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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希罗多德，人们最常想到他的一个头衔就是“历史学之父”。称某人为“×××之父”通常是表示对此人的尊重和崇敬，在西方文明的脉络中，将希罗多德称为“历史学之父”则似乎是对希罗多德开创欧洲历史撰述传统的充分肯定。需要指出的是，希罗多德的这个称号并非现代学者所赐，而是来自2000年前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
阅读西塞罗《论法律》中有关希罗多德的讨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今人其实只记住了“历史学之父”这一称号，并不由自主地为希罗多德头像绘制层层光环来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却忽视了西塞罗原文中颇为复杂的态度。西塞罗当时是在讨论历史和诗歌的区别，他笔下的对话者马库斯（Marcus）说，撰述历史的标准是真理，而诗歌则旨在快乐。紧接着，马库斯说：
但在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以及塞奥彭普斯（Theopompus）的著作中，都充斥着无数编造的故事。
所以，西塞罗虽然在这里提到希罗多德是“历史学之父”，但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似乎是希罗多德实际上是“谎言之父”。在他的其他著作中，西塞罗也明确表示，希罗多德对于在吕底亚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和居鲁士（Cyrus）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含义模糊的德尔菲神谕的记述实际上也是编造的。
所以，西塞罗对希罗多德的态度远比后人设想的要复杂。
西塞罗开创的这一讨论，即希罗多德究竟是历史学之父还是谎言之父，一直持续到当代学界。我们在此不过多纠缠于这一问题，而是借助西塞罗对历史的一个理解来看“历史”在古代的定位。在上面的讨论中，马库斯提出历史的撰述标准是真理，这实际上给历史赋予了重要的原则，而一看到“真理”和“智慧”的字眼，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古希腊的另外一个传统，即哲学或者爱—智慧。那么在古希腊传统中，历史和哲学的关系真的是如西塞罗认为的这么紧密吗？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西塞罗书中提到的historia（e）源自古希腊语的ἱστορία，这也是history（意为历史）一词的来源。这个词在古希腊最初出现的时候，却被认为和智慧与真理相去甚远，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例子中看到“历史”最初的尴尬地位。第一个例子是一个报告中提到的公元前6世纪末的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毕达哥拉斯的攻击：
毕达哥拉斯，墨涅撒尔库斯之子，致力于探究（ἱστορίη，historie）远胜于其他人，在摘选所收集的著述之后，他形成了自己的智慧：博学（polumathien）却技艺拙劣。
这里的historie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历史”意涵有较大差别，基本是指从已有著作中进行筛选，从而形成智慧。遗憾的是，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这种智慧只是学得驳杂，但太过低级，这或许可被视为对“历史”的古老攻击。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这种东西太过简单，离智慧很远。亚里士多德有本书叫《诗学》，又译作《创作学》，主要讨论悲剧、史诗等。亚里士多德在这本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开启了哲学系和历史系两千多年的争执。
诗人的工作不是所说的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而依据必需率或必然率，是那种将可能发生的事。事实上，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并不在于他们的作品，如所说的押韵或不押韵的种差不同，因为希罗多德的作品即使被写成韵文来呈现，但仍是历史作品，与没有押韵的历史作品无异。但这种的种差不同，确实的是，即是所谓的，一个是已经发生的事，一个是将可能发生的事。因此之故，创作比历史更爱智慧与更为崇高。因为，创作是更具普遍性的事件，而历史，如一般所说的，为单一个体事件。普遍性事件是指，某种性质的人依据必需率或必然率，对那类事件，要说什么，要做出行动又是什么。这就是所以设定命名创作者这个名称，也是创作所寻求的目的所在。单一个体事件，则是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他已经做出的行动，或他已经受到的痛苦。
