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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所谓“无可救药的乏味”、塞内加对千篇一律带来的恶心感的哀叹都指出了无聊这一体验的关键要素——一种事情缺少意义的感觉。意识到生活的荒诞，会使人产生焦虑之感，存在主义哲学家对此进行了探究，他们也因此成为最早对意义在无聊中的作用进行系统阐释的学者之一。
存在主义的悲观先驱亚瑟·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根本现实最直接地表现为我们对于欲望的具身体验。换句话说，生活 是 欲望、奋斗和期盼。如果人生是无休止的渴望，那么我们怀有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满足；一个欲望实现了，另一个欲望又出现了，欲望本身一直存在。幸福——从欲望中解脱的片刻——永远是即将降临。幸福一旦到来，新的欲望将立刻现身。根据叔本华的说法，我们注定要长久地受苦，因为心中的欲望如流水般永不停歇。两个悲惨的选项摆在我们面前：欲望未了的痛苦，或是无欲无求的无聊。 [1]
索伦·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另一位先驱，他也将无聊同寻找或领会意义的奋斗联系起来。当无法充分地领会意义时，我们会觉得自己贫乏且无能。
在著作《非此即彼》中，克尔凯郭尔通过奉行享乐主义的叙述者之口说道：“无聊根植于虚无，虚无贯穿于存在；它带来无限的眩晕，就像凝视无限的深渊一般。”
对克尔凯郭尔观点的一种解读是，之所以“无聊是万恶之源”，恰恰因为我们寻求一切方法来避免无聊。
躲避无聊实际上是在
加强
它的束缚。如果我们没有那么渴望逃离无聊，它会将我们引向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人生目标的热切追求将成为我们的向导。
事实上，《非此即彼》下卷坚称，当我们放弃享乐主义，过一种更加合乎道德的生活时，无聊也将不再那么令人苦恼。
在试图定义无聊时，最后一个不得不提的存在主义者是马丁·海德格尔。
首先，海德格尔让我们想象自己坐在一个火车站，等待一辆晚点两个小时的列车。巡视这个火车站只能提供最肤浅的娱乐。我们有书或者可以打电话，但也只能带来片刻的消遣，很快我们就需要新的对象来转移注意力，消磨时间。海德格尔把这种情境称作
浅层的无聊
（superficial boredom），指向一个还没有到来的外部对象，或一个还没有发生的外部事件。换言之，时间变得漫长。
接着，海德格尔让我们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社交场合，某个愉快、惬意的聚会，也许是庆祝某位同事退休的聚会。我们谈论时事，交换彼此子女的最新成就或者小缺点。如果在加拿大，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讨论天气。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意识到，整个时光虽然足够欢乐，但毫无意义！也许我们颇为投入，但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投入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我们感觉自己的时间被浪费了。与这种 无聊相伴 的活动并不会和一个具体的对象或事件（例如等待一列火车）直接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无聊的第三个层面，也是对海德格尔来说最重要的一层—— 深度无聊 （profound boredom）。这种无聊不指向某一对象，也没有明确的触发点。它是永恒的，意味着一种空虚。在这种空虚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的恐怖之处。
因此，纵观历史，无聊一直与庸常生活相联系（塞内加所言的“日夜交替”）。由于没有一件事能保证让我们此刻或未来得到满足，我们每日的奋斗似乎空无意义。这就是无聊的讽刺之处。一方面，它凸显了存在本身的无意义；另一方面，它促使我们永不停歇地追求新鲜和有意义的东西——我们
希望
能够满足我们的东西。
[1] “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他的意志在努力，得到满足后又重新努力，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永远。事实上，他的幸福和快乐仅仅在于从欲望到满足，从满足到新的欲望的快速转换。因为没有满足就是痛苦， 而对新欲望的空洞渴望是倦怠，是无聊 。”（Schopenhauer, 1995, p.167，重点用黑体标明。）事实上，叔本华也曾说“人类幸福的两个敌人是痛苦和无聊”（p.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