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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其代表性原著有儒学十三经，经典著作是后人所说的“四书五经”，也就是：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
《诗》《书》《礼》《易》《春秋》五经。
这是儒学的基本教材，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必读必考书目。
儒学经典之作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洋洋大观，但概括其要义，可以用舜帝创立的五个字来提纲挈领，这就是：
“仁、义、礼、智、信”五个字。
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字字珠玑，相互关联。据说它的发明者是我们的道德始祖舜帝，后来，经过董仲舒和朱熹的弘扬，广泛流传，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这五个字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但记住这五个字容易，真要搞清楚这其中每一个字的内涵，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仁是儒学中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字，它在不同的范畴里有不同的含义。
在《论语》12700个字中，“仁”字出现109次，可见仁之重要。
孔子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仁政。所谓仁政，就是要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说，如果做到了为政以德，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定居在天的中枢，而群星围绕着它。
那么什么是德？说到德就离不开道，现在我们也往往把道德两字连用。所谓道，通俗地说，就是形而上的规律，是万物发展变化所遵循的规律。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道是根本性的东西。那么德，就是指符合道之规律的规范性的要求。
为政以德的意思就是要有道，要有一个能够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治国之道，要以德治国。换言之，有道，就是要有合理的治国大纲，就是要有一个符合规律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必须深入人心，因为孔子说了，“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则不可以为道”。这说明，治国大纲和国人是息息相关的，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存在。在这方面，古今没有例外，国运昌盛之日，必是政策深入民心之时。如果不考虑治国方略的科学性，随便杜撰个理论就想宏图大展的臆想是行不通的。
有道的反面就是无道，孔子认为帮无道，就会成为“危帮”“乱帮”，孔子认为“危帮不入，乱帮不居”，为什么？就是因无道之帮难逃灭亡的厄运。20世纪阿富汗曾经有过一个塔利班政权，这个极端的宗教政权不仅支持恐怖组织，而且在统治国民方面也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在塔利班统治时期，女性不能上学，不能工作，电视台不能播放除他们所信奉宗教之外的任何节目，连播放一首外国歌曲都属大逆不道。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政权竟然把大炮对准了世界文化遗产——存在了上千年的巴米扬大佛，在全世界一片愤怒谴责声里，他们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这不可再生的大佛给炸了。这样的无道之邦当然不会逃脱灭亡的命运了。
为政以德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重教化轻刑律，这是因为如果重刑律轻教化，所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暴政，要避免出现暴政，就必须走仁政之路，通过教育尽力避免犯罪，以德化刑。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政法来诱导他们，使用刑法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
为政以德的思想是十分正确的，可惜后人对其缺少秉承，总是陷入“重刑治乱，越治越乱”的怪圈儿。其实，靠刑律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老子早就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一个无产者活着不如死了的时候，他还会怕死吗？所以孔子认为刑律的最终目的是无刑，人们都有比较好的道德规范，都遵纪守法，刑律目的就达到了。
以德治国，这是孔子所倡导的一种治国方略，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什么意思呢？是说仁的意思就是要爱众人，可以理解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
所谓亲亲为大，前一个亲是动词，亲近的意思，后一个亲是亲人。就是说你爱众人，首先要爱亲人，连亲人都不爱的人，很难想象他会真心爱别人。
孔子在刚刚脱离奴隶制的社会背景下就主张以人为本，主张人权，这对我们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个启示了。
