显盛过北方。
据史料所载，魏晋时代的皖南已可以生产纸张了。东晋时，徽州地区出现了洁白如玉的“凝霜纸”，宋时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曾写道：“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另据记载，魏晋时代的皖南曾生产过一种银光纸，特别洁白细腻，很适合写字。这种银光纸是不是“凝霜”，已不得而知。魏晋时代，尚没有“宣纸”的提法，那时候宣城生产的纸张，应跟江南各地的相同，属于以麻类植物为主要原料的麻纸，其中有没有楮皮或青檀皮成分，跟后来的澄心堂纸有没有关联，跟现代的宣纸是不是有相同特质，一切都不可考。
从魏晋到隋唐，造纸技术不断提高，纸品不断丰富，造纸区域不断扩大，几乎遍及全国各个地区，形成了长江中下游和关中、中原、山东、四川等中心。其中当然包括位于江南的宣州、徽州和池州。从唐朝起，造纸的重心开始向南方迁徙。各地在造纸术上精进，生产出了很多优质的纸张，随即向朝廷进贡。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都经常向朝廷进献漂亮、优质的纸张。据记载，当时出名的原生纸种，有益州的黄白麻纸，杭州、婺州、衢州、越州的藤纸，均州的大模纸，蒲州的薄白纸，宣州的宣纸，韶州的竹笺，临州的滑薄纸等。这时候的宣纸，只是众多著名的原生纸品种之一。江南之地频出好纸，是因为植物茂盛，各地都有适合造纸的树木。可以想象的是，那时候的江南各地，纸坊林立，遍地开花。当然，与民间相比，官方的造纸机构要大得多，所造纸张质量也要好很多。
“宣纸”作为专有名词出现，见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该书卷二记载说：“江东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张彦远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江东，也就是江南一带，是产好纸的地方；又进一步指出，宣纸是纸业中最为突出的。
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宣纸”作为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可见宣纸在当时的名气和质量。将上下文连起来看，这段话是讲述宣纸的拓画功能。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写道：“摹拓术晋代已有，原为拓碑所用。顾恺之有摹拓妙法，用好纸依法上蜡，拓名画不失神采笔意，这比拓碑术精致得多。”拓画所用的纸，必须是薄而透明、质地紧密的好纸，若纸质松脆，拓画必定破损。宣纸正是因为质量好，才被广泛用于拓画。“依法上蜡”是拓画的需要，其方法是经过砑光、加矾、施胶、涂蜡等工序，使生宣变为熟宣，使纸张更加密而润。
张彦远出身于唐代官宦之家，其高祖张嘉贞、曾祖张延赏、祖父张弘靖、父亲张文规等，都曾是朝廷的高官。自小的耳濡目染，使得张彦远见多识广，他对各种书画的鉴赏和认知、对各种书画材料的熟稔，非一般人可比。《历代名画记》充分体现了这位世家子弟的高妙见解。
“宣纸”作为专有名词出现的另一个版本，是明朝胡侍在《真珠船》中所记：“永徽中，宣州僧欲写《华严经》，先以沉香种楮树，取以造纸，当是制造宣纸之始。”这段话说的是唐朝年间的事，因时间已久远，事件不可考，以沉香种楮树，更具有传奇意味。
唐朝中期以后，宣城造纸在全国已有相当大的名气。《旧唐书》曾记载，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引灞水、浐河至望春楼下，汇成广运潭。玄宗登楼看新潭，韦坚聚江淮漕船数百艘，各船皆标郡名，依次前进，满载本郡特产。如广陵郡船载锦、镜、铜器、海味，豫章郡船载名瓷、酒器、茶具……其中宣城郡船载空青石、纸、笔、黄连等物。数百艘漕船中，仅宣城郡一地献奉纸与笔，足以说明当时宣城纸笔享誉天下。
唐朝时，书写法度严谨，生宣沁水性强，发墨过快，影响清晰度；绘画以工笔写实为主，讲究点与线的结合，笔笔到位，生宣同样难以体现。其时绘画材料主要是绢帛类织品，只有少部分是画在纸上的。原因是纸的特性不太稳定，也相对粗糙，相比绢帛，笔墨更易洇化。相比之下，绢帛更为细腻，对水墨不易渗化，不仅有利于体现细致明快的线条，还容易上色，宜于工笔线描或双勾填色，使色彩效果逼真自然。唐时多用熟纸，朝廷、官府还专门设了加工熟纸的作坊并配有专人。据《唐六典》和《新唐书》记载，朝廷门下省配置熟纸匠8人，中书省配置6人，秘书省配置10人，其职责就是将生宣加工成熟宣。
唐之后，一般图书、史籍、信札、经文，几乎已全部使用纸了。随着纸张质量越来越好，书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在颜真卿、柳公权、怀素等一大批书画名家把书法艺术推向新高峰的过程中，宣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书画家的部分作品，应跟宣纸有紧密关联。
