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风格的开山鼻祖

17世纪流传于英国的中国园林概念，部分是基于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的信件和旅行者的出版物，如纽霍夫等人，部分是基于英国航海家和欧洲的中国游客讲述的故事。无论是这些人，还是一些从东方归来的水手，都讲述了一些与园林相关的事情，一定是他们引入了“诗情画意”这一极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它后来成为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英国作家最热衷使用的表达。但是截至目前，从中国寄来的叙述性信件或说明中并没有出现这一表达。虽然这个词似乎显然是用来表示不规则或者信手拈来的优美图案或装饰性设计，但是人们对它的起源和确切含义有诸多猜测 。首次将这一表达引入英国园林文学的是威廉·坦普尔爵士。他用“诗情画意”来描述中国园林的不规则、复杂性。这一表达似乎引发了他的兴趣和好奇心。在其著名的《论园艺》一文中，他写道：

我所谈到的最漂亮的园林，指的仅仅是那些形态规整的园林。但是，就我所知，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完全不规整的园林，远比任何其他种类的园林更美。它们的美来自对园址中自然（景物）的独特安排，或者源自园艺设计中某种瑰奇的想象和判断：杂乱漫芜变成了风姿绰约，总体印象非常和谐可人。我曾经在某些地方看到过这种园子，但更多是听到其他一些曾在中国居住过的人们谈论。中国人思想之广阔就如他们辽阔的国家一样，丝毫不逊色于我们欧洲人。对于欧洲人而言，建筑物和植物之美主要在于布置安排的比例、对称与规整。我们的小径和树木都是按精确距离依次排列，以求相称。但是中国人却对此布置方式嗤之以鼻，他们会说，即便一个只能数到100的小男孩，也能够以他自己喜欢的长度和宽度将林荫道的树木排成直线。中国人将他们最丰富的想象力用于园艺设计，他们能够将园子建造得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但你却看不出任何人工雕琢、刻意布局的痕迹。对于这种美，尽管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观念，但是中国人却有一个专门词汇来表达这种美感：每当他们一眼看见此种美并被其触动的时候，他们就说“诗情画意”，很让人喜爱，或者诸如此类的赞叹之语。但我不建议在我们国家的园林进行此类尝试，它们对任何普通人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挑战；如果尝试成功可能会为我们增光添彩，但如果失败就会颜面扫地。这些尝试有20%的概率会失败，而一般情况下，很难出现任何巨大而明显的错误。

毫无疑问，这一观点在今天和当时一样正确，我们可以完全赞同乔治·梅森的评论。他在引用上述段落后，在《园艺设计论》（1768）中写道：

坦普尔爵士几乎没有想到，大约半个世纪内，中国人将引领自己国家的时尚品味，也没有想到国内有如此多的冒险家会充分利用他的观察，并用他们的作品来证明在这项事业上取得成功是多么困难。

近年来，中国的园林风格（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已经清楚而全面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否可以说英国人曾对其进行效仿？

乔治·梅森在同一篇文章中谈到，对“诗情画意”的崇拜可能过于狂热，不适合大众阅读。他在文章中写道：

从我们目前所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园林的总体情况来看，一个陌生人可能会认为它们是为小人国设计的。它们的树荫、池塘或岛屿是按普通人的身形设计的吗？蜿蜒曲折的小路，除了摇摇晃晃的醉汉的脚步外，没有任何足迹。然而，在园林主人的眼里，这些都是完美的中式风格，尽管唯一与此相关的是有着荒唐建筑风格的栏杆和寺庙。

乔治·梅森的评论表明，坦普尔爵士对“诗情画意”的定性绝非没有引起注意或被后人遗忘。相反，它是一粒种子，不仅在后来几位作家的作品中结出了果实，而且也体现在了许多园林中。在这些园林中，传统的规则设计与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的错综复杂性和不规则性相结合。这种效仿中国园林的尝试是有意为之，即使效仿者对中国园林的了解并不充分。

