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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刘少奇赴山东根据地指导工作，他遵照中央指示——“山东党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作风浓厚存在，因之在锄奸工作上犯过严重错误，使党在苏鲁豫边区、泰山区、滨海区的党与群众工作遭受了严重悲惨的损失，许多党的干部无辜受戮，至今工作不能恢复。中央和北方局虽自去年到现在几次严厉纠正，但仍未彻底转变。”“望你到山东时，对此问题彻底检查，以纠正山东党锄奸工作的严重错误。”刘少奇同志经过深入调查了解，认为山东“肃托”是被坏人钻了空子，这种自我摧残革命力量的惨痛教训，一定要牢牢吸取，切勿重蹈覆辙。他指示山东分局组织部：“要实事求是地纠正锄奸工作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对于已经查明的错案、假案，应予彻底纠正。”
1942年10月，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组成以分局社会部部长刘居英
、山东纵队保卫部部长杜明为首，王若望等为成员的巡视团，他们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于1943年2月，来到胶东区党委的所在地——海阳县。首先听取区党委书记林浩和专员曹漫之的工作汇报，然后又按不同条条分头下去作调查研究，听取农民和民兵的反映，纠正“肃托”错误一步步展开。
一天，刘居英找了王若望和另一名团员宋惠到他的住处，刘说：“党中央来电，对审干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方针，我们检查后发现胶东‘肃托’一案怕是做过头了。他们已经枪毙了两批人，在这次反扫荡以前，胶东区党委又报告上来，准备再镇压五六人。我们复电先别执行，等分局社会部慎重复查以后再作判决。我这次来胶东，就有弄清‘肃托’一案的任务。我挑选你们两位做我的助手，一同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我不便直接找在押犯谈话，我想由你们先去摸情况，一个一个的分别核实供词，把材料带上来我们一同研究……”
胶东军区锄奸部把“肃托”案的卷宗全部送交刘居英部长处，王若望与宋惠用三天时间看了42人的托派供词，其中八人已被执行枪决。
其中，李大维是《大众日报》的记者，执行死刑时才24岁；薛峨，任八路军五支队的锄奸科长；王明光系平度县民政科长兼公安局长；徐允一任胶东三军政治部宣传科长；褚秋风，青联干部，死时20岁；不知姓名的尚有三人，其中一人姓崔，县级干部；另有一人系文化人，进入根据地时身上带了石英编译的《托洛茨基传》，因罪证确凿，第一批枪决中就有他。
接着，王若望跟宋惠分别找在押犯作个别谈话。30余人关的地方很分散，因机关和部队是流动的，根据地又经常反扫荡，关押犯人并无监牢的建筑物，不得不占用民房：大都是地主庄院的仓屋或后院，差一点的则关在加固了门窗的牲畜棚里；一间囚房关六至七人或十余人不等，屋前屋后八路军设有岗哨。耐人寻味的是：锄奸部的简易监狱，无一个监犯是汉奸或敌探，全部是同一罪名：“托匪分子”。
在问案中，当巡视团表明身份，罗竹风得知他们来自上级复查案情，愤愤地说：“我莫名其妙，为什么要害一个同志总喜欢给他加上‘托派’的头衔，简直像见了虎狼一样！强加‘托派’罪名，又有什么证据呢？我认为根本不会有‘托匪’这种东西。凡押在公安局的犯人都是冤枉的好人，锄奸干部都是些自私自利的，沾染别人血污往上爬的混蛋。”当审讯张秀珩时，她大骂锄奸部瞎了眼了，甚至批评“锄奸部”的名称就不通之至。她说：“抓了嫌疑犯就得‘锄’掉，‘除’掉（按：胶东地区往往把“锄奸部”讹写成“除奸部”，故有此说）。这就在审案时必然先入为主，势必陷害好人。我跟竹风参加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你看，我们是该‘锄’该杀的土匪吗？我宁愿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也比不明不白死在锄奸部的手里光彩。”
王若望把罗竹风夫妇情况汇报给刘居英部长后，刘同罗竹风夫妇分别谈了话，表示党组织会尽快查明真相，该翻案的翻案，该放人的放人。罗竹风与刘居英同是北大同学，并且是一同参加北平学生运动的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没想到今天在社会部部长与死刑犯之间戏剧性的场合下相遇了。
第五天巡视团汇总情况，向刘居英汇报提审犯人的案情，末了，刘居英情绪相当激动，毅然决然地作了结论：
胶东“肃托”一案完全是无中生有，所有被逮捕的同志原来都是好同志。我们锄奸部把这么多好同志关押了一年多，而且有八位同志已经平白无故的被镇压了，这个错误是严重的。但我要指出，胶东区党委所以办了这件错案，忠奸不分，敌我混淆，是受了湖西“肃托”事件的影响，所谓无风不起浪。我这次来胶东就要翻这个案，非翻不可！不过，对于执行者一方，要他们转弯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还要在区党委里和胶东军区一级做说服工作，需要你们俩分头去陈述利害，摆出事实，辨明是非，我相信正义必定胜利！
