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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15日，胶东北海专员公署在黄县（今龙口市）成立，1938年9月，三支队与胶东三军合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同年12月15日，八路军第五支队二十一旅在掖县为发动群众，宣传抗战，创办《海涛》半月刊。《海涛》为综合性刊物，社长郑耀南，罗竹风任主编，编委由李佐长、张咨明、马少波兼任。主要撰稿人有张加洛、孙梯清、虞棘、张东林、孟继文等，大家一起动手写文章，轮流汇总，稍加编次，即付印出版。
《海涛》创刊号的封面设计为几何图形的汹涌澎湃的蓝色海涛，象征着渤海掀天而起的风浪，右上角一座遥远而高耸的红色灯塔，从灯塔顶端发出一束黄色渐宽的放射性光线呈对角线几乎斜跨整个封面。上方是“海涛”两个红色美术字。格调雄健明朗，表现出创作者对抗战的信心和希望。右下角有“创刊号 第一期”红色字样。《海涛》24开本，41个页码。除发刊词外主要内容包括：战事漫谈、专论、文艺、名人介绍、大众讲座、通讯和半月大事记等专栏。
《海涛》创刊号封面和目录（1938年12月15日）（藏于莱州市档案馆）
在《海涛》创刊号中共有罗竹风五篇文章，分别是《海涛》发刊词、《战线拉长了》、《到底是套什么把戏》、《一二·一六与双十二》及《东行杂记》。
《海涛》办刊宗旨在发刊词中作了明确阐述：
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的古都不战而退。我们的大上海被敌人摧毁，两个文化中心的脉搏停顿了。像“文艺复兴”期的罗马，汉口变成文化人的立足点，报纸刊物大量的出版，滋润着干渴的人心，汉口被恶魔夺去，于是文化人也就七零八落的星散了！
胶东的情形，更加不同。济南沦陷，这个角落像退了潮的海滩，沙碛贝壳，特别显得荒凉落寞！消息隔绝了，文化食粮也没有人供给了。《大众报》声嘶力竭的喊出“胶东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口号，虽然得到一些反响，可是这工作还没有好好的开展。
青年人需要瞭望目前世界的新形势，需要吸收一些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知识，需要武装自己的头脑，需要认识抗战建国的艰巨工作，需要探讨革命理论，因此，出一个综合的半月刊，在目前不能不说是十分必要的了。
从几个人的谈话里，大家感觉到压抑在胸口的苦闷不能发泄，淤集在心里的声音不能宣布，同时在这伟大的浪潮里，不是前进，就要后退，我们的力量虽然微薄，但也要在《海涛》里吐一个泡沫。
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来没有路，人走的多了，就变成一条路。”在胶东，我们希望能够展开猛烈的思想斗争，建立新的基础，荡尽了旧的渣滓，向着正确的大路迈进。
海涛半月刊匆匆的和社会上见面了，因为先天不足，贫血衰弱的现象，希望能够得到友谊的批判，共同培植，使他慢慢的健壮起来。
《战线拉长了》由布克撰写，刊于《海涛》创刊号（以下简称《海涛》）第2页，属于创刊号的头篇，所谓“布克”，显然是“布尔什维克”的缩写，作者是谁？根据罗竹风的主编地位和文风来看，“布克”就是罗竹风的笔名。该文通过分析敌人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以及我军积极反攻广州的现状，结合西北的地理情况、自然环境和气候恶劣等方面，清晰地展现了当时有利于中国方面的战争形势。
《海涛》杂志发刊词，载《海涛》创刊号（1938年12月15日）（藏于莱州市档案馆）
《到底是套什么把戏》作者霁山，刊于《海涛》第4页到第6页，作者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平度城内张步云和李季山两派汉奸之间的矛盾。通过分析，结论是：现在所谓“反正”、“准备反正”，“最近还不可能”，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他们的鬼把戏。他们不会轻易反正到抗日队伍中，要反正必等到“全胶东各抗日部队齐一步调，统一动作，始能实现”。这一时期，罗竹风正在平度掖县之间，进行策反活动，对于各匪会了如指掌，不是罗竹风，难有如此深入的剖析，再加上文章亦庄亦谐的风格，推测这篇文章应为罗竹风所撰。
专论中刊有罗竹风的《一二·一六与双十二》，作者从“九一八”国民党政府退出东三省写起，到华北的沦陷，在国家危亡之际，北平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从两次运动中得出结论：“一二·九”，“一二·一六”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狂热，它根据过去几次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知道要使中华民族得到彻底解放，必须和劳苦大众联系起来，共同奋斗，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关于西安事变，作者阐述了事变的背景以及后来的和平解决，得出结论：“共产党绝不是趁火打劫的强盗，共产党绝不实行近视的报复主义，共产党是真正把民族利益提到第一位的革命政党，共产党无时无刻不担心着中国的危亡。”