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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都幸福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最多只能成就不畏艰难的一生。
朱利亚斯一脸错愕地离开了菲利普的办公室。他紧握扶手，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踉踉跄跄地一头扎进阳光里。他站在菲利普的楼前，一时间分不清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个自由的、计划外的下午带来的是困惑，而不是欣喜。朱利亚斯做事一向专注。当他不用看诊时，对其他一些重要的项目和活动，诸如写作、教学、网球、研究等，也都十分上心。但今天似乎什么都不重要了。他甚至怀疑从来就没有什么事是重要的，只是他的思维一厢情愿地把重要性强加给了每一件事，巧妙得不留一丝痕迹。今天他总算看透了人生的诡计。今天没什么重要的事可做，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在联合大街上闲逛。
走到商业区的尽头，刚过菲尔莫尔街，就见一位老妇人推着一个助行架声势浩大地朝他走来。天哪，多么壮观的一番景象！朱利亚斯心想。他先是把脸转开了，接着又迅速回过头去看个究竟。在这样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里，她的衣着——层层叠叠的毛衣外面还裹了件厚实的大衣——显得十分突兀。花栗鼠一般鼓鼓的脸颊剧烈地扭动着，看样子是在固定假牙。但最糟糕的还是那团把一边鼻孔撑得老大的巨大肉瘤——这是一个葡萄大小的半透明的粉红色疣，上面还有几根长毛向外竖着。
朱利亚斯脑子里即刻浮现出“傻老太婆”几个字，但马上又更正道：“她八成还没我大呢。事实上，这就是我未来的样子——疣子，助行架，轮椅。”当她走近时，他听见了她的喃喃自语：“现在，让我们去前面这些商店里瞧瞧都有些什么。都有什么呢？我能找到些什么呢？”
“这位女士，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在这附近散步而已。”朱利亚斯对她喊道。
“我没在跟你说话。”
“这儿除了我没别人。”
“那也不代表我是在和你说话。”
“不是我，那是谁？”朱利亚斯用双手在眼睛上方搭了个凉棚，装模作样地朝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张望。
“关你什么事啊？你这该死的街头变态。”老太太一边嘟囔着，一边哐啷哐啷地推着助行架从他身边走过。
朱利亚斯愣了一会儿，然后环顾四周，以确定没有人目睹了刚才这段奇怪的互动。“我的天啊，”他心想，“我一定是疯了……我这是在干什么？幸好今天下午不用看诊。毫无疑问，和菲利普·斯莱特在一起会使我的性格变糟。”
朱利亚斯调头循着星巴克里飘出的醉人香气走去，他决定尽情享用一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来抵消与菲利普共度一个小时的坏心情。他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看着窗外人来人往。店里店外都没有老年人。放眼望去，65岁的他已是周围最年长最年迈力衰的人了，随着黑色素瘤悄无声息地滋长和侵袭，他的内心也在迅速地老去。
两个轻佻的女店员不时地与一些男顾客打情骂俏。姑娘们不曾朝他这边看过一眼。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姑娘们也从未跟他调过情，如今对年迈的他更是连正眼也不瞧了。是时候承认自己永远不会有机会了，那些迷人丰满的白雪公主般唇红齿白的年轻女孩永远不会故作羞涩地冲他微笑说：“嘿，有些日子没见了，近来好吗？”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生命是朝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的，无可逆转。
够了，不要再自怨自艾了。他很懂得该如何劝慰满腹牢骚的人：想办法把你的目光转向外面，超越你自己。没错，就是这样——想法子把坏事变成好事。何不把它写下来，比如以个人日记的形式？这个想法越来越清晰——谁知道事情会怎样？——没准儿可以写一篇文章发表到《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上，题目就叫“对抗死亡的精神病学家”（The Psychiatrist Confronting Mortality）。或者写点东西卖给《星期日时报杂志》（Sunday Times Magazine）。他完全做得到。或者干脆写本书，比如《一次死亡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Demise）。这个主意不错！有时候，当你有了一个爆炸性的标题，整篇文章就如自动生成般简单了。朱利亚斯点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掏出钢笔，打开从地上捡起的一个纸袋，信手写了起来。一想到自己的巨作竟然以这么简陋的方式开始，他的嘴角不禁微微上扬。
1990年11月2日，星期五。“宣判日”（发现死亡之日）后第16天。
毫无疑问，来找菲利普·斯莱特这个主意糟透了。我竟然以为能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这真是个坏主意。和他见面就是个坏主意。我绝不再见他。治疗师菲利普？简直难以置信——一个毫无同理心、不敏感、冷漠的治疗师。他在电话里听说了我有健康问题——这也是我想见他的部分原因，见面时却完全没有询问我的健康状况，连握手都没有。他如此冷淡，不人道，始终和我保持3米的距离。我为那家伙拼命治疗了3年，给了他一切，把我最好的东西全给了他。忘恩负义的混蛋。