刘居英“胶东托派”案件回忆材料（1971年）
王若望和宋惠合作赶写了一份致山东分局的书面报告，刘居英稍加修改，便电告山东分局。等山东分局来了复电，胶东区党委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42人“肃托”案，李林、刘居英代表山东分局，会议由区党委书记林浩主持，军区司令许世友，专员曹漫之，锄奸部长，还有区党委副书记林一山等都参加。林浩肯定了被抓被杀的42人都是好同志，应该给予平反昭雪，被拘留的全部释放，并恢复他们的名誉，林浩把犯这个重大错误的责任归罪于自己抓人不仔细，听了风就是雨，不应追究锄奸部的责任……锄奸部长还想申辩几句，听说山东分局来了电报，不追究锄奸部的责任，也就作了沉痛的检讨，并说：“我们锄奸部不抓坏人抓好人，可以说不务正业。”
平反昭雪的工作，除了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同志，还以山东军区的名义办了六七桌酒席，邀请刚刚获得自由的被冤枉的同志和死难者家属赴宴，李林、刘居英、王若望和宋惠坐了首席，区党委书记和几位部长都出席了。只有锄奸部长没有到，大概是由于深感羞愧，没脸面会见在座的受其虐待的同志。
酒席上的人坐定，由林浩代表军区、区党委向受了冤枉的好同志敬酒，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赔礼道歉。当场就有好几个被冤枉的同志激动得哭出声来，其中有一位对于如此大转折不能适应，再加上关押了一年多身体已衰弱不堪，他举起第一杯酒时就晕倒了。
张秀珩把她牙牙学语的孩子抱来赴宴，当她把孩子抱给近在眼前，但好久没见的父亲时，罗竹风狂热地用拉碴胡子猛亲孩子的脸，惹得孩子哇哇地哭，夫妻二人在此重逢皆泣不成声。刘居英觉着聚餐的气氛应该是无比欢乐的，他企图调剂一下过分感伤的空气，就对全体宾客说：“我们一齐来祝贺罗竹风夫妇养育了一个革命后代！他们的收获最大。”于是宴会厅的气氛稍有好转。
林一山询问张秀珩：“孩子在什么地方生的，我给她起个名字吧。”张秀珩说：“在一片大山下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外面还下着雨。”
林一山面有得意之色，大声地说：“这宝宝就叫大山，那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刘部长插话说：“在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林一山同志给她起了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而且大山跟一山又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有树林，一个还是光郎头，一山更加爱护大山是没有问题的。”这时张秀珩果然把孩子抱给了林一山，引得全场一片欢笑。
刘接着就给释放出来的同志敬酒，而他们都集中到刘居英的桌上回敬他，并异口同声地赞美刘部长：“是刘部长亲自前来救了我们！我们终生不会忘记你为我们主持正义！”
除胶东发生“肃托”错案外，山东湖西（微山湖西）、泰山区、鲁西、清河、鲁南等地区，山东分局直属机关，如岸堤干校，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山东纵队机关及其他一些支队也都进行了“肃托”，致使部分党员干部被逮捕，有的惨遭杀害。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肃托”，是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给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危害。这一事件的发生，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做法，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是造成“肃托”错误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当时敌我斗争十分激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复杂的矛盾，容易误导党组织负责人对革命队伍状况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从主观方面来讲，一是山东党组织在抗战前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二是当时受“左”的思想和王明、康生等错误观点的影响，对客观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和分析，过分夸大“托派”的力量；三是在“肃托”中，采取逼供信等一套“左”的方法；再加上个别坏人从中兴风作浪。主客观原因交错作用，致使“肃托”错误连续发生。其中，主观原因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