以下两个例子就很说明问题：
例一：“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的马棚被烧了，孔子从朝堂回来，问道：“伤人了吗？”没有问马的情况。
这里有两个因素我们必须考虑，一是古代的马，就类似现在的车，好马，就如现在的奔驰、宝马、凯迪拉克。二是喂马的人在古代是下人，是奴仆，那么孔子不问马只问人，说明孔子对人的关心要胜过对马的关心。如果是现在，一个大老板的私家车库烧了，库里又是他耗资百万新买的大奔，他会像孔子那样问吗？
例二：宰我问：“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直译出来就是说：有个叫宰我的学生问孔子，一个仁人，有人告诉他，说井里掉进一个人，这个仁人会跟着跳下去吗？
这个提问很类似于现在一些刁钻的记者的提问，可孔子的回答却毫无搪塞之意，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子可以去救他，但不能盲目的陷入井里；“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就是说一个君子可能被欺骗，但不可被愚弄。
看看孔子的态度，再想想当今社会上一些人对先进人物、对劳模的冷嘲热讽甚至愚弄，的确令人深思。
为政，要不偏不倚，要中和，这就是中庸。
在政治中强调中庸，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不能相信异端邪说。孔子认为“攻乎异端，斯害也己”，一心钻研异端邪说，是十分有害的。
二是路线要端正，应该不偏不倚，尤其是用人路线，要“举直错诸枉”，不能“举枉错诸直”。群众服不服你关键看你怎么用干部，提拔正直的人在邪恶的人之上，“则民服”，提拔邪恶的人在正直的人之上，“则民不服”。
三是要“敬鬼神而远之”。鬼神，其实是宗教的范畴，为政者要敬，但不能迷，像唐太宗那样，所有宗教都一视同仁，儒、释、道，三教九流来了个大融合。
唐太宗时期，连西方最老的基督教——景教，也传入中国，唐太宗还为之写了碑文，准它盖了教堂，这便是一个政治家奉行中庸的气魄。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对自己的政事充满自信是施政前提，唐太宗海纳百川，并没影响自己的统治，却成就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如果唐太宗整日疑神疑鬼，对域外的文化草木皆兵，那么不但玄奘不可能游遍西域，连后来扶桑国的遣唐使也会被一阵军棍打回去，如此一来，也就不会有大唐盛世了。
这一思想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补充。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他把残暴的君主称为“独夫”，人民可以推翻他。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这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群众利益无小事有什么区别？所以孟子的“行仁政”主张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可惜的是孟子的这一思想在数千年的朝代更替中没能引起帝王们的重视，因此，这一思想也就仅仅是一种理想，直到清末，谭嗣同把“民贵君轻”作为他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这一思想才对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民贵君轻的思想是社会改革的一种动力，正是这种精神动力证明了儒家思想的生命力。
在儒家学说中，善是德的一种表现，它的内含十分丰富。可以理解为修行、宽容、慈悲、恩泽，等等。
与人为善一方面是善待自己，也就是“独善其身”，另一方面是善待别人，子欲立而立人，子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这一思想是典型的自律思想，儒者是通过对自己的约束进而影响社会的，正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由己及他，由此及彼，潜移默化而不强人所难。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就是说同情人的心，是仁的开端，这就是善的表现。
独善其身，怎么来独善？孔子的观点是学习，要“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见贤思齐其实是一种学习的态度和方法，具有积极的审美意义。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善于发现美，善于学习美，要择其善而从之。正如孔子所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比如我们在处理或对待一件事物时，能不能一分为二，能不能择其善而从，择不善而改，这反映了一种世界观。
讷言，就是慎言，轻易不表态。敏行就是勤于实践的意思。
孔子的这一名言也包含了几层含义：一是君子要少说多做；二是君子要勤于实践；三是君子交浅不言深。
孔子认为君子是不该乱说话的，他本人就有“四不语”，即：怪、力、乱、神。怪是怪异，力是暴力，乱是叛乱，神是鬼神。因为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往往都是些奇谈怪论，用今天的话说无非是些小道消息或市井黄段子，对此，孔子是从来不谈论的。后来，道教也借鉴了儒家这一经验，提出三不言：即朝不言梦寐，午不言杀伐，晚不言鬼神。
在朝堂做官要“讷言”，在乡为民也应该“讷言”，因为孔子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会导致其他问题的出现。孔子到周的太庙参拜，在太庙看到有个三缄其口的铜人，铜人背上有铭文，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勿多言，多言多败；勿多事，多事多患。”崇尚周代文化的孔子对此印象极深，他的君子讷言思想应该由此生来。
