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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期盛行于西方的新园林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远东产生浓厚兴趣的产物。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种风格传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随着西方与远东地区联系日渐增强，关系日益密切，西方文化史新纪元的序幕徐徐拉开。中国古代哲学成为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的灵感来源。与此同时，中国精美绝伦的装饰艺术品被欧洲奉为艺术创作的典范。这种对远东模式的依赖在装饰艺术领域是显而易见的，而在文化领域就没这么明显了。这其中就包括园林的哲学思想。因为它太抽象，在本质上又不明确，而且这个领域的早期汉学文献已经被后来的出版物所取代；此外，欧洲建造的中式园林在18世纪日益衰败、被改建或完全毁坏，这也加快了园林艺术淡出人们视线的进程。
因此，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哲学及相关体系在欧洲知识界的传播情况是有必要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这个主题的总体背景，因为正是它们为新园林艺术的产生提供了沃土。在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传到欧洲的一些关于中国园林的描述中，可以找到说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确切证据。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创造与东方相似的氛围，而这种氛围对风景园林的逐步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部系统的儒家经典译著是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这部作品包括《大学》《论语》和《中庸》（缺《孟子》），由一群在杭州的耶稣会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最后由柏应理神父整理后在巴黎出版（加入了柏应理编写的《中华帝国年表》）。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部作品深深影响了几部类似的著作。1688年，法文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节译本）刊行，此后不久被翻译成英语和瑞典语。同年（1688），西蒙·富歇出版了《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书中不仅将这位中国圣人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圣保罗进行了比较，还将他描述为通晓古代真理的先知。将孔子与古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相比较，这一现象在这一时期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自从柏拉图式哲学家的著作被重新发现后，西方就再也没有发现同等重要的哲学体系了。
1711年，这些儒家著作连同《孟子》《孝经》和《小学》由另一位耶稣会士卫方济在布拉格出版，书名为《中华帝国六经》
。
这种出版活动在18世纪早期的几十年里盛行于英国和欧洲大陆上，使得18世纪中叶儒家文化和其所提倡的政府管理理念在欧洲人尽皆知。
在唤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方面，同一时期出版的历史专著与儒家经典译本同样重要。首先是李明于1696年出版的两卷本的《中国近事报道》（次年出现了英译本，1699年出现了德译本）。作者在书中对儒家一神论的哲学体系和它所处的伟大时代大加赞赏。他宣称“中国人连续两千年都保持着对上帝的崇拜和敬仰，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率”。这一说法遭到了索邦学院
的抗议，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最后以官方谴责李明的著作结束。但是，这场争论所掀起的巨大波澜激起了人们想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兴趣。莱布尼茨是宣扬儒家思想基本伦理重要性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他非常推崇耶稣会传教士关于这位至圣先师的研究和出版物，并敦促新教传教士努力与耶稣会抗争。在他于1697年出版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这个时代的历史》一书中，他不单称赞儒家美德，还宣称中国应该向欧洲派遣传教士，“教我们自然神学的应用和实践，就像我们派传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一样”。莱布尼茨的梦想是建立一种普世宗教，东西方的思想体系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他非常认同耶稣会传教士中所谓的“索隐派”，他们认为中国古老神话中的伏羲与古希腊的赫尔墨斯、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伯来人以诺是同一个人，尽管他们的名字各不相同。伏羲通过八卦（符号象征，这些符号构成了《易经》的基本内容）传播自己的智慧。孔子认为这部作品包含了古人智慧的精髓，莱布尼茨认为只有在数学的帮助下才能洞悉其中奥妙，这也是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问题。