这段话讨论的主题和西塞罗的话题差不多，但是结论却截然相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创作悲剧要远比历史离智慧更近。所以，亚里士多德如果当高考志愿填报导师的话，会推荐状元们都去戏剧学院学编剧，而不是来历史系念历史。因为创作是更具普遍性的事件，而历史是单一个体事件。
普遍性的事件，是说某种性质的人依据某种必然律，他必然要做出某些行动。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必然律。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埃斯库罗斯，他留下了现存的唯一的三部曲《俄瑞斯提亚》（Oresteia），这部作品讲述的是阿伽门农一家的故事。阿伽门农是发动特洛伊战争的王，帕里斯把阿伽门农的兄弟墨涅拉奥斯（Menelaus）的爱人海伦拐跑了，阿伽门农兄弟非常生气，说他们不能受这个屈辱，要召集整个希腊的联军远征特洛伊，把海伦抢回来。但是阿伽门农之前曾经得罪过狩猎女神，狩猎女神故意刁难他，当整个希腊联军集结完毕准备远征之时，她不给联军起风，使得大军无法出征。狩猎女神告诉阿伽门农，要么他献祭他的女儿伊菲格涅亚（Iphigenia），否则就别想出征。阿伽门农陷入两难，但后来他献祭了他的女儿，大军顺利地出征，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俄瑞斯提亚》就是描述阿伽门农凯旋之后发生的事情。在第一部悲剧《阿伽门农》（Agamennon）中，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表面上满心欢喜地迎接他，但是却在阿伽门农洗澡的时候弄了一张网把他罩住，杀了他为女儿报仇。第二部剧《奠酒人》（Choephoroe），讲的是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Orestes）为父报仇。俄瑞斯忒斯知道母亲伙同情夫把父亲阿伽门农杀了，决定要为父亲报仇。所以俄瑞斯忒斯就从流放的地方回来，杀了母亲和母亲的情夫。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复仇女神》（Eumenides）则是沿着复仇的逻辑继续推进，复仇女神看到俄瑞斯忒斯杀了自己的母亲，便开始追杀俄瑞斯忒斯。阿波罗神授意俄瑞斯忒斯去雅典找雅典娜，让雅典娜给他做主。复仇女神追着俄瑞斯忒斯跑到雅典，雅典娜主张成立一个公民法庭，让大家投票来决定俄瑞斯忒斯是有罪还是无罪。投票结果1：1，而雅典娜把她自己的那一票给了俄瑞斯忒斯，判他无罪。复仇女神便威胁要诅咒雅典，让这个城邦内乱，雅典娜拿她父亲宙斯来威胁复仇女神，同时提出，如果她不诅咒雅典，就可以让她留下来接受雅典人供奉，仍然由她保护雅典的家庭和婚姻。复仇女神最后同意了，就和雅典娜达成了和解，阿伽门农一家的复仇链条终于画上了句号。
通过这三部曲，我们可以看出必然律和普遍性，即阿伽门农在得罪狩猎女神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这像链条一样的剧情，一环扣一环。虽然后面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当阿伽门农把女儿伊菲格涅亚献祭的时候，就注定了俄瑞斯忒斯会有如此下场。父杀女，妻杀夫，儿杀母，最后俄瑞斯忒斯再被复仇女神追着跑，其中就包含着必然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包含着必然律的悲剧里才体现出智慧，而历史不过是收集一些单一个体性事件。亚里士多德这里不仅提及希罗多德，还举了阿尔喀比亚德的例子。阿尔喀比亚德是雅典的一个著名将军，也是位美男子。阿尔喀比亚德曾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也曾出现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在《会饮篇》的对话中，阿尔喀比亚德仰慕苏格拉底的智慧，想以身相许来换得苏格拉底的智慧，但被苏格拉底拒绝，他说阿尔喀比亚德是想用破铜烂铁来换金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历史所记载或收集的无非就是阿尔喀比亚德的起居注，都是偶然的单一个体事件，这种信息收集得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好比我买了一个硬盘，装满电子书，就生出了一种幻觉，好像自己很有智慧一样。亚里士多德会告诉我，这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离真正的智慧差着远着呢！
通过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都在历史/探究和哲学/智慧之间做了重要区分，所以虽然今天我们把历史学的起点归于古希腊，但是这学问在最初的待遇似乎并不高。但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接下来就通过来阅读“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来正式回应这个问题，看看哲学家对于历史学的这些指责到底是不是公允。我相信，在最后读完《历史》这本书后，我们能有更为乐观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