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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的一天晚上，平度县政府驻大泽山区韭园村，罗竹风正在紧张工作，有南海地委的两个人来到县政府，找到罗竹风，为首的掏出工作证，说：“我们是南海地委的，胶东区党委有重要的事情请你到海阳去。”罗竹风来不及收拾，就跟他们上路了。第二天，即行军到北海专署公安局。工作人员对罗竹风说“现已将你列入‘托匪’嫌疑，你被捕了。”罗竹风惊愕地看着他们说：“为什么？”但保卫人员不由分说强行把罗竹风关押起来。当罗竹风得知夫人张秀珩以同样罪名被捕时，他神情凝重地说：“我还有一点请求，请组织听我陈述完。”保卫人员说：“你说吧，我们会替你转达。”罗竹风说：“平度县教育科科长于山和妻子黎芳双双在杨家战役中牺牲，儿子于丰成了孤儿，现在我和妻子张秀珩收养他已半年多。他是烈士的遗孤，请组织安排好孩子。”然后，罗竹风提出孩子让一区区长乔乐农收养的请求。其实，罗竹风提出让乔乐农收养，除知道乔乐农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外，还因为乔的妻子是七里河子他本家的，交给乔乐农夫妇他才放心。后于山的遗孤确实交给了乔乐农夫妇收养。
在遭遇不公正而身陷囹圄的日子里，罗竹风处于死亡边缘，经常是头蒙黑布，跟随部队转移。罗竹风的老战友，同是七里河子的姜挹秋老人回忆：记得有一天晚上，月光下行军，罗被戴上一个黑帽子（只前面有两个洞可看路）双手被捆着，跟着行军，后来转到上级去了。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错误的“肃托”运动呢？“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
抗日战争期间，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为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他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波及全党。
1939年1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发表了题为《加紧肃清亲日派汉奸托匪工作》的社论。同年春，鲁南抗日根据地开始错误的“肃托”。1939年8月，湖西（微山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错误的“肃托”。不久，山东分局向胶东区党委下发了要求“肃托”的紧急电报，接着，胶东区党委成立了以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为书记的锄奸委员会，统一领导根据地的“肃托”。同时，决定军队中的具体工作由山东纵队第五旅、第五支队锄奸科负责，地方中的具体工作由胶东区党委社会部负责。
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1940至1941年，胶东区党委把“肃托”作为锄奸工作的中心来抓。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主观地认为“托派”在胶东的地方和部队中有一套系统的组织，并在“肃托”中采取刑讯逼供、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的方法，从而搞出了“胶东八总特”等所谓“托派”组织，并将张安基等16名党员干部错杀。胶东“肃托”运动不断扩大，在这一情况下，罗竹风夫妇被双双逮捕关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