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标题所示，本书是《中国园林》的姊妹篇。希望通过本书可以“追踪”中国主流园林对18世纪后半叶欧洲园林艺术的影响，并借助图片和描述来说明园林艺术在英国、法国和瑞典的发展历程。对这一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描述时，遇到的主要难题之一是欧洲的主流园林艺术受到了各方面的影响，并与由其他灵感而生的潮流杂糅在一起，这往往会掩盖其原有的特点。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园林日渐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助力它们产生创造性力量和影响力的因素已被世人遗忘。当然，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然而，对这些问题研究得越仔细，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欧洲园林艺术及普通人文化生活的影响，且远比一个浅层次观察者所认为的重要得多。这一点不仅可以从许多早期的描述和插图中得到佐证，也从对风景园林的起源和发展变迁的热烈讨论中得到证明。在20世纪中叶和此后一段时间内，这些讨论在英国和法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人们对风景园林的热情空前高涨，使得当时的园林文献得到了高度重视。

这场争论并未得出最终结论，因此，关于风景园林的起源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源自远东的问题只能搁置下来。风景园林影响了许多不同的文化领域，以至于无法从任何一个单一的角度来考察或回答这个问题。风景园林并不是某一正式风格发展的结果，因为它并没有从其前身中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只能对园林的目标和手段、功能及其相对于其他艺术的重要性进行更彻底的重新评估。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园林艺术主要是作为建筑的支撑或附属。作为更广泛的建筑构图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园林在被真材实料地建造出来之前就已经设计好了。正是风景园林导致固有的理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人们一直认为建筑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这一论断被其他艺术分支的理论，特别是逐渐与之平分秋色的园林艺术所否定。这是因为充分开发的风景园林是一个宏伟的空间组合，不单包括建筑和雕塑元素，还有不断变化的构图。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牢记风景园林是一种理想或精神世界观念的表达，而不是一种正式的风格。它似乎是“回归自然”这一当时文化的总体趋势最明显、最具说服力的证明。20世纪上半叶，这一趋势已成为科学研究的思想动力和诗歌灵感的源泉；但更重要的是，它还引发了宗教思想的重建——对泛神论的浪漫主义追求。这种对自然的态度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助于认知新园林观的性质和特点。

对泛神论的浪漫主义追求，导致生机勃勃的、神圣的大自然取代了早期拟人化的神明或宗教符号，并将人们的思想引向一个普遍存在的神。这个神不是在人类的神龛中，而是在大自然自己创造的圣所中被崇拜。壮丽的风景画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或理想的和谐之美，以使人们能够感受到神所传达的信息。从理想或情感的角度来看，风景园林取代了教堂；以其最纯粹的形式来看，风景园林旨在传达一个完美、理想的自然。人们习惯于在大型园林中加入世外桃源或极乐世界里的建筑，有时还加入陵墓、隐居地和庙宇废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醒大家人工作品是短暂的，自然则处于永恒的自我更新中。

当我们想起一种在中国根深蒂固并与此密切相关的自然哲学时，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就更有意义了。尽管这种自然哲学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其根源深入人们的原始观念中。远在我们的历法开始之前，它就由道家的圣贤们提出来了。后来，它与一种自然神秘主义融合在一起。这种自然神秘主义往往退化为迷信，但其主流仍然对绘画艺术和园林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浪漫主义的自然哲学观主要体现在道教的神仙宫殿、佛教的西天和其他奇妙仙境当中。在早期阶段，这种哲学思想对中国的园林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些皇家园林和许多寺庙园林似乎为诗意的传说提供了生动的画面。但是，除了这种文学或宗教联系之外，中国园林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中国园林》所示）它们替代了真正的风景，并像真正的风景一样主要由“山水”构成。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表达一种可以被称为政治或宗教梦想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历史或哲学概念，但它仍然代表了创造性想象的精神现实。园林与中国的其他艺术创作一样，有其象征意义，是（像在欧洲一样）某种意义上的礼拜场所或圣地。其目的不仅仅是令人赏心悦目，也是为了使人们的心灵与自然的韵律相协调。