然而，与其说新的风格是由专业园艺师引入的，不如说是由杰出的哲学家和作家引入的。他们从20世纪初就开始诠释对自然的新浪漫主义态度。其中最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是安东尼·库珀，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莎夫茨伯利伯爵。在他的论文《道德家们》（1709年写就，两年后出版）中，他以热衷阐释荒野自然的形象出现。他赞美了长满青苔的岩石、未经雕饰的石窟、悬崖峭壁、湍急的瀑布以及荒野中一切壮丽而撼人心魄的美。他断言，这些代表了自然本身，也比井然有序的贵族公园更引人注目，更庄严。他是一个狂热者，对大自然极富热情，更不用说崇拜了。他称大自然是“充满爱心的，可爱的，神圣的”。但在他的书中，他并没有表示需要对园林设计进行革命。

1712年，约瑟夫·艾迪生在《旁观者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从中发现了与园林艺术更直接的联系。他宣称，任何艺术作品，无论它多么优雅和精致，都无法与那些在大自然粗犷的笔触下产生的作品相媲美。艺术的点缀和正经园艺的优雅设计在大自然的宏伟构图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他接着说：

为什么不可以通过频繁的种植将整片土地变成园林，从而使主人获得更多的利益和乐趣呢？一片长满柳树的原野，或一座遍布橡树的山峰，不仅比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地方更美丽，而且更有益。庄稼地是一片令人愉快的景色，如果能在这些田间地头的小路上花一点心思，如果草地的自然装饰能通过一些小的艺术设计得以提升和改进，如果在土壤能够给养的前提下，用树篱圈出一小块地来种植树木和花卉，一个人就能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一处漂亮的景致。

约瑟夫·艾迪生的思考意义非凡，不仅因为他的思考大致提到自然优于所有以规整布置为特征的传统园艺风格，还因为他使用了“景致”一词作为规划园林时要达到的目标或模式的定义。但是，当他谈到田野和草地可以变成美丽的风景时，他脑海中出现的可能是风景画而不是实际场景。当约瑟夫·艾迪生谴责传统园艺风格的形式主义并赞美自然时，他的观点与莎夫茨伯利的赞颂完全不同。对约瑟夫·艾迪生来说，这并非一个野性的、不受约束的大自然，而是刻意设计的自然风景，目的是让观赏者想起风景画。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般性指导或迹象，他如是介绍中国园林：

给我们介绍过中国情况的作家告诉我们，中国人在嘲笑我们欧洲的园林。这些园林是按照规则和线条布置的，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把树木摆成相等的行列和相同的形状。他们宁愿选择在这种性质的作品中表现出自己的才干，因此总是掩盖了指导自己的艺术准则。他们的语言中似乎有一个词可以用来表达园林的特殊之美，这种美使人第一眼就能勾起想象，却没有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令人愉悦的效果。相反，我们英国的园丁却不懂得顺应自然，而是喜欢尽可能地偏离自然。我们的树木呈锥状、球状和金字塔状生长。我们在每一种植物和灌木上都能看到被修剪过的痕迹。

这段话的第一部分强调了中国园林如画的不规则性，它与英国园林呆板的直线对称性和修剪整齐的形式形成对比。这显然是借用了威廉·坦普尔爵士的说法，尽管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也没有标出引用了前人的表达“这种第一眼就能勾起想象的特殊美”，但这不妨碍约瑟夫·艾迪生成为第一个全心全意宣传全新园艺风格的人。他坚定地谴责了传统的花坛式的园林，并提到中国园林是最值得效仿的例子：

我不知道我的观点是否奇怪，但就我自己而言，我宁愿看到一棵树的所有繁茂枝丫都向四周蔓散，也不愿看到它被切割和修剪成特定形状的样子。而且不得不说，一个百花盛开的果园看起来比最精巧的花坛中所有的精小迷宫都更加令人愉悦。