说到敏行，孔子是有标准的。
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哪五者呢？
孔子说：“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即“恭、宽、信、敏、惠”。
孔子认为：庄重就不会受到侮辱，宽厚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诚实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工作就会有成绩，慈惠就会很好地凝聚众人。
毛泽东同志为其女儿取名李讷、李敏，不是随意而起，是有着慈爱与期望的。一方面，他希望女儿能讷于言而敏于行，能成为孔子所说的君子；另一方面他又充满一种父亲的隐隐担忧，因为他知道一个政治家的孩子如果整天口若悬河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因此才取名讷和敏。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担心是正确的，李讷，正因为讷言，才躲过了毛远新那样的囹圄之难；而李敏正因为能自己动手，用板车拉菜、拉蜂窝煤，才没有被生活所压倒，成为一个谦谦君子，没有给父亲丢脸。
儒家学说认为“一家仁，一国兴仁”。家在儒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不可或缺。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条正大光明的道路。
如何齐家？孔子认为：“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修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说齐家最后落在了格物，什么是格物？格物就是探究事物的原理。格，是研究、推求的意思。
家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在封建社会，家族的势力十分了得，一个家族甚至抵得上一个国家，比较有名的孟尝君，他家的宾客就三千，可见这个家庭之大。那个时候，名门望族养家臣是很普遍的事，所以才有“一家仁，一国兴仁”的说法。
儒家学说对家的看重是和儒学的总体要求相一致的，这是后人批评儒家学说搞“家天下”的重要原因，其实，儒家学说所强调的是一种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它要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就是说对君子在不同的境遇有不同的要求。
要说明的是，古之家与今之家是有区别的，不能说今天谁的家庭问题处理得不好，谁就不可能成就大事。当然，一些反面的例子也能说明齐家之说的重要性，因治家不力而倒霉栽跟头的大有人在。
孝悌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发扬光大了。孝，是子对父；悌，是弟对兄，两者不是一回事，但孝与悌都是仁的具体表现。那么，什么是孝？
儒家学说的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两部分，就狭义的孝而言，其内容主要有这么几点：
子承父志，不改父之道。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就是说如果父亲死后，长期继承父亲好的思想不加以改变，可以说是尽孝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古代，社会劳动十分简单，子承父业是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这样做，后果是很可怕的，如医巫、百工、官吏，等等，这么做是当时唯一的正道。
侍父母，使父母愉悦，为父母养老送终，这一点不必多讲。就如孔子所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光宗耀祖，重祭祀。孔子对祭祀的事十分看重，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其一，为了一脉相承。一般来说，祭祀的时候要为祖先歌功颂德，这种做法本身就在弘扬祖先之道。
其二，为了使“民德归厚”，换言之就是为了凝聚人心。对于国和家来说，祭祀是头等大事，它形式上是祭祖，实质上是教育后人。
其三，继承和弘扬前人之礼。祭祀不是随意性的，它很神圣，用什么祭品、器皿都是有规定的。身份不同，祭祀的规格也不同，这是一种尊卑之礼的演习和教化。
当然，孔子对祭祀问题绝不迷信，他的思想与今人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孔子认为：“敬鬼神而远之。”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祭祀祖先的时候，好像祖先就在面前；祭神的时候，好像神就在面前。假如不参加祭祀，让人代祭，如同没祭一样。
这话说得很好，真情实意的祭祀，不是让人代烧几炷香就能解决的，这也是现在到寺庙里，不论身份高低都自己掏兜买香一样，别人买的香似乎烧不出自己的诚意。
孔子还非常瞧不起那些为了献媚去祭别人祖先的事情，他说：“非其鬼而祭之，谗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跑去烧香磕头，这是献媚的举动。
以上是孝的解释，那么什么是悌呢？悌的本意是弟弟对兄长的尊重。儒家学说之所以发明这么个提法，主要是为了符合礼，不混淆伦理，因为子对父可为孝，弟对兄就不能称为孝。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这是孔子的结论，意思是孝和悌是仁的根本。
儒家思想中的仁在家的范畴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感恩。
