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毕业后,罗竹风离开了北平。人海茫茫,何处是容身之所?他决定回山东老家当一名中学教师。因为北京大学是金字招牌,比那些私立大学明显占优势。北京大学老校友,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有一个所谓“菏泽、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的“山头”论在社会上流传,四者有其一,在山东教育界找个饭碗还是不难的。全省教育经费以屠宰税作抵押,每月25日发工资,从不折扣拖欠,远比河北、江苏等省优越,而且思想也不像禁锢的沙丁鱼罐头那样控制严密。曾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案”就是由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发动的,引起轩然大波。各省立中学还请了不少外省人当教员,如胡也频、李何林、王冶秋、李俊民、丁玲等都在济南、烟台教过语文课。工资不打折扣和思想不太保守,才吸引了不少外地学者到山东来。罗竹风首先来到了省立烟台中学。
来校后,因是单身,罗竹风被安排在学校“制高点”的小楼上,罗竹风发挥自己的专长,教授学生国文课。他教两个班级,讲义由自己编选。每周12节课,两节连堂,两周占用课时一次;两班学生约80人,每周平均改批作文卷子40本。此外,他还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在备课时,凡是稍微有点读不准的字音或是对词义模糊不清的,都需要查对,心中有了把握,才上堂讲课。改作文也很认真,指点清楚,一丝不苟,因而受到学生的欢迎。当时中学都有“党义”课,是国民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在教学过程中,罗竹风发现语文教学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学生在故事中能够明白和接受一些革命的道理。罗竹风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还选了鲁迅的《藤野先生》、《狂人日记》,启发了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有时,罗竹风带学生们到田野中“实地教学”,学生们非常喜欢老师的这种教学形式。在校期间,同事王冶秋把鲁迅的情况告诉他:鲁迅患的是肺病,时好时坏,但总的趋势是恶化的。因上海环境恶劣,需要异地疗养。王冶秋认为烟台负山面海,偏僻幽静,曾去信请鲁迅来。鲁迅回信,大意说烟台地方太“浅”,并不适宜,因而谢绝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这颗文学巨星在东方陨落了。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罗竹风仰天长叹,他又想起和鲁迅在一起的情景,感觉有无限的力量在激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希望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死而后已”,这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张杨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来,在中共中央的主导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蒋介石离陕前,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训话,在训话中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归为“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实由尔等勇于改过”等,总结西安事变的原因是“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而要“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
之后,省立烟台中学组织师生进行学习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罗竹风对“训词”中“只讲仁义道德,不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表示异议,拒绝向学生讲蒋的训词,他继续向学生宣讲——值此国难之时,国共两党应精诚合作,一致抗日,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因违背学校当局的意旨,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校长宣布了他被解聘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