接着，作者将几次事变串在一起，得出结论“从一二·一六到双十二，从双十二到七七卢沟桥抗战，从卢沟桥抗战到今天，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锁链贯穿着，这条锁链将延长到无边无际，捆绑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并从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得出启示，获得抗战胜利的根本途径，“只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取得友邦的援助，再配合起日本国内的反战浪潮，一定可以把法西斯的魔鬼毁灭。”最后作者写到纪念“一二·一六”和“双十二”要求：“拥护中央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建立真正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到底！”
九一八后，中国政府在漂亮的词令掩饰下，退出了东三省，接着热河沦陷，长城各口也被日军占领。偌大的一片土地，任敌骑纵横，看不见我们的国旗，更谈不上什么“行政系统”，华北就这样没声没响葬送了吗？中国永远就没有翻身的日子了吗？
“淞沪协定，何梅协定，塘沽协定”，一连串的卖身契，毁坏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出卖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幸福，委曲求全却只能使敌人的胃口一天天的膨大，摆在我们眼前的还不是死路一条？说什么“同文同种”，说什么“共存共荣”，强盗登堂入室了，我们的政府还是大梦不醒！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日本强迫中央军撤出河北，到冬天，取消冀东伪组织的诺言，不但没有实现，而且在土肥原的策动下，又产生了一个与中央对立的冀察政委会！尽管大人先生们怎样大叫“读书救国”，尽管汉奸走狗怎样恫吓利诱，然而学生大众终于不顾一切的起来“造反”了！一批一批的青年走到街头，声嘶力竭的喊着：“反对政府出卖华北！”“反对成立冀察政委会！”“拥护中央出兵收复失地！”“为争取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的绝对自由而奋斗到底！”
国家危急了，中华民族就要被人家灭亡了！富有反抗精神传统的北平学生当然不能坐视，于是在十二月九号这一天，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古都的怒吼，很快的传遍了全国的各个角落，并且引起了全世界人士的注意，四面八方都起了有力的反响。虽然一二九的示威游行被军警解散了，十二月十六日却发动了一个更有计划更大的群众示威运动！
全北平的学生都出动了，他们不怕挨冷，不怕挨饿，不怕二十九军的大刀，不怕警察的皮鞭，不怕蹲监狱，不怕死，为了争取“爱国自由”，为了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为了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成千成万的学生唤醒了正在沉睡着的中国四万万同胞的良心，使他们正视着现实，注意着祖国偶一不慎就会滑进殖民地的命运！
北平的学生，在五四运动时，会火烧赵家楼，打跑卖国贼曹汝霖，并给巴黎和会摇旗声援，收回了山东的青岛，二十几年后，曹汝霖辈反而变成了冀察政委会的最高顾问，他们是出卖华北的红人！北平的学生怎么能够忍耐？
不可否认地，学生大众对于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起着领导作用，埃及的反英斗争，土耳其的独立，巴勒斯坦的暴动，都是以青年学生为展开群众反帝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这现象尤其显著，革命的知识分子确乎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最坚强的一支生力军。
但学生运动如果没有适当的配合，终于免不了半途流产，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话颇有道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替全国的民众喊出了九·一八后的愤懑，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正当要求，谁也想不到“爱国有罪”！明明是日本夺去了我们的东三省，明明是日本屠杀了我们的同胞，政府却偏要张口友邦，闭口亲善！学生被逮捕，为的是爱国，著名作家坐监牢，为的是“闲话皇帝”！今天忍受，明天忍受，然而中国的土地虽大，总有被占领净尽的一天！
爱国有罪，卖国有赏，谁使我们的国土沦丧？谁使我们家破人亡？谁夺取了中国的铁道煤矿？谁独占了中国这个大的市场？四万万五千万人需要算算老账！
古老的都市动荡了，全国的民众觉醒了！伟大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就在这个日子，帝国主义发抖了，也就在这个日子，准备出卖华北的汉奸走狗吓得屁滚尿流！