这从孔子的主张中可以得到结论：比如，孔子为什么要求儿子要为亡故的父母戴孝三年？这是因为孔子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就是说儿子生下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守孝这三年就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
曾经有个叫宰我的学生问孔子：“父母死亡，守孝三年，时间太长了，守一年了就可以了。”孔子就说：“你心安，你就去干吧！君子在服丧期间，食脂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所以才不去那么做，现在你感到心安了，就可以去吃肉喝酒唱歌了。”
可见，孔子并不固守教条，虽然他认为宰我这么做是“不仁”的行为，但他的态度是客观的，人应该实实在在地感恩，如果仅仅是为了做样子，那么还不如像宰我那样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感恩的思想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十分有益的思想，它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社会公德是相一致的。一个深怀感恩思想的人必定是个仁人志士，因为感恩，他就要去回报家人、回报组织、回报社会，他的道德也就会因此而变得高尚。试想一下，如果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都对纳税人有一种感恩情怀，真正把纳税人当成衣食父母，服务型政府何愁建设不好？
义和仁往往联用，孟子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也就是说，仁是内在的，义是外在的。如果把仁说成是某种理论，那么义就是忠实地践行这种理论的要求。
关于义的理解，孔子认为，“义，宜也”。这里的宜就是适宜，那么适宜什么呢？就是适宜仁的思想，如果不适宜仁的思想，那么就谈不上义了。
义，根据不同的践行原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类：即正义、仁义、忠义、孝义、礼义、信义。
正义就是循道可行。什么是道呢？“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它是形而上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道，竟能形成一个道教，一门玄学，可见道之神秘。今天我们理解道，就把它看作是规律性的东西，用新的名词来解释，道就是真理。
那么为了真理而奋斗的就是正义。
君子要正义，要如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有一种大义凛然的精神，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前面我们谈到了仁，在朝在野在家，仁有十个方面的内容，那么去践行这十个方面的内容的行为就是仁义。
仁义的主要特征是：“刚、毅、木、讷”，孔子说：做到了刚强、果断、质朴、慎言，就是接近仁了。
孔子认为，只要是仁义之事，可以不受规矩的约束，比如：“当仁，不让于师”，就是说面对仁德的事情，对老师也不谦让。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正的志士仁人，没有贪生怕死去损害仁义的，却有牺牲自己来成全仁的。为此，孔子很瞧不起好好先生，他说：“乡愿，德之贼也”，这里的乡愿，就是好好先生，德之贼就是败坏道德的人。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仁义呢？
这个问题孔子已经做了回答：
子张（孔子的学生）问孔子，怎样才能算仁义，孔子回答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孔子所说的五者是：“恭、宽、信、敏、惠。”
恭，是庄重的意思，“恭则不侮”，庄重就不会遭受侮辱。
宽，是宽厚的意思，“宽则得众”，宽厚待人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
信，是诚实的意思，“信则人任焉”，诚实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
敏，是勤敏的意思，“敏则有功”，勤敏工作就会有成绩。
惠，是慈惠的意思，“惠则足以使人”，仗义疏财，给人恩惠，就能更好地凝聚民众、指挥民众。
弄懂了仁义的内涵，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仁义之师”这杆大旗总是摇而不倒，哪怕是叛军流寇也喜欢拉大旗，作虎皮，因为无论何人，都没有理由去反仁义。
忠义这个词大家并不陌生，京剧《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就自称是忠义救国军司令。胡司令为什么要叫忠义救国军？我想他主要是想给自己戴一顶爱国的帽子。他本来是叛国，当日军的走狗，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就打出个“忠义救国”军的旗子。
胡司令虽然是个草包，但他对忠义的理解还是对的，忠义就是要对君、对国、对主人忠诚。
事君，事主，事国，忠贞不贰，尽心效力就是忠义。
我们常常所说的爱国主义，在古代就是一种忠义。
我们知道《水浒传》里的宋江，为什么把水泊梁山的大厅的牌匾给换了，把个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一字之差，含义大变，因为忠字一写，宋江的纲领变了，变得忠于国家、忠于皇帝了，所以后来便有了朝廷的招安。
我们今天研究重要的文件也不能马虎，不要小看加了个字还是变了个字，往往一字之差，路线就大相径庭，比如十三大的“中国特色”，十四大的“市场经济”，正是这几个字，标志着我们的工作方针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孝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门有一部《孝经》。所谓孝义，就是指一切循孝之举。
