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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每到端午节，社交媒体上总会爆发关于粽子真理的大讨论。南北方的网民自动划分为两个阵营：“甜粽党”和“咸粽党”。每年此时，我这个出生在北方，但被广州咸肉粽搞得五迷三道的人就无处可依了，我的胃似乎早已背叛了自己的籍贯。粽子突然成为我的一个问题：是在父母热心的目光下吃下甜枣粽，还是大义凛然地告诉他们，甜粽是邪教，只有鲜肉粽才是正宗，哪怕退而求其次，吃个糯米鸡也好过吃甜粽子。最后，为了维护和谐的家庭关系，我还是把到嘴边的话连同甜枣粽一起吞到肚子里。深陷口脑冲突的我突然想起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记述的一个故事。
希罗多德是古希腊的著名作家，被后人称作“历史学之父”（同时还有个“谎言之父”的“尊称”），他在《历史》一书里依照波斯崛起的线索，记了颇多有趣的事情。他记道，波斯大王大流士（Darius Ⅰ the Great）曾把希腊人和印度人叫到一起。他明知道这两个地方的人对待逝者的习俗是不一样的，希腊人在亲人去世后会进行火葬，而印度人则会吃掉亲人的遗体。大流士先问希腊人，给他们多少钱能让他们吃掉自己亲人的遗体，希腊人大惊失色，说大王怎么会有这种无礼的要求；接着，他再问印度人，给他们多少钱才能让他们烧掉逝去亲人的尸体，印度人说绝无可能。
我看了看手中的甜枣粽，又想了想希罗多德的这个故事，发出了古希腊作家品达（Pindar）的感慨：“礼法是万物之王！”我们并不能选择出生地，被父母偶然地带到这个世界后，就非常具体地生活在某个习俗共同体中，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个习俗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伦理价值观，并且精心守护甚至神圣化这些习俗和价值。但当不同的习俗和活法相遇时，我们才突然发现，原来天底下的神圣性并不只有一种。
为了维系一个北方家庭的价值观，我不得不承认甜粽是神圣的，但是我的口舌和肠胃却很真实地提出抗议：“我们要咸粽。”好像是在习俗背后，有一个更本真的身体在向我证明，习俗不是最高的，在习俗之上是存在真理的，那就是咸粽更符合人体的自然需求！面对身体诚实的声音，我的脑袋却不敢如此确认。因为咸粽可能只是适合我一个人的身体需求，对于其他偏爱咸粽的同道中人，我并不能确定他们究竟是出于习俗的规训还是遵循了身体的自然。
甜咸党之争经过希罗多德的过渡，瞬间变得严肃起来，成为一个深刻的理论话题。其实，习俗不仅仅涉及吃粽子或是对待逝者的态度，而且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上到国家的政治制度，下到早餐的甜/咸豆花选择，希罗多德实际上将人类生存的根本处境揭示了出来，并且加以深入的理论探讨。他在讲述大流士上台的故事时，还记述了一场宫廷辩论，即波斯应该采取哪种统治方式：平等的秩序还是寡头统治，抑或一人统治？三种统治方式其实是在选择构建秩序的不同道路，而要做出选择，就必须搞清楚每种道路背后的道理是什么，以及有没有一种更符合秩序构建逻辑的统治方式。
如果回到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我们会发现这也并非他老人家的独创，当时的希腊思想界都在探索此类问题：人性究竟是怎样的？人是否应该像动物一样遵循力量逻辑建立强权的统治秩序？人类的各种道德原则和法律规定是否是在束缚人性？正义是否就是强者的利益？智者们、哲学家们都在做出自己的分析，而希罗多德用自己的“探究”参与了对这些永恒问题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希罗多德的《历史》就不只是记述了木乃伊的三种做法、斯基泰人用自残来哀悼国王之类的奇闻逸事以及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恢宏战争，他将自己的著作提升到了凝视人性和人类秩序本原的高度，使之成为“经典”。
经典之为经典，不只是因为年岁长，比如说并不是所有用古希腊语写成的作品都具有同样的分量，大众常常念及的还是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一些悲剧作家。真正的经典是那些直面人与世界的根本议题，并能够充分展示出这些议题的复杂性的作品。虽然历史情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仍能穿越时空从经典文本中读到切身性和亲缘性。当下的我们或许已经不再认可不同时代的经典给出的最终方案，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仍需和经典作品中探讨的那些永恒议题一同生活，从经典作品中汲取养料，并努力给出自己的探索方案。
除了作品自身的力度之外，经典之为经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后世的影响。或者说，一旦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重量级的经典作品，后面的文明进程往往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无论是继承还是革新，都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之上进行。从这个视角来看，古代希腊的文明形态决定性地塑造了西方文明的走向，一些母题会在不同的时段反复出现。比如，希罗多德记述的希波战争，特别是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历经两千多年的沿革，今天在希腊被视为自由与公民精神的象征，跑马拉松甚至成为今天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主流运动之一；俄狄浦斯、安提戈涅更是成为现代学者和思想家笔下的热门人物；希腊的政治观念也成为现代大众政治的基石。