然而，关于中国人智慧的哲学和宗教思辨并没有像中国的历史和民族图谱那样有如此多的受众。在巴黎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共三十四卷）一书是过去和现在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书。1702年出版了第一卷后，直到1776年才出齐三十四卷。由于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一手资料，它被广泛传播并被所有想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人研究。1711—1743年，杜赫德一直是这套丛书的主编，这也为他完成自己的历史著作做好了积累。1735年，他的著作《中华帝国全志》问世。全书共四卷，在有关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书名所示，它几乎囊括了时人已知的关于中国的所有信息，并使每个人都能获得这些丰富的史料。此书还进一步总结了儒家经典著作，如《大学》《中庸》《尚书》，以及孟子的著作。从那以后，孟子的著作与其他儒家经典一样广为人知。对于中国最早时期的传统材料，该书没有经过任何批判性筛选，而是以一种易于理解的形式呈现出来，并辅以客观描述；书中还包含当代事件，例如张诚、南怀仁随康熙皇帝巡视东北地区。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本书更具吸引力，但首先我们应该明白这本书非常符合时宜，它是在大众真正需要这样一部作品的时候出现的。因此，它被广泛传播，并在混乱的18世纪前后几十年里成为关注中国的西方人的宝贵资源。两三年内又有了法文版、荷兰文版和英文版。
杜赫德的书中收录了一部元朝戏剧的译本，正是它给了伏尔泰灵感，创作了他最成功的戏剧之一——《中国孤儿》（1755）。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该剧不仅是法国的常备剧目，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出戏之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演员们身着中国服装和中国饰品，而不是舞台上常见的传统服饰，这让观众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中国访谈》（ Entretiens Chinois ）和《风俗论》中，伏尔泰对中国的影响力进行了哲学思考。这种影响力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儒家思想体系可能会取代基督教会的教义，或者说，以理性、宽容和同情为基础的人生哲学比要求盲目信仰和顺从，以及随之而来的狂热的启示宗教，更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基础。他以儒家思想为武器，与教会的蒙昧和偏狭作斗争。与上个世纪的莱布尼茨一样，伏尔泰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中国应该派遣传教士来拯救欧洲，就像欧洲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一样。他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他从当代作家那里收集来的关于中国历史、政治、宗教的信息，从而使这些信息符合他认为的一个思想和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理想国家的概念。
伏尔泰将中国描述为理性和宽容的家园，这恰与基督教世界的偏执狂热相反。于是一群哲学家站了出来，他们的目标是进行实际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这些人就是重农学派。他们还认为中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作为西方国家的典范。这些改革者为数不多，个人能力也并不出众，但他们的理论著作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几个欧洲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介绍重农学派的著作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到中国实地考察的作家的著作对重农学派的著作影响很大。首先要说的是波瓦伏尔，他的《哲学家游记》是基于1740—1756年在东方的广泛游历所作，尽管这本书在几年后出版（1768）。
在此书中，中国被描述为世界上最幸福和最有组织的国家。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政府就是崇尚天人合一的法治政府。如出一辙的是，睿智的中国政府特别重视农业，将其作为所有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个伟大的国家，在农业的庇佑下和自由、理性的基础上，将人们在其他国家（无论是原始国家，还是文明国家）能找到的所有优势结合了起来。”
这样的说法意在引起重农学派的注意，对他们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好事。这场运动在18世纪60年代末期达到高潮，其中最重要的成员是魁奈（1694—1774）医生、米拉波侯爵（代表作有通俗作品《人民之友》等）、德·拉·维里埃尔