儒家强调由己及人，由此及彼，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之也是这样，一个不孝的人，难成忠臣义士，所以许多朝代都有“举孝廉”的做法。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社会上以尽孝闻名，那么乡绅就可以推荐，朝廷就可以选拔他做官。
古代人们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忠臣必出自孝子。所以大臣不管国事多忙，只要是父母有疾，再霸道的皇帝都要准假省亲的，因为这里有个尽孝的问题，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理由让皇帝恩准回归故里，除非告老还乡。
孔子对孝的主张并不是僵化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当孝与仁和道发生矛盾的时候，是可以大义灭亲的。所以孔子的思想充满了辩证的色彩，孔子丝毫没有四种毛病，即《论语》中所讲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毋意，是不主观凭空揣测、臆断；
毋必，是不绝对肯定；
毋固，是不拘泥固执；
毋我，是不唯我独是。
后来，尤其到了明代，一些人把孝义教条化，搞起了愚孝，这不是孔子的本意，是后人根据需要发挥出来的。
礼，简单地说就是礼节、礼仪。它由维持朝廷、社会、家庭秩序的一系列制度构成。
礼的好坏代表社会的进步程度。
孔子之所以崇尚周朝，就是因为周朝的礼很完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周朝的礼乐借鉴于夏、商两代，真是丰富多彩呀，我赞成它。”
按照先人规定的礼制去做事，就是讲礼义，否则就是失礼，为君子所不齿。
曾子曾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反省了三个问题，其中就有是不是讲信义的问题，这是因为儒家对信义问题十分看重，把它上升到了个人修养的一个很高的层次。
礼和信的问题后面还要论述，这里点到为止。
礼，是儒家学说比较崇尚的一种思想，是治国的方略，孔子说过：“上好礼，则民易使也。”礼的学问可谓博大精深，儒家经典著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巨著就是《礼记》，而《大学》《中庸》都是从《礼记》中分离出来的，因此研究儒家文化，就不能不研究礼。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礼的内涵。
按照《礼记》中的解释：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什么意思呢？
所谓礼，就是用来研究人际关系的亲疏，判断事情的嫌疑，辨别物类的异同，分辨事物的是非的。
定亲疏，是原则作用；决嫌疑，是法律作用；别同异，是归属作用；明是非，是标准作用。
我们再分析一下，儒家为什么如此重视礼？
原因之一：礼是维持等级制度的需要
国家是由等级制度构成的。国君、王侯、大夫、士，等级不同，礼节也就不同，如果没有礼的约束，一切都会没有遵循的依据，国家就会混乱。
比如，国君有国君的仪仗，大臣有大臣的规范，这种礼一直到今天仍有延续。国与国之间，接待元首，就鸣二十一响礼炮，而接待总理，则只能鸣十九响。否则，也是会出问题的。20世纪50年代，彭德怀元帅出访东欧，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了这位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将军以极高的接待规格，其中有的国家竟鸣了二十一响礼炮，这一接待上的问题后来成了彭德怀被批判的理由之一，连彭总自己都有口难辩。
礼对国家统治的维护是长久的，历史上周朝靠德治、靠礼治，历时八百载；而秦朝以刑法治国，只存二世。所以，从长远看，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原因之二：礼是维持社会关系秩序的需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规范的，如果不加以规范，社会就很难实现文明，因为文明的主要标志就是作为社会的人在合理的规范中享有他的权利。在封建社会，为了更好地使社会关系保持连续和稳定，就需要对各种相对关系的人做出规定，这就是礼。
熟读《礼记》的人多会有这样一个感受，那就是书中不厌其烦地规定了一些生活中的礼节，这在今天看来是有些繁琐，但在社会建立之初，这种规定还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今天许多生活习惯都发源于此，只是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得到了进化而已。
儒家对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亲戚之间以及朋友之间都有约束性的规范，这种规范在历史上是十分进步的，我们在世界上之所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原因之三：礼是个人立身修养的需要
孔子一直崇尚礼，他认为不知礼，就无以立身。圣人以礼教人，使人有礼，从而有别于禽兽。他有句著名的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礼提高到立身、立家、立国的高度。要求君子应该“克己复礼”。不仅在立身方面要求礼，而且从个人安危的角度，儒家也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
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称王后，那些当年和他在一起“苟富贵，勿相忘”的雇农朋友闻讯而来，也想混个一官半职。但这些穷兄弟哪里懂得官场的礼数，他们就像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蘑菇屯的那些乡亲来找石光荣一样，朴实得可爱而无奈。这些穷兄弟不懂朝中礼数，酒足饭饱之后就到处吹牛胡侃，逢人就讲：别看你们陈王现在威风八面当大王，当年和我们穷哥们一样也是锄地的。
