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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图希在他精彩的著作《无聊：一部生动的历史》中，将无聊的起源追溯至古代。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也许是第一个描写无聊的人。他有感于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将无聊与恶心和厌恶联系到一起：
这样过日子有多久了？当然了，我会困，会睡，会吃，会渴，会冷，会热。这样的日子是否没有尽头？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日夜交替，四季更迭。过去的会再次到来。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东西。有时，这让我感到恶心。在很多人眼中，生活并不痛苦，但很空虚。
塞内加抱怨日复一日的重复，显然，他的悲叹听起来并不过时，让我们想到那句“太阳底下无新事”。有人可能会说，《圣经·传道书》对单调日子的哀叹要比塞内加的描述更早一些。在概述了财富和名誉带来的辉煌之后，《传道书》的叙述者说道：“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无论是塞内加还是《传道书》，两种怨语都强调了无聊的两层内涵。其一，无聊是一种负向体验；其二，它让你觉得没有意义可言，让生活看起来很空虚。图希甚至告诉我们，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一个村庄纪念了一位官员，因为他神奇地将人们从不可忍耐的无聊中解救了出来！
无聊源于对日常生活缺乏激情，这种情绪在中世纪也赫然可见。一些学者认为，现如今我们所称、所理解的无聊源自拉丁语中的acedia，该词指的是对维持禁欲生活的灵修缺乏热情——一种精神上的疲倦和怠惰，以至于葬礼等仪式也失去其意义。
无休止地重复每天的例行公事，这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正午恶魔”，它在隐居的僧侣们中间催生出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既无精打采，又焦躁不安（这一对奇怪的盟友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
塞内加和僧侣们不仅指出了单调和无目的所具有的压迫性本质，而且向我们展示出，无聊早已与我们同在，远早于狄更斯对它做出的描述。
直到19世纪中晚期，对无聊的心理学探讨才开始出现。正如我们在心理学历史中经常看到的那样，是德国人打响了第一枪。当时以人类学研究而闻名的特奥多·魏茨（Theodor Waitz）与哲学家特奥多·利普斯（Theodor Lipps）研究了德国人所说的“Langeweile”（字面意思是“半晌”）。
对魏茨来说，无聊与意识的流动有关。当一个念头引发下一个念头，我们就会对这缕思绪的终点有所期待。当这种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时，无聊便产生了，意识的流动因此出现了断点——思绪脱轨了。
利普斯则认为，无聊的产生源于一种冲突，即我们渴望“强烈的心理活动”，却又无法受到刺激。
英语世界的心理学开拓者、博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无聊也有类似的思考。高尔顿研究了被中世纪僧侣称作“正午恶魔”的焦躁的概念。高尔顿不断寻找衡量人及其行为的方法，他记录了在一场枯燥的科学讲座中坐立难安、左右摇晃的观众——这是烦躁和无聊的明显表现。在20世纪初的一次演讲中，詹姆斯哀叹道：“一种无可救药的乏味即将席卷这个世界。”
对詹姆斯来说，这种乏味和随之而来的无聊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信息在
数量
上增长，却以
质量
为代价。
这些对于无聊的早期探讨都暗示了一种不适感，即想要投入令人满足的活动，却又无能为力。它们都强调了无聊的核心：这是我们头脑空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