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早在七年前已有缘拜读。那是2008年3月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间隙,前往人民出版社黄书元社长办公室聊天,老朋友相见,自是兴致盎然。临别时,他指着堆满书架的人民社出版的书说:看上哪本尽管拿。当时匆匆挑了几本书,其中就有这本《探古求今说儒学》(其时的书名为《儒学笔记》)。晚上返回住处,浏览该书开头几页,竟欲罢不能,难以释手。此后几日,床头的一摞枕边书,此书常常占据最上层位置,多半是它陪伴我渐入睡乡。
一个人喜爱一本书,通常是书里内容与其心中诉求或想法具有某种呼应关系。此书让我流连,也是其中充溢“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认识和思绪。简略说来,这认识和思绪有以下几端:
其一,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维护。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数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主流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行为方式。然而,伴随一百多年前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古老天朝的大门,中国人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屈辱和欺凌。痛定思痛之际,当时的文化精英们认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是民族振兴的拦路虎和绊脚石。于是他们以壮士断腕的气概,挥舞起“打倒孔家店”的利斧,冲进历代硕儒殚精竭虑构造的儒学殿堂,把其中陈列和展示的种种思想珍品砸个稀巴烂。由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持续百年不断的“破旧立新”运动中,一步步走向土崩瓦解。尤其是“文革”横扫“四旧”的彻底清算,以及改革开放后盲目崇洋媚外思潮的反复涤荡,中华传统文化一度濒临奄奄一息的危局。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著名学者金耀基教授曾忧心忡忡地指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看不起中华文化;到了21世纪90年代,中国人已难以看见中华文化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深山老林被许多人疏远、冷落乃至抛弃之时,我读到滕贞甫先生这本认同、阐释和张扬儒家思想的《儒学笔记》。它既有空谷闻足音的惊异,更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欣喜。这在经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导、传统文化已开始被重新重视的今天,似乎乃顺天应时、顺理成章之事;但在传统文化颇受冷遇的十来年前,作者于每日繁忙政务之暇,潜入传统文化的深海,对儒学饱蕴的诸多奇珍异宝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就不能不说颇有几分先知、先行的文化自觉了。为此,当年初读这本书时,便对作者生出几分称许和敬意。
其二,对儒学思想的深思明辨。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根深枝茂,在历朝历代传承和弘扬的过程中,名家辈出,解说蜂起,分支众多,门派林立,其中既有守正开新的阐发,也有断章取义的误读,还有填塞私货的曲解。我们承继儒学遗产,必须下一番深稽博考、探本溯源的工夫,才能达到治乱反正、拨云见日之境界。作者细读儒家经典,梳理儒学要义,时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彩之论,如出自《论语·子张》里的“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曾在“文革”中被看作孔子宣扬“读书做官论”的证据而遭到口诛笔伐。作者指出:“用这样一句话来证明孔子的读书做官论无论如何是不能成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古汉语中的“优”虽含有优良、美好之意,但此处却是闲适从容,富有余力之意,正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一语“优”之含义。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论语》中的原文是对仗的两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为“做官有余力,可去学习;学习有余力,可去做官”。这句话并非出自孔子之口,而是孔子的学生子夏所言。他想说明的道理是:为官者如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更好地做官;为学者如有余力,则要出来做官,因为只有做官,才能更好地学以致用。这种观点,即便在今天看也完全是正确的。岂能砍去前半句,再加以错误的解释,张冠李戴到孔子头上并大加鞭笞!如此辨析,抽丝剥茧,语语中的,给人悦心明智之感受。书中类似这样开人眼界的论述不胜枚举,此不赘述。
其三,挖掘儒家思想的当今意义。这本《探古求今说儒学》与体系严谨的儒学教科书截然不同,也与众多谈论儒学的高头讲章判然有别。它很少类似学术规范的条条框框、很少叠床架屋的繁琐引证、很少故作高深的拿腔拿调、很少自以为是的颐指气使;它解读一部部儒家经典、剖析一位位儒学大师,多在细读原典的基础上,直指其来龙去脉和基本内涵,同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研读儒学,除致力辨析经典原意及其流变外,还常常联系当代社会实际,注重阐发儒家思想对今人的启示和意义。书中谈到儒家反对“暴殄天物”,主张“节用”“欲不可纵”等思想时,特别指出并论证了这与我们今天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谈到孔子强调“治国要‘敬事而信’、交友要‘言而有信’、为臣要‘主忠信’”,从而确立诚信为“立身之本”原则时,对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因“上下交争利”而导致假药、假货、假币、假证、假合同、假广告等泛滥成灾的现象痛加针砭,呼吁诚信建设必须纳入议事日程了。谈到孟子的名言“有恒产有恒心,无恒产无恒心”时,对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宪法决定中,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国家根本大法称颂有加。因为当一个社会中产阶级成为主流时,这个社会是最稳定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就是有“恒产”的阶级,恒产产生恒心,有“恒心”社会就不易发生动荡,同时确立“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也有助于解决多年来大量资本外流问题。如此等等论述,温故而知新,探古而求今,不仅表现出过人的见识和眼光,更显示了作者积极济世的炽热情怀。
我和滕贞甫先生以前只是神交,不久前与其相会,交谈甚欢,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出乎意料的是,这部解读儒学的著作竟是他十余年前在辽西某市挂职副市长期间,于每日夜深人静之时挑灯鏖战、孜孜以求的成果。现在他作为大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繁忙公务之余,还在小说创作苑囿里辛勤耕耘,已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和多部中短篇小说集,作品曾多次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文学圈里圈外颇获佳评。在当今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关注之时,安徽文艺出版社慧眼识珠,将《儒学笔记》易名《探古求今说儒学》修订再版,为当下方兴未艾的“儒学热”献力助兴,相信会受到读者的青睐。
《探古求今说儒学》编校之际,贞甫先生嘱为序。自知不够资格,但却之不恭,只好写下学习阅读此书时的一些零星感受,权充一台大戏开场前只言片语的报幕。读者诸君欲知这台大戏的详情,请从下一页拉开幕布开始。
2014年11月26日于合肥书香苑
(钱念孙: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