这样一来，陈胜就十分难为情，要知道，古代的君王都希望自己是真龙天子，没有谁愿意把自己不好的出身抖搂给别人，这些穷哥们一嚷嚷，自然让陈胜的威信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陈胜当年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时，靠的是让吴广在鱼肚子里塞进一块事先用朱砂写了字的白绸子来骗取众人的信任，又让吴广半夜在灌木丛里装作狐狸叫喊“大楚兴，陈胜王”，因而，陈胜在部属面前多少是有些神秘感的。现在，这些穷兄弟把他的老底揭了出来，让陈胜很是难堪。
终于，陈胜身边的谋士看不下去了，他们向陈胜进言道：这些人整天喝酒吃肉没有关系，但总是四处乱揭您大王的老底这可不好，这些人不能留。此时的陈胜早已把“苟富贵，勿相忘”的誓言忘得精光，理由都没有找一个就把这几个人拖出去杀了。
这就是无礼则危的道理。
儒者的修养，就是丰富礼的知识，使自己彬彬有礼。
孔子认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什么意思呢？恭而不知礼法就会辛劳；谨慎而不懂礼法就会胆小怕事；勇敢而不懂礼法就会作乱；直爽而不懂礼法就会误事。孔子认为应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这说明礼是为了交流而制，是促进人与人的交流的。
原因之四：就是怡情审美的需要
人除了物质的需求外，还有一个精神需求，精神需求是一种审美需求，那么礼的作用还为了满足人们的这一需要，使人们得到怡情娱乐。
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音乐。
古代的音乐有着“宫、商、角、徵、羽”五音，五音代表不同的内容。
宫——代表君；
商——代表臣；
角——代表民；
徵——代表事；
羽——代表物。
五音不能乱，不能缺，否则就不和谐。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了协调一致。
现在，我们一些重要仪式要奏乐，这是从古代沿用下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团结和谐。就像孔子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中和，是儒者追求的一种境界。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一看礼的合理性。
礼的规定很多，可以说包罗万象，我们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分析一下礼的合理性问题：
例一：田猎的规定。
所谓田猎，是指旧时天子诸侯等例行的打猎活动。《礼记》规定：田猎不按照礼进行就是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就是灭绝残害天生之物。礼记中规定田猎要“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杀”，就是不能对猎物一网打尽，不能成群地掩杀。
《礼记·王制》中规定：“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杀胎，不夭，不覆巢。”突出强调了在昆虫还没有休眠时，不可以焚草肥田；不可以捕杀幼兽；不可以剖取禽卵；不可以杀取胎兽；不可以捕杀刚出生的鸟兽；不可以毁坏鸟兽的巢穴。
例二：关于市场的准入问题。
《礼记》中规定：“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五谷不实，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龟不中杀，不粥于市。”
可见，在周代和春秋时期，器皿不合规格的就不能上市，布帛质量不过关的不能上市，五谷不熟的不能上市，树木不成材的不能上市，禽兽鱼龟没长大的不能上市，兵器不可以上市，等等。这些规定与现在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十分相似，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继承并发展古之礼制，我们的社会发展会少走很多弯路。
对礼做出诸多规定的《礼记》，是一本影响了中国社会秩序长达数千年的不朽著作。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如：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这是根据中庸思想得出的一种人生箴言。做任何事情都要把握好一个“度”，应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傲慢之心滋长，必然会逾规逾礼；欲望得以放纵，就会得陇望蜀，铤而走险；志满必然止步，乐极便会生悲。揣摩这些名言的内涵，必须承认它们是符合辩证法的。今天，有许多人把这些话用来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就说明了这些箴言的生命力。
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
一个有修养的君子，面对财物，应该不生随便获取之心；面对危难，该赴难的时候决不苟且逃避。儒家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不属于自己应该得到的，绝不眼热心动，对不义之财要坚决拒绝，这种金钱观是值得赞扬的。
时下，有许多高官纷纷在糖衣炮弹面前落马，就是没有记住“临财勿苟得”的古训。一个有正义感、心存良知的人，在危难面前是不会苟且逃避的，见义必须勇为，要有一种浩然之气。如果对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退避三舍、苟且偷生，那么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