哦，对了，我知道他会怎么说。我仿佛能听到他毫无感情、措辞严谨地说：“你我之间就是纯商业交易，我付给你钱，你为我提供专业服务。我按时支付了你每小时的咨询费。交易结束。我们扯平了，我不欠你什么。”
然后他还会补上一刀：“赫茨菲尔德医生，我们的交易中你占了最大的便宜。你得到了全额报酬，而我却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回报。”
最糟糕的是，他说的全对。他不欠我什么。我自诩心理治疗应是一种终生服务，一种亲切的服务。我既无权强留他，又为何要对他有所期待呢？无论我渴望什么，他都给不了。
“他都给不了”——我对多少患者说过这句话，暗示他们不要指望从自己的丈夫、妻子或父亲那里得到什么。我自己却放不下菲利普这个麻木不仁、不肯付出的家伙。我要不要写一篇颂诗来提醒他关于患者在治疗结束后对治疗师的义务？
这件事为何如此重要？为何我在众多患者中偏偏选中了他来联系？我还是不明白。我在病历记录里找到了一丝线索——和他交谈让我觉得在跟自己年轻时的幻象对话。也许我身上有菲利普的影子，在十几岁、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的时候，我也曾被性激素左右。我以为自己知道他在经历些什么，我以为在治疗他时我比别人更占优势。这就是我一直以来这么努力的原因吗？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我这里得到的关注和精力比我的其他患者加起来还要多？在每一位治疗师的工作中，总有某个患者会消耗治疗师大量的精力和注意力却没什么疗效。菲利普就是那个让我如此费心费力了三年的患者。
当天晚上，朱利亚斯回到了他称之为家的那幢又黑又冷的房子里。儿子拉里过来陪了他三天，这天早上刚回了巴尔的摩。他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神经生物学研究的。拉里走了，这着实让朱利亚斯松了一口气。拉里一脸痛苦的表情和充满爱意但笨拙的安慰带给父亲更多的是悲伤，而不是平静。朱利亚斯开始给马蒂打电话，马蒂是他在互助小组的一名同事，但朱利亚斯又觉得太沮丧了，于是挂断了电话，转而打开电脑，打算输入下午随手写在皱巴巴的星巴克纸袋子上的笔记。电脑一开机就显示“您有一封新邮件”。让他惊讶的是，这居然是一封来自菲利普的邮件。他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最后，你问到叔本华以及他的哲学对我的帮助，并表示自己想更多地了解他。我突然想到我下周一晚上7点在海岸学院有一个演讲（地址是富尔顿大街340号，图瓦永厅），你可能会感兴趣。我正在教授一门关于欧洲哲学的概论课程，星期一我将对叔本华做简要介绍（因为必须在12周内讲完2000年）。也许下课后我们可以聊一会儿。菲利普·斯莱特
朱利亚斯毫不犹豫地给菲利普回了信：“十分感谢。我会去的。”他打开记事本，在下周一的那一页上用铅笔写下了“晚上7点，富尔顿大街340号，图瓦永厅”。
···
每逢星期一，朱利亚斯都要带领一个从下午四点半到六点的治疗团体。当天的早些时候，他还在考虑是否要把自己的诊断结果告诉大家。尽管他决定要等到自己的心态恢复平衡后再把消息告诉他单独治疗的患者们，但这个团体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成员们都经常关注他，因此他们极有可能会发现他情绪上有一些变化，并对此发表评论。
他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成员们欣然接受了他因为流感而取消了前两次会谈的理由，然后转而互相聊起了过去两周的生活。斯图尔特是个矮胖的儿科医生，他总是显得心烦意乱，好像总赶着去看下一个患者似的。他今天似乎很压抑，于是要求大家给他一点时间。这一点很反常，加入团体治疗一年以来，斯图尔特很少寻求帮助。他当初是在胁迫之下加入这个团体的，他的妻子用电子邮件通知他，除非他接受治疗并有了明显的改变，否则她将离开他。她还补充说，自己之所以用电子邮件，是因为他平时更重视电子通信而不是直接对话。就在上周，他的妻子继续加码，居然搬出了他们的卧室。因此，今天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助斯图尔特探究他对于妻子想要撤出他的生活这件事的感受。
朱利亚斯很喜欢这个团体。成员们经常会冒着更大的风险去开辟新的领域，他们的勇气常令他惊叹。今天的会谈也不例外，大家居然都支持斯图尔特去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时间过得飞快。会谈结束时，朱利亚斯的心情好多了。他完全被这场戏剧性的会谈给迷住了，以至于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他竟忘却了自己的绝望。这并不奇怪。所有的团体治疗师都知道，这是在团体的氛围中固有的一种奇妙疗愈效果。朱利亚斯每次来之前都心神不宁，尽管没有在会上明确地谈过他的个人问题，但每回结束时他的心情都大为好转。
为了赶时间，他只能到离他的办公室不远的We Be寿司店吃一顿简餐。他是那里的常客，每回他一落座，主厨马克便热情地大声招呼。一个人的时候，他常常喜欢坐到吧台那里——和他所有的患者一样，他对独自一人在餐馆的餐桌上吃饭感到不自在。
朱利亚斯像往常一样点了一份加州卷、一份烤鳗鱼，外加一份素菜卷拼盘。他很爱吃寿司，但由于害怕吃到寄生虫，一直都很谨慎地不敢吃生鱼。之前想尽办法地抵制外侵，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个笑话！到头来发现身体里出了个内鬼，多么讽刺啊！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朱利亚斯把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从吃惊的主厨手中接过一份黄鳍金枪鱼寿司，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朱利亚斯吃完便匆忙赶往图瓦永厅，赴他和亚瑟·叔本华的第一次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