、杜邦（重农学派中最不屈不挠的一位，《公民历书》主编），以及波多僧正。除了这些积极的推动者之外，还有一些对该学派的一般原则和目标表示认同的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后来的财政大臣杜尔哥。
重农学派在当时的法国处于巅峰时期，其影响可谓如日中天，在农业和金融的全面改革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重农学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被纳入讨论，这也使得重农学派的影响更加广泛。
该学派的创始人是魁奈。他曾多年（1748—1764）担任蓬巴杜夫人的私人医生，后来还担任过路易十五的私人医生。然而，他的社会忧患意识似乎比他对医学的兴趣更为强烈。国王称他“思想家”并非没有道理，而他的朋友和学生有时称他为“当代孔子”。
魁奈的个性和著作无疑给周围人带来巨大影响。如果不是米拉波侯爵、杜邦、德·拉·维里埃尔和波多僧正的积极推动，他的作品也不太可能在几个国家为重农学派赢得听众。
他在国民经济领域最重要的著作是自己印制的《经济表》（据说获得了国王的资助）。但据说非常难懂，不如他论述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原则的文章有趣，比如他在1767年3月至6月期间在《公民历书》连载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
。这些文章的独立性还有待商榷，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取自塞尔吉的著作（1763—1765），而有关中国的历史数据则是从杜赫德的描述中照搬过来的。然而，从整体上看，这本著作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并揭示了一种特定的思潮。这在最后的总结性章节（第八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结论：
我们在前文中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和思想体系。中国政府是建立在知识和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并由此发展起来的。在本书中，我们忠实于旅行者和作者的叙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目睹了他们所记叙的事情，他们的智慧和品质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这些明确的事实可以作为最后一章所作总结的基础。最后一章将系统地介绍作为所有国家典范的中国学说。
正是这种自然法则成了重农学派学说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特色。魁奈指出：
自然法则包括物理的法则和道德的法则，每一种都在其特定的范围内卓有成效，并表达了自然秩序或自然法则的不同方面。这些自然秩序或自然法则应该规范人类的行为并构成所有人类组织的基础。这种秩序或基本法则必须对高层和低层，对皇帝和普通公民具有同等效力，并形成统一的要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专制国家，最高等级的官员也不会是利己主义的暴君，而是人民的慈父，是人民的符合自然法则的领导者和保护者。道德，即良好的行为，必须建立在对自然界基本神圣法则的了解之上，就像中国一贯的情况一样。在中国，按照孔子的学说，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向受教之人灌输良好公民的思想。
统治者应该记得，他的权力是为了让这些法律得到普及和应用而生的，而且遵守这些法律可以形成一条团结整个国家使其不可分割的纽带。这对统治者的利益和普通公民的利益而言同等重要。
以这些及类似的观点为出发点，重农学派还讨论了公共教育的问题。他们在著作中经常提到这个问题，也时常提及中国的情况：
因此，一个成功而持久的政府的主要目标应该跟中国政府一样，通过不断的研究来促进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因为这些自然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框架和支柱。
魁奈接着讨论了农业在一个组织良好的国家中的根本价值，以及土地、劳动分配和课税所应遵循的原则。跟同时期的其他中国爱好者一样，重农学家们认为，中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在一个按照自然规律组织的政府保护下享受特权地位的结果。因为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繁荣确实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地从土壤和水中获取的东西。因此，被称为“产品净值”的东西不仅包括农产品，而且包括从主要生存来源的剩余物中产生的所有实际利润，或者说社会的净利润与贸易组织以及主要的生产有关。
这些国民经济的原则构成了重农学派思想体系的支柱。魁奈的学生和同侪对这些原则的评价有多高，可以从米拉波侯爵在1774年魁奈去世时的讲话中看出。他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就像孔子一样热衷于寻找真理，并在部分地区发现了真理，更令人高兴的是他终于找到了真理的根，那就是纯产品——产品净值。这是重农学派思想体系的基石。”米拉波侯爵接着将儒家思想体系描述为“宗教道德的一道绚烂的彩虹”，但他补充道：“然而，最重要的是将这道彩虹固定在地球上，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所做的。他在我们共同的母亲（地球）的子宫中为这座奇妙的建筑奠定了基础，现在这座建筑永远建立在‘产品净值’上了。”