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规定。对于贫穷的人，不要求奉献礼品为礼；对于老年人，不要求以跪拜为礼。
礼，是发乎真情的一种表现心意的方式，要求穷人去以货财为礼，这种礼就会成为穷人的沉重负担，这样的礼不仅违背了礼的原意，而且会生出与礼相悖的情绪。
比如说，一个下岗的人，明明没有收入来养家糊口，但为了求领导帮助，却举债买些烟酒去送礼，这样的礼对于送者是负担，对于收者也是负担，礼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老年人不以筋力为礼”的规定奠定了国人尊老的道德基础。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人力车夫拉着一个老人在街上赶路这很正常，如果看到一个年轻人坐在车上，一个白发老人则在吃力地蹬着三轮车时，这个年轻的乘客就会遭到路人的白眼。这种现象就是源自《礼记》中所规定的“老者不以筋力为礼”的思想。所以，民间有一种说法，如果老年人向你下跪，对于被跪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折寿。
居丧不言乐，祭事不言凶，公廷不言妇女。
办理丧事时不要谈论诗歌，祭祀时不要谈论不吉之事，在办公的场所不要谈论妇女之事。
这样的规定都是说明必须注意语言环境的问题。生活中不难发现这样的事情，来参加别人家的丧事，却不顾人家的感受有说有笑，这样做对于死者缺乏应有的尊重，那么来吊丧还不如不来。
祭祀，是一件十分庄重的活动，应该严肃起来，这样的场合多是祝愿、祈祷之类的语言，不应该说些不吉利的话。清末代皇帝溥仪三岁登基之时，因溥仪年幼，受不了繁琐的礼仪之累，照顾他的人就说了“快完了，快完了”这样的话，令在场的王公大臣顿生不祥之感。
公廷是议政场所，在这样的地方讲一些“黄段子”，开一些诙谐的玩笑，会令人感到十分滑稽，有损公仆形象。所以，古人不仅要求公廷不言妇女，而且也要求“公事不私议”，就是说国家大事不在家内议论。可惜的是今人很难做到这一点，许多重要的大事不仅私议，而且有的就在酒桌上拍板了。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一个人对知识的涉猎毕竟有限，需要朋友间的相互启发、交流和借鉴。如果单独学习，没有朋友在一起切磋琢磨，就会学识浅薄、见闻不广。
所以，儒家不但不要求人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反而希望人们在学习的时候要注重结合实际，注重朋友间的交流学习。
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是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知识、思想是不能独享的，如果独享，再渊博的知识、再伟大的思想都会失去作用，唯有实践、交流，知识才能增加，思维才能拓展，视野才能开阔。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这样的规定对于我们来说太有必要了，非常符合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所谓“大乐必易”，是说盛大的音乐一定是平易的，这是因为，盛大的音乐绝不是给少数贵族欣赏的，它应该是全体国人的音乐。既然属于全体国人，那么就不能不考虑它的群众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否则，大乐就不是大乐。
1963年我国演出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就属于真正的大乐，它之所以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主要是因其在内容、形式、艺术上都具有贴近大众的平易特色。
“大礼必简”是说隆重的礼仪一定是俭朴的。现在，我们在举办节庆活动中，一味地求大、求洋、求阔，这不符合大礼必俭的要求。请来了明星，庆典不一定就提升了档次，自家人登台亮相，不见得庆典就不隆重，关键的问题是看庆典的内容是否得人心，看庆典的组织是否有创新。平淡中寄寓着深刻，简朴里蕴含着隆重，这是《礼记》所反映的一种朴素的审美思想。
智，就是一个儒者应具备的知识。
《论语》的第一章就是用来论述学习的，说明儒家对智的重视。
智，是通过学习得来的，孔子虽然佩服那些绝顶聪明、生而知之者，但孔子认为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他说自己“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而立，四十不感，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在智的学习上，有“五好”，即：好古、好问、好习、好师，好用。
孔子认为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是学习的首选，作为后人没有理由不去继承它。
他对自己的评价就是：“好古，敏以求学者也。”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能为《易》作传，才能讲解六艺。
孔子所崇尚的“古”，虽然主流是周代文化，但也包括“四夷”的东西，可以泛指前人的一切文化成果。
孔子认为：为了学到知识，要不耻下问。他本人为了学一些农业方面的知识，就曾经向“鄙夫”——老农请教。
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决绝不懂装懂，摆教授的架子。
他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不懂不丢人，不懂装懂是容易出丑的。
习，就是温故和演练，反复加深对知识的掌握。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不习乎”就是说老师传授的知识，有没有复习？