如果认为18世纪欧洲的业余园林爱好者对远东的文化传统有足够的了解，能够理解中国园林特有的诗意象征和哲学典故，那就太草率了，但通过传到西方的描述和插图，他们还是感受到了来自理想世界的气息。据说这个世界在中式园林中得以实现。这种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可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在这里，就像在许多相似的案例中一样，重要的是创造性的思想而不是其物质原型或起源。总而言之，传到欧洲的关于中国园林的信息，虽然不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梦幻般的，却足以作为一种刺激性的动力，或者说是通往遥远的梦想世界的路标。

它们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并以一种既随意又成功的方式转化为活生生的创作，因为它们符合一种精神需求，以及当时已被充分意识到的文化需要。这在某些欧洲国家是如何实现的，将在下文进行阐释。以上介绍性的言论只是为了呼应本书的标题。这在今天看来是必要的，但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肯定不是如此，当时人们相信中国的园林已经被欧洲悉数仿造。

在主题的选择、资料的取舍、作者表述（缺陷和局限性）等方面，本书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相信诸位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读者自然能够予以甄别。由于在筹备本书期间（1946—1948），不能前往德国和奥地利取材，而我又不愿意用二手材料来填补，这样原始材料就存在一块空白。此外，在本书的最后修订阶段，由于篇幅远超预估，不得不舍弃一些在英国、丹麦和瑞典拍摄的有趣照片。总而言之，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充分地讨论这一主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事先已经确定了本书讨论的范畴，还由于这一主题本身的性质、其多方面的延伸和些许模糊的边界。随着人们对这一主题的了解越来越深入，这些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晰。

然而，我一直在努力（也很荣幸）让照片尽可能以一种清晰和有趣的方式来支撑文字。照片可以唤起一些比形式上的主题更重要的东西，表达当下人们对园林外观和意境的看法。除了在过去三四年中拍摄的照片外，还使用了一些较早的关于园林全貌或一角的插图，这些插图现在已经部分甚至全部被毁。此外还有一些平面图、项目规划或设计图，它们也许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某些布局和建筑的原始特征，或者那些园林设计者从未实现的愿望和目标。迄今为止，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很少得以使用。它们主要收藏在瑞典，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对图纸进行彩色复刻是可行的。派帕于18世纪70年代末期在英国以及后来在瑞典绘制的大量图纸就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这些图纸现藏于瑞典皇家美术学院。除了这些，该图书馆还收藏了同一时期的一些建筑设计图。此外的设计则可以在瑞典国家博物馆、皇家档案馆、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图书馆和公共建设协会的档案中找到，也可以从这一时期的一些私人庄园的图书馆中找寻。私人庄园主的代表有戈德高德、阿德尔斯奈斯、韦尔纳斯和奥维斯霍姆。所有这些公共机构和私人庄园主都将他们的材料拿了出来供我研究和复制，在此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为了收集本书的素材，我几乎踏遍了英国、法国和瑞典。这些国家的许多地方之前都是以园林闻名的。时过境迁，有些地方依旧闻名于世，而有些地方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有的地方虽然现在只残存一些碎片或杂草丛生的废墟，但多少也能给人某种感觉，像悦耳的回声一样萦绕在我的记忆里。在其他保存完好甚至供人居住的园林里，我不仅感受到了自然之美，还收集到了研究所需的关于人们的热情好客和个人兴趣的素材。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前文所提到的国家中，我遇到了一些给予帮助及合作的人，正是他们使得我的调查和研究更为充实。很幸运能与他们谈天说地，并获取历史资料和书目信息。首先特别感谢伦敦的H.F.克拉克先生和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博士，他们帮助我仔细检查和校对英文手稿的部分内容；此外，《乡村生活》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胡赛先生和瓦尔堡研究院的维特考维尔教授分享了他们的一些独特见解。在巴黎，有幸见到了著名专家和历史学家，如玛格丽特·沙拉雅和欧内斯特·德·加奈，他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数据。加奈先生还提供了一张非常有趣的彩色幻灯片，在此特别表示感谢。其次还要感谢众多在瑞典帮助我的人，如瑞典皇家艺术学院图书馆的阿维德·贝克斯特伦博士、瑞典国家博物馆的博·吉伦斯韦德、哥德堡市立图书馆的斯蒂格·博伯格、斯德哥尔摩市立博物馆（Municipal Museum of Stockholm）馆长盖斯塔·谢林博士、园艺专家艾玛·伦德伯格女士和艾瑞克·伦德伯格教授，还有安德斯·比洛先生。他们对书中的图片进行了仔细审校，这对本书非常重要。

喜仁龙于利丁厄
195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