约瑟夫·艾迪生对传统园林风格的批评，由他在《旁观者报》中的编辑同事理查德·斯梯尔以更加尖刻的口吻提出。他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了皇室花园中的紫杉和黄杨木的怪异雕塑，这些雕塑代表着畸形的动物和人。而亚历山大·蒲柏的讥讽则尤为尖锐。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和评论家，他们这种言论必然会影响大众品味，并为新的设计流派铺平道路。但这种变化不可能立马发生，也不可能像在《旁观者报》和《园艺》杂志上那样迅速地在新的园林里产生影响。在传统园林的对称性为蜿蜒的小路、曲折的运河、拱形的桥梁、亭台楼阁，以及散落的树丛之类的设计让路之前，必须等待一定的时间。这些树丛因其如画的复杂性和人为的自然性而被称为“诗情画意”。

从这些和随后几十年的出版物来看，这种中国风（或者说“诗情画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式园林里。这些园林本身几乎没有被保存下来，此外，我们不应该高估它们在该风格总体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最初的尝试对我们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们证明了通过嫁接所谓的中国元素来更新传统园林风格的趋势的存在。

这些过渡风格的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是贝蒂·兰利著名的《新的造园原理》。这本书于1728年出版，很快就在园林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它不仅包含相当详细的文本，其中谴责了正式的园林风格，并高度赞扬了在自然中观察到的自由方式，还包含了贝蒂·兰利称之为“宏伟田园”的新风格园林的平面图。这些园林似乎有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小路，在某些情况下几乎让人想起了迷宫。人们推测，这些蜿蜒曲折的小路是有规律的不规则性的例子，贝蒂·兰利建议在这些自由和自然的园林中种植树木和设置其他元素时也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在这些混合设计中发现的新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式园林模型的启发似乎并非不可能，无论这些模式是多么不典型或被误解得有多深。

在这种过渡风格的发展过程中，另一位著名的园林专家斯蒂芬·斯怀泽也取得了相同的成就。他在171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贵族的消遣》或《园艺导论》的著作，书中呆板的、程式化的园林与自由自然的欢快魅力和无限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所提出的理论是受到了约瑟夫·艾迪生的启发，但从斯蒂芬·斯怀泽自己的实践来看，作为一个园林设计师，他并不总是敢于放弃传统的路线而运用新的理论。他的作品似乎大多具有妥协的性质，而且它们可能对后来园林设计风格的根本性革命没有做出明显的贡献。

在威廉·哈夫彭尼和约翰·哈夫彭尼兄弟备受欢迎的出版物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元素与西方建筑形式的异质性结合的典型例子，如《中国庙宇、牌坊、花园坐凳、栏杆等的新设计》（三卷，1750—1752年，1752年改名为《中国风的乡村建筑》）和《恰当装饰的中国和哥特式建筑》。从标题上看，所有这些出版物都包含各种园林建筑平面图，其中有些是相当奇妙的。作者可能获得了装饰性的中国图纸或其他细节，这些图纸曾被用于设计哥特式或巴洛克式建筑。这些所谓的中式园林建筑的中国元素，无非是一些松散的装饰物，其形式有四角带铃铛的弯曲屋顶、栏杆上的格子和类似的装饰细节，而与建筑的基本结构无关。类似的装饰图案在其他当代同类作品中或多或少也有体现，如1754年由爱德华和达利合著的《为改善当前趣味而作的中式建筑设计》，以及查斯·欧文1758年出版的《哥特式、中式和现代风格的装饰建筑》。这些插图可能没有哈夫彭尼兄弟书中的精彩，但在这里也会发现同样的对中式图案随意和无目的的修改。如果它们没有让人们看到当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盛行的中国风，那么很可能会被忽视。如果要探索英式园林早期发展与中国的联系，这些表现确实能带来一些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归为一种英国洛可可风格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