魁奈去世后，米拉波侯爵无疑是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重农学派成员。通过他与古斯塔夫三世的参赞舍费尔及其他人的大量通信可以得知，正是他将重农学派的思想传到了瑞典，以及利奥波德二世
大公爵统治下的托斯卡纳王国和卡尔·弗里德里希
公爵管辖的巴登王国。
自17世纪以来，关于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各类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欧洲，这其中就包括一定数量的远东园林的信息。利玛窦是最早根据自己的观察记录中国园林的欧洲人之一，并在这一领域打开了通往东方的大门。在澳门待了八年后，他于1601年前往北京。在北京，他很快结识了许多朋友，并对中国的风俗和生活方式有了深入的了解。他的同伴金尼阁神父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提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利玛窦提到了一座园林，园林里有奇怪的假山、深邃的石窟和在温暖的季节用于学习或娱乐的场所。他还谈到了一个迷宫，“使这个地方变得更加优雅”。因为虽然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小，但是游客却要走很长一段时间。 [1]
大约18世纪中叶以后，下一代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在中国活跃起来，也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报告中谈及对园林的观察。例如，曾德昭（谢务禄）谈到了园林布局中的许多曲径通幽之处和珍禽异兽，而20年后的柏应理则对花卉展示的不足表示了些许失望，但他同时承认“他们花园中的植被非常青翠，这能让人心生愉悦，因为用流动的河水浇灌它们很方便”。
在传播中国的知识方面，比传教士信件更重要的是纽霍夫（1655—1657年在中国旅行）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所作的详细且图文并茂的报告。1665年荷兰语版问世，1666年德语版上市，1669年发行了英语版。短时间内出现了这么多版本，可见此书在当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它生动地描述了作者所见所闻。他不仅用文字描述了这些事情，而且还相当成功地使用版画作为补充说明。尽管纽霍夫对实际问题比对艺术问题更感兴趣，但当他在几个古老的园林里看到巨大的假山时，他还是忍不住惊讶和赞叹。其中一座假山（比肩六层或七层楼）位于皮基那村的一个花园里，他显然是很用心地将其临摹下来的。这个花园在战争中被清兵破坏了一部分，因为他们不喜欢在首都以外的地方看到这样宏伟的建筑。他还提供了一些关于皇家园林中巨大假山的信息（主要是道听途说）。
这些假山有的建有几层，包含房间和大厅，部分园林种植了树木或点缀了用以观赏的瀑布。
在描述北京皇宫内的一个庭院时，他说：
蜿蜒的河流或运河（即所谓的沁水）流经庭院内的几座假山。中国人以极大的智慧用劣质材料堆起了这些山丘，并在上面铺上磨光的大理石，用草板锻打并交织在一起。山丘上种植着树木和花卉，非常整齐。贵族们往往将他们的大部分财产用于在花园和果园中建造这种假山。有一些假山上不仅挖有非常漂亮的小房间，而且还有卧室、套间和各种类型的壁橱，是中国人夏天避暑的好去处。这些地方也可作为宴会厅，供主人和客人消遣。在一座假山上有一个迷宫。这个迷宫虽然不是很大，但由于弯曲回转，水流动了两三个小时才从一扇门流出迷宫。
纽霍夫的书之所以值得多费些笔墨，是因为它有大量很容易激起欧洲园林爱好者兴趣以及想象力的内容。他所讲述的关于中国园林和奇妙假山的大部分内容确实多是道听途说，想象的成分比较大，但这并没有降低园林对西方人的重要性。夸大其词更能增加人们对这些据说存在于中国的非凡作品的迷恋，它们受到了那些对千篇一律的法式园林心生厌倦的人们的欢迎。由于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中国园林，因此人们对这些奇妙的说法几乎没有任何批评性的反驳。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反对钱伯斯的派别才开始公开对其进行反驳。
17世纪，人们丝毫不会质疑中式园林对于欧洲新式园林的典范意义。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仍然忙于收集点滴信息，它们主要来自少数欧洲旅行者和乘坐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来到欧洲的少数中国人的叙述。
在这些中国访客中，最著名的也是最早的一位便是沈福宗。他于1684年与柏应理一起抵达法国，在法国和英国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受到了两国皇室的召见
。在他之后，逐渐出现了一些中国知名访客。很明显，这些人有时也在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很难公正地估计这些当代中国的活生生代表的重要性，但他们显然不愿意减少欧洲人故事中的夸张成分，也不愿意撕开天朝对西方崇拜者来说仍然笼罩着的浪漫梦想的面纱。
[1] 1949年12月，《建筑评论》中的寺庙和“诗情画意（Sharawaggi）”专栏收录了金尼阁书中关于中国园林的内容、曾德昭《大中国志》（伦敦，1655）和《中法论著》（ China and France or Two Treatis es ），还有法国天文学家格鲁伯神父于1676年撰写的《中国现状：来自两名最近从该国回来的耶稣会士的观察》，该书已有英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