一二·九，一二·一六因为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所以它不仅是“秀才造反”，也是殖民地反帝反封建掀起的巨大浪潮，它比五四更广泛更深入，一二·九，一二·一六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狂热，它根据过去几次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知道想使中华民族得到彻底解放，必须和劳苦大众联系起来，共同奋斗，才能有光明的前程，青年学生们把握住了正确的路线，百折不回的和恶势力肉搏，这种精神表现在下乡宣传，新文化启蒙运动，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实践中，一直支持到七七卢沟桥全面抗战，谁也不能否认，在过去十七个月的抗战里，中国的学生大众仍然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日本强盗深知想使中国政府“屈膝”，必须加紧它的侵略。从冀察政委会成立开始，华北果然更加“开朗化”了！大批的武装走私，浪人贩毒，把中国的税收行政破坏无余！为了开发富源，操纵经济，控制军事，所以极力怂恿宋哲元成立兴中公司，勘察沧石铁路，奖励冀东种棉。民国二十五年，是中华民族一个更大的难关。
川越茂和张群屡次在南京谈判，全国民众都怀着疑惧，万一变相的承认了“广田三原则”，这比二十一条还要毒辣！正在这紧急关头，接二连三发生了所谓“不幸事件”，日本外务省强调的提出彻查被害事件、成都事件的真相，并极力主张对“支那应征”！谈判无结果，华北驻屯军的数目便骤然增加了。
阴霾的局面不能打开，绥东又告危急。日本强盗想用武力威胁“防共协定”签字，帮助广田三原则推行，并且在西北插足，作为进攻外蒙苏联的根据地。可是中国的军人不尽是奴才，绥远英勇的抗战，收复百灵庙的战绩，大大的提高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自信。全国沸腾了，募捐、慰劳运动在各地普遍的展开，这给前线杀敌的将士以无限的鼓励。抗战收复失地，变成了全国民众一致的迫切要求。汤恩伯开到绥东，更使失望已久的中国人欢喜若狂。
绥远的战事虽然爆发了，但中央政府“安内攘外”的根本策略却没有变更。正在这时候，蒋委员长协同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到洛阳，准备去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加强西北剿共机构。他们却始终没有料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窘迫，以及在剿共过程中下级干事的厌战和转变。
十二月十二日蒋委员长在西安被扣，这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全世界的视线也都密切的注视着这事件的演进，并且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测量着它的结果。大多数的人表示担心，说是：“双十二事变以共产党为背景，十年的冤仇他们一定要报复，委员长的性命恐怕难保了！”还有人这样推测：“擒虎容易放虎难，张杨既把委员长扣住，一定不会轻轻的放过。”也有些为国家民族前途忧虑的，他们更有一筐大道理：“中国一定要掀起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内战，像西班牙一样，兵连祸结，一眼望不见边际。”对双十二事变各种不同的见解，从表面看好像理由都很充足，但他们忽略了当前中国所处的环境，决不允许再爆发一次自相残杀的内战这一实际的客观情形。
同样的，但比双十二事变更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了：张学良亲自陪蒋委员长回南京，这是谁的主张呢？
我们知道张杨扣住委员长后，会去三原与中共商量怎样处理这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到西安不久，即对外国新闻记者发表谈话，首先阐明中共是革命的政党，绝不愿以“绑票”的方式对待任何人，况且绥东战事紧急，希望国共两党能亲密的合作，共同打击汉奸日寇。这真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共产党坚决的主张释放蒋委员长，在一般人看来，这能不是“神迹”吗？然而正是这有十年血仇的共产党把蒋委员长释放了。
共产党绝不是趁火打劫的强盗，共产党绝不实行近视的报复主义。共产党是真正把民族利益提到第一位的革命政党，共产党无时无刻不担心着中国的危亡。为了争取北上抗日的自由，为了枪对外，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才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
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民众对共产党有了更正确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国民党也不得不放弃过去一贯的污蔑态度，而慢慢的想法和中共接近了。
