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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在中华文化的长河里，儒家文化是主流，是旗帜，正因为有旗帜的飞扬和主流的激荡，中国才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文化传承唯一没有间断、文化基因保持独立完整的伟大国度，成为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研究中华文化，不能不研究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是两千多年来社会发展、演变的一种文化折射；儒家思想历久弥新，在浩浩典籍里依然光芒四射。
那么，为什么在进入了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还要重新审视儒学思想、重新翻阅“四书五经”呢？
水有源，树有根。一种文化或文化现象，也有其产生的根源，而想彻底搞清楚一种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存在，不顺藤摸瓜、不追本溯源，你就永远搞不清历史的长藤上都结了些什么果实，也弄不懂何处是黄河的巴颜喀拉。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一种科学观点，这种观点对于保持我们中华文化的连续性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科学的观点，我们虽然经历了极“左”时代所谓“文化革命”的冲击，但中华文化中核心的因素依然没有丧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儒学文化，其目的是“扬弃”，是从中汲取精华的部分作为自己的精神营养。
儒学文化，影响深远，分支甚多，历朝历代儒家文化的研究者在研究或弘扬这一文化时，不可避免地对儒学思想掺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使儒学思想体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而原来主流的孔孟思想却披上了教条、僵化的外衣。因此，我们重新审读儒学，就要忠实于原著，就要拨开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大师借儒学之名售自家之货的种种著述，还儒学、还孔孟之道以本来面目。
说到后人对孔孟之道的误解，我们不妨举例一二：
例一：“刑不上大夫”。
《礼记·曲礼上》
这句话是说大夫不按一般的刑法议罪，而是另有官刑制裁。
后来的反孔人士认为孔子不能一视同仁，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需要大批特批。其实，孔子和孟子都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孔子在任大司寇时所杀的少正卯就是鲁国的大夫，如果按照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孔子又怎么能杀掉少正卯？
针对先王制定的“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这种似乎与执法有矛盾的观点，一向谨慎认真的孔子不会不发现问题。但孔子看问题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是拘泥于文字的本意，他对《礼记》中的这一说法早就做过解释。据《孔子家语》记载，学生冉有曾问过孔子，说如果这么来规定，是不是大夫犯罪，就不可以加刑了？
孔子是这样回答的：
不然，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不谓之不廉污秽而退放，则曰簠簋不饬；有坐淫乱男女无别者，不谓之淫乱男女无别，则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谓之罔上不忠，则曰臣节未着；有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之罢软不胜任，则曰下官不职；有坐干国之纪者，不谓之干国之纪，则曰行事不请。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为之讳，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而谴发，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缚牵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
从孔子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刑对于大夫来说，主要是促其自省，要用“礼御其心”，而不是用刑来御其身。这并不是说大夫犯了罪就不能追究，真要犯了大罪，头还是要掉的，只不过让你自裁，无须五花大绑招摇过市罢了，这么做也算给大夫一个面子。这如同我们现在纪检监察部门对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所搞的“双规”（即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两指”（即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从本质上讲其目的还是为了教育干部，彰显党纪政纪的严肃性，而不是为了单纯地惩罚干部。
对于这句话中的“上”“下”二字，按照先秦以前的释义，理解为“尊”“卑”，这种解释就更好理解了。
例二：“学而优则仕”。
《论语》
笔者亲历过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当时批判孔子一个十分“反动”的观点就是读书做官论，证据当然就是《论语》中所记载的“学而优则仕”一句话。不知是当时的学者们不明白还是故意望文生义做文章，生生把这句话解释成学习好了就可以做官。
现在看来，用这样一句话来证明孔子的读书做官论无论如何是不能成立的。
古汉语中的“优”，的确有优良之意，但在此处则不同。这里的“优”是闲适从容、有余力之意，正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一语“优”之解释。这句话本来是对仗的两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思是做官了，有余力就去学习；学好了，有余力便去做官。
这句话并不是孔子所言，而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话，后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把这句话砍去前半句，再加以错误的解释用来责难孔子实在不应该。
子夏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他要说明的道理是，做官的如果有余力，就该进行学习；因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更好地做官；人学习了，如果有余力就要出来做官，因为只有做官才能更好地学有所用。
古代不同于今天，今天有个科技人员的概念，而在古代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叫官，都有俸禄有官服。子夏希望做官的人不断提高素质，希望读书人出来服务社会，这种观点就是在今天也是正确的。一个人做了高官就以为自己学识也高人一等，不需要再学习的感觉是愚蠢的；而一个满腹经纶之士，如果归隐山林消极避世，同样也是对学问的糟蹋。
例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论语》
这是被后来许多人用以攻击孔子，指责他歧视妇女的一大罪状。其实，孔子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们每个人揣摩一番后，都心知肚明，只是有些人不愿意承认罢了。
对孔子这一说法持反对意见的人其实对孔子这句话的含义在理解上出现了偏差。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词：“养。”
在孔子那个时代，“养”，并不是现在养字的含义，它的本意是“纵容、姑息”，是“长”的意思。
比如说“养虎为患”，并不是说你家里养只老虎，这老虎会成为祸患，而是指纵敌必将成为祸患。
再如“姑息养奸”，这里的“养”是扶植、助长的意思。
那么，孔子认为女子和小人不能纵容、助长，这话错了吗？这里的小人和女人都是特指，就是说在外面，对小人不能姑息迁就，在家中对女人不能助长溺爱。这话说得多么精辟！
成功男人栽倒在女色上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吉林的一个县委书记，在当地是个有口皆碑的清官，调到北京国家体育总局任一个国有公司的总经理，是个厅级干部。到北京后，一个与他保持特殊关系的女人也跟了去，要开一个公司，他就挪用了400万公款借给了这个女人，结果自己进了监狱。如果这个书记能在女人面前留一分清醒，少一分纵容，他哪里会有囹圄之祸？
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两点：其一，孔孟之道的确是好经，可惜被历朝历代一批歪嘴和尚给念坏了。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说本来是充满灵性的，却被后来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给修正得僵化教条了一样，需要进行拨乱反正。
其二，在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诠释误导了人们，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那场“批林批孔”运动，对孔孟之道的断章取义、歪曲丑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对儒家思想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