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以至于我们都不应该问“为什么读书要读经典”这种问题。如果非要做出回答，那就是阅读经典关涉人文教育的总体目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最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曾经区分过三种教育：第一种是职业教育，即学习一门谋生的技能，以便日后能够进入某个行当，满足日常需要以过上小康生活。对教育的这种理解恐怕是今天大部分人的想法，但是柏拉图说，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会遇到下面这种情况：在某个行当内做得特别好的人，有时却会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甚至违背城邦习俗和人伦底线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们并不会说这个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第二种是政治的教育，即在城邦中知道如何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能够有能力积极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为城邦勇于承担公民的职责，成为政治人。在柏拉图看来，能够做到这一点勉强可以说接受过教育。第三种才是最理想的教育，那就是通过教育将人培养为好人，或者说卓越的人。在这种教育中，人不仅是合格的公民，还能通过理性的努力，向智慧靠近，成为拥有完满德性的人。
如果我们接受柏拉图关于教育的三重区分，那么阅读经典著作至少在后两层的意涵上会极大地帮助我们进行自我教育。通过与经典作家的直接对话，我们可以在文本的细读中思考人与政治社会的核心议题，体悟重大问题的复杂与深奥，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以更加平和稳健的态度知人论世。在这个意义上，阅读经典是人文教育艰难的捷径，从根本上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加通透。
对此，2019年过世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他的《西方正典》一书中有一段话，非常准确地讲出了这层意涵：
西方最伟大的作家们颠覆一切价值观，无论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不少学者要求我们在柏拉图或《以赛亚书》中找到我们的道德和政治观的根源，但他们和我们所处的现实脱了节。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吹嘘了半天经典，实际上是为了人为地先行给这本小书的内容做拔高和抛光。您看到的这本书主要是借希罗多德的眼睛来看古代地中海世界，包括古代波斯、埃及、希腊乃至亚欧北部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不仅如此，还要借希罗多德的眼睛来看人类兴衰背后的道理，看不同习俗的演变、对抗与融合，看人类行动的原因。
希罗多德通常被视为西方历史学的开创者，但是我们今天对“历史”的理解和公元前5世纪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历史”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意为“探究”，实际上从属于寻求智慧的行当，而非对过去事情的忠实记载。希罗多德实际上是通过自己的写作进行探究，一方面记录人类的丰功伟业，另一方面考察希波战争的原因。
所以，当我们回到“历史”发生的地方时，会发现一个现代人比较陌生的史家形象，希罗多德甚至被后人称为“谎言之父”。这便给今天的读者带来一个挑战：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希罗多德的《历史》，如何进入经典文本？对这一问题有个原则性的回答，那就是应该按照每个经典作家自己的要求来阅读他/她的文本，而不是带着现代人或现代学科的既有观念去读它们。对于希罗多德，本书更多的是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作者，而非今天学科分类中的历史学从业者来对待。这样一来，我们首先要知道他在书中记述了哪些内容，如何安排章节结构和叙事线索，以及最重要的，他为什么写这些内容，为什么如此安排它的结构。一旦带着这种目光进入希罗多德，我们会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通过对他记述事件的分析，我们试图展示和理解他关注的主题和叙事线索。
在本书的十二讲中，我尽可能挑选了最重要的议题进行拆解和分析，这些议题往往关涉人和秩序的基本结构，如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统治的基本原理是什么？自由对于人和城邦意味着什么？习俗究竟有何约束力量？波斯和希腊的冲突是利益的冲突还是自由与奴役之战？等等。本书希望提供的不只是古代世界的一堆素材，还有古风和古典地中海世界总体的生活方式与思想状况。回到“历史”发生的地方，我们才能更有准备地把握希腊文明的精神内核。
张新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