双十二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它对中国抗战起着决定的作用，从这时候起，十年的内战结束了，剿共的军事停止了。又经过几个月的奔走磋商，红军改变了番号，陕北特区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中国走上了一条精诚团结的康庄大道。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当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时，连日本鬼子都表示惊异，因此“静观其变”，坐收“渔翁之利”的梦想就被粉碎了！但他们也绝不轻易放过时机，在国共两党进行谈判，合作快要成功了，于是日本一面利用汉奸托匪挑拨离间，一面发动侵略战争来摧毁这刚稳定下的政局。但以国共两党为支柱的民族统一战线，绝不会像日寇所想象的那样脆弱。
从一二·一六到双十二到七·七卢沟桥抗战，从卢沟桥抗战到今天，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锁链贯穿着，这条锁链将伸长到无边无际，捆绑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
一二·一六、双十二到现在已经三年了，现在中国的抗战踏上一个更艰苦的阶段，但我们相信只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取得友邦的援助，再配合起日本国内的反战浪潮，一定可以把法西斯的魔鬼毁灭，在今天我们纪念一二·一六和双十二要：
拥护中央实行抗战建国纲领！
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建立真正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到底！
罗竹风曾参与北平学生爱国活动，到张学良所住的顺承王府请愿，并参加北大学生南下示威、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文中所述“他们不怕挨冷，不怕挨饿，不怕二十九军的大刀，不怕警察的皮鞭，不怕蹲监狱，不怕死”，“百折不回的和恶势力肉搏”，并且把“这种精神表现在下乡宣传，新文化启蒙运动，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实践中”，这一切都是罗竹风的亲身经历，还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西安事变后，在烟台中学任教期间，因拒绝向学生们讲述“蒋委员长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被学校解聘。罗竹风书写此文，出于救国救亡的民族责任，也是自身的深切感受。
罗竹风《一二一六与双十二》，载《海涛》创刊号（1938年12月15日）（藏于莱州市档案馆）
《东行杂记》是《海涛》创刊号唯一一篇通讯，文章署名烙耕，此为罗竹风笔名，这篇《东行杂记》是他唯一一篇通讯体裁的文章。
标题里“东行”指的是蓬莱和黄县，当时蓬、黄、掖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三座城市联系紧密，人员往来频繁。这篇通讯是罗竹风去过蓬莱、黄县后的所见所感。文章分为七个小节，第二到第六小节分别从自卫队、根据地军歌、空袭后的黄县、军民关系及教会学校风波这五个方面对当时胶东地区的情况进行报道。
第一节报道的是自卫队，在自卫队的维护下，蓬莱民众生活井然有序。自卫队成员大多由普通民众组成，这就体现了全民抗战的重要性，罗竹风认为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根源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因为没有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希望胶东的八百万民众赶快的组织起来，用八百万人的力量除清汉奸走狗，收复烟台青岛。”第二节报道了胶东根据地的歌声，这些歌声形式多样，不同于以往军队的沉闷气息，充满自由气氛。这些激扬的音乐和歌词是鼓舞胶东人民坚持抗战的催化剂。第三节谈到了黄县遭受空袭后民众的表现，大家冷静有序，飞机来了，躲起来，飞机走了，照常工作。对比抗战初期济南遭遇袭击后的混乱局面，民众对空袭的反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第四节和第五节谈到了军民关系和教会学校的风波，从文章来看民众和军队关系和谐有序，亲如一家。而教会学校的学生也不甘于学习死知识，向学校提出抗议，希望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学习新知识。
《海涛》是胶东地区最早的抗战期刊，它公开发行，掖县、蓬莱、黄县各大书局经售。创刊号出版后，在小学教师和知识分子当中反响很好，但从创刊到停刊，仅出刊三期，因部队撤离掖县城，缺少印刷设备，于1939年1月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