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园林，对于曾经居住且徜徉在这片奇妙而有趣的土地上的人来说，是个非常愉快的话题；而对于那些从未到过这个绚丽多彩的国家的人来说，又是那么陌生，充满异域风情。在远东文明和远东艺术各自独立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园林处于中间地带，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曾经甚少。因此，最早期的中国园林荒草丛生，水流干涸，之后又被农田覆盖。于是，对此的研究经常会走很多弯路，且很难形成一条清晰的初始线索，能够反映设计者艺术构想的园林小径、水流河道及各种各样的设施也难以辨别。

我分别于1922年、1929年和1935年待在远东，然而让我勇于涉足中国园林这个领域，并保持热情的正是那些独具魅力的美好回忆。我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并不是前期系统研究的成果展示，也不是受科学探索的野心直接驱使所致，而仅仅是想重拾我早年在远东的记忆，那些我保存多年的鲜活的人生经历，那些在北京的公园和苏州的园林里漫步休憩的过往。常常猛然间清晰映入脑海中的，不是组成那些园林的一个个规整的部分，而是作为整体的一种印象，一种氛围，或者说一种感受。中国园林的自然韵味与生俱来，肆意蔓延，历经岁月的侵蚀洗礼，精美的装饰多半已脱落，但仍然流露出一种盎然的生活情趣。

幸运的是，徜徉于中国园林之中时，我并未忘记携带我的相机。这架相机作为我的老朋友已跟随我40多年，游历过世界各地。它是个无价之宝，能够抓取瞬间的印象及事物内在的美，就像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偶然间用笔触画出灵感一样。正是得益于这些照片，我才能够开展工作。这些照片以视觉的形式直接体现出来，能够传达之前的文字作品所不能表现的东西，这对于本领域来说尤为重要。因此，相机对于作家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工具，在本书某些部分的成文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分析，另一部分是描述。分析的部分构成正文的基本内容，如中国园林的基本特征、组成部分等；而描述的部分则侧重于装饰部分的历史性介绍和形象描绘，以及它们对于当地人的特定意义。这两部分工作显然都是零碎的，且只是挑重要的、代表性的园林进行介绍，而不是对一些私家园林或皇家园林进行详细描述，因为无论单独介绍哪一座园林都能独立成书。作为本书第二部分的引子，我专门写了一章叫作“文学和绘画中的园林”，此章运用了很多历史材料，也引用了很多中国古代文人的文章。

有关此话题的偏艺术性的论述，《园冶》这本书前几章的摘要部分多有涉及。这是一本关于园林的重要专著，成书于明朝末期。据我所知，这是目前此领域的唯一一本专著，而且它的成书目的主要是在实践中指导园艺规划。书中还有从美学角度所作的见解和评论，由此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人的艺术追求，了解中国园林爱好者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大自然亲密和谐的无法分割的相处模式。其他有关这方面的中文书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不过我也从中采集了很多照片和历史资料，在正文和参考文献中都或多或少提到了这些书的一些细节。与此相关的西方书籍数量很少，但也扩充了我的参考书目数量，我在正文和参考文献中也都提到了它们。

一般来说，作者在前言中需要重点致谢的人应该包括：专业研究人士、慷慨相助的朋友，以及在写作过程中多多少少帮助（至少没有反对或抵制）过自己的人。但是一串这样的名单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并无多大用处，就算在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许已被遗忘。因此，我仅给自己列一个要感谢的名单，感谢这些帮助过我的默默无闻的中国人。如果这本书能够送到他们的手上，希望它能表达出我对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敬意和钦佩。仅有的两位生活在瑞典并能偶尔和我讨论、修正我书写内容的，是著名的园艺专家艾玛·伦德伯格女士和艾瑞克·伦德伯格教授。他们丰富的学术经验和深厚艺术修养，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引导。在园艺方面能有这样的朋友，真是一大幸事。

一定要感谢我的译者——唐纳德·伯顿先生，他不遗余力地把我的瑞典语版本翻译成了英文。

还要感谢很多朋友在我挑选插图的时候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资料，这里要特别点名致谢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馆长温莱先生、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的格斯塔·蒙特尔博士，以及纽约的卢先生。

喜仁龙
1948年7月于瑞典利丁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