为了使学到的知识能够扎实，温习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这里的师是动词，是传播、教授知识的意思。
孔子从来不把知识看成是私有的东西，他一直主张知识的传播。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可见孔子学生队伍的庞大。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什么人在他这里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最早的素质教育了。
孔子注重学以致用，这体现在他的主张和实践中。
孔子五十五岁那年，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十三载，可谓辛苦坎坷。他这样做的用意一方面是想寻找一个能实现他礼治思想的国度；另一方面也是在进行一次实践考察。这十三年对孔子后来的著述影响很大，孔子的许多言论也正是在这十三年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我们在研究儒家文化中的“智”时，要明确两点：
一是在当时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孔子的学习重点只能是古典文化，但这并不影响孔子对新知识的学习，不能因此就给孔子戴一顶守旧的帽子。
二是孔子虽然主张“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但他又主张因人施教，主张“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里的“上”是指高深的大道理，中人以下，只可使由之，不能使知之。
《颜氏家训》有“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的说法，其目的也在于说明教育要因材施教。这种观点其实很好理解。在当今，如果你跑到摆地摊的婆婆那里去讲“哥德巴赫猜想”，效果会可想而知。
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当中，只有信的含义古今没有大的出入，信就是诚信。儒家学说认为信是人之本，轻诺寡信历来为君子所不齿，所以才有一诺千金之说。
信是仁、义、礼、智的具体表现形式，属于道德的范畴。尤其在法律文书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诚信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行为规范。
例如：古代有一种指腹为婚的说法，这种口头合同就必须以诚信为前提，将来反悔的一方要受到舆论谴责的。这种做法虽然不足取，但它说明了信的重要约束作用。
《论语》中提到“信”字共有38次，可见使用频率之高。
因为信是人与人关系间的一种道德标准，所以，儒家所讲的信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与其他的道德要求有着复杂的联系。
首先，信要诚其意。信与诚是相伴的，《说文解字》中对信的解释就是一个诚字。诚其意，简言之就是诚实自己的意念，这是一个人“格物致知”的必要前提。诚信是以诚为前提，只有出自“正心”才能至诚，方可为信，如果言不由衷或心生旁骛，那就无可言信了。
其次，信要忠于义。曾子说的：“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里的信，就是朋友共同遵守的道义。
孔子的学生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就是说与朋友间所守的诺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可见，儒家的信并不是无原则的信，不符合义的约定是不必去践行的，因为它不忠于义。
第三，信要发乎情。既然信是朋友之间的道德要求，那么它大都是产生在一种交情之上的。儒家并不是泛信主义，生活中的客套是不必认真的，因为这是一种客套，并不是真正的发乎情。比如有人客套说改日请你吃饭，你却死心塌地当真，饿着胃肠等这饭，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也不必骂人家言而无信，因为人家说这句话的时候就不是真心实意地要请你吃饭。
儒家强调的朋友之情亦并非泛情，孔子认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认为同正直的人交友，同信实的人交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友，便是有益的；而同谄媚奉承的人交友，同当面恭维背后毁谤的人交友，同夸夸其谈的人交友，便是有害的。也就是说，孔子是反对损者三友的。孔子把“直、谅、多闻”作为交友三要素，说明他的原则性很强，“直”是正的意思，这是人品的关键，“谅”按说文的解释就是信，而“多闻”就是要知识丰富，这是孔子所强调的“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的一贯思想。
第四，信要止乎礼。孔子一直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拘泥于某一程式，因为他“绝四”，就一点没有四种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中的“毋固”就是不拘泥固执的意思。孔子对信的要求也不拘泥固执，其标准是以礼为限，如果超出了礼的规定，那么这个信可以不讲。比如说一个人曾许诺要为朋友去死，但是按照礼的要求如果父母在就不可答应为朋友而舍身，那么这个人在尽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之后，他为了对父母尽孝而舍弃了替朋友去死，这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是第二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