宋之后，纸张逐步取代绢帛——当纸张质量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绢帛的缺陷就显示出来了，它不仅价格高，绘画成本高，还比较烦琐，需经绷绢等工序。相比之下，用纸太方便了，可以随时铺开书写。宣纸成为书画材料的主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宋朝宣州造纸的名气更大，工艺和质量处于全国一流水准。北宋诗人王令曾作《再寄满子权二首》，其二曰：“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独君诗华宜相亲。”南宋诗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神宗熙宁七年（1074）六月，“诏降：宣纸式下杭州，岁造五万番，自今公移常用纸，长短广狭毋得与宣纸相乱”。这句话意为，在宣纸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朝廷下旨，为解决宣纸供需矛盾，移宣纸工艺于外地，借以提高产量。可是宣纸生产需要特定的原料和水质，外地仿制的宣纸，质量终难达到原产地的水平。
现在宣纸的概念，在原材料上，应固定以青檀皮为主，加以一定比例的沙田稻草。其诞生时间，有人以为是元明之时，有人以为是南宋，还有人以为是北宋甚至唐朝。此中说法，各有道理。从最新研究成果来看，宣纸可以追溯到唐朝。王菊华等人所著的《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写道，1985年，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受故宫博物院委托，对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和唐代韩滉《五牛图》所用纸进行分析鉴定：《游春图》托纸原料为檀皮，可能是中唐时期的物品。《五牛图》的命纸原料为100%檀皮，当为中唐时期的用纸；背纸为20%的檀皮、80%的稻草；新托纸为50%的檀皮、50%的稻草。新托纸的质量和制造工艺与背纸相似，可能是唐朝纸，也可能是唐朝之后的纸。
从文献记载来看，元明之前，对宣纸之原料，未提及青檀皮，只说楮皮。宋代陈槱《负暄野录》称：“今中国惟有桑皮纸、蜀中藤纸、越中竹纸、江南楮皮纸，南唐以徽纸作澄心堂纸得名。”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云：“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以上资料在讲到江南诸地造纸时，都以为是楮皮，没有人提及青檀皮。
唐宋时的宣纸究竟用的什么材料，宣纸界的看法一直不同。有人以为，唐宋时的宣纸，一开始用的就是青檀皮，因为楮树和青檀二者长得很像，古人一直不加区分，将二者视为同种，选择造纸树木时，以为青檀就是能造纸的楮树，没想到“歪打正着”，造出来的纸反而更好。此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也有人认为，元朝之前，宣州造纸一直是楮皮、桑皮、青檀皮混用，只是到了明朝之后才开始专用青檀皮。明之前，传统植物学的确是楮檀不分，一直到明朝徐光启时，才将这两种很相似的植物进行鉴别，对青檀重新定义。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卷五十六》中写道：“青檀树生中牟南沙岗间，其树枝条纹细薄，叶形类枣微尖，背白而涩，又似白辛树，叶微小，开白花，结青子，如梧桐子大。叶味酸涩，实味甘酸。”
古代造纸，各地作坊对于所用材料讳莫如深，极其保密。诸多史书中很难找到记载的资料，实属正常。只可惜的是，古宣纸现在几乎无留存，已无法通过科学实验的方式来判断了。
纸张取代绢帛，也有绘画风格改变的原因——南宋之后，文人画崛起，笔墨以写意为主，不注重工笔，宣纸易渗化且有水晕墨章，可随意挥洒，与写意画一拍即合，派上了大用场。宣纸与书画，更像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宣纸成就了文人画，文人画也成就了宣纸。双方黏合在一起，一切天造地设，从此开启一段恩爱而完美的姻缘。宋元之后，文人画蔚然成风，助推了宣纸的生产和工艺的改良。
宣纸的历史，就这样空蒙而旷远。它就像一朵缥缈的云，或者悬浮于天宇上的海市蜃楼。一直到元朝之时，方有史志确认宣纸的成分是青檀皮，从而确立了宣纸的正宗地位。不管怎么说，宣纸的诞生，建立在古往今来各种纸张制造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历史上的白麻纸、黄麻纸、白绵纸、黄绵纸、狼毒纸、磁青纸、花草纸、竹纸、太史连纸、蚕茧纸、麻沙纸、罗纹纸、黄蜡笺纸、开化纸、棉连纸、毛边纸、毛太纸等等，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宣纸。宣纸的身体里，流动着各种古纸的血液，也游走着各地域纸张的灵魂。正是古往今来的无数机缘，以及对纸张意义的坚守，才成就了现代意义上的宣纸。
明朝之后，宣纸的意象变得越来越明确。尤其是清朝乾隆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宣纸定型。其纸张的质量越来越高，尺幅越来越大，帘纹越来越细，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地生产的书画纸，宣纸“一统江山”的局面已基本形成。
从宣纸的诞生、发展与沿脉来看，它是有宿命意义的，就像生生不息的老树，或者如自然和生命本身。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坚硬的物体，如石头般固化，它一直是活着的，是有灵魂的，是生生不息的。它甚至跟人一样，呼吸、吐纳、接受、成长……它一直有着前世今生，就像传说中的山野不死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