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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竹风刚接触文学的时候，就读鲁迅的作品，从小说到杂文和翻译作品，这对罗竹风的成长无异于一种特效的发酵剂。只有鲁迅的作品，罗竹风是读了一遍又一遍，总感“似曾相识”，总觉余音缭绕，另有新意。鲁迅先生是热爱着中国劳苦大众的，因为这样，所以凡是危害劳苦大众利益的传统、积习和一切有害的毒质，他都极端地仇恨。唯有爱，才有恨，爱得彻底，恨得也就强烈；这“爱”和“恨”交织起来，就形成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的实质核心。
罗竹风在北大读书期间，听鲁迅友人章川岛谈起，“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讲话带有浓重的绍兴口音，慢慢腾腾，不急不躁，但抑扬顿挫，错落有致，而且妙趣横生，引人入胜，非常透彻而生动”。罗竹风未能亲聆教益，深以为憾。
1932年深秋，鲁迅从上海到北平探望母亲，北方的深秋，秋风萧瑟，故都的天空阴沉灰暗，到处是光秃秃的。除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外，日寇在关外虎视眈眈。此时鲁迅到北平也是冒着一定的危险。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分别在北大国文系、辅仁大学文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文艺研究室、中国大学时代读书会，向青年学生发表演讲，即所谓“五讲”，可谓大义凛然。还有所谓“三嘘”：一嘘梁实秋，二嘘张若谷，三嘘杨邨人。
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北大国文系学生的罗竹风共听了鲁迅的两次演讲，其中在北平师范大学的演讲，记忆尤为深刻。这是鲁迅的第四场演讲。那天，鲁迅来到北师大东南楼前花圃西侧的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前，再次怀念自己的学生。消息传得特别快，听众达两千余人，礼堂容纳不下，临时只好改到风雨操场上去。而风雨操场也无法容纳，只好移至露天广场。广场中央放了一张红漆大方桌，罗竹风看到年已52岁的鲁迅一跃登上方桌讲台，发表了著名的《再论第三种人》的讲演。他提出“大众需要自己的文艺作品，新兴文艺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趋势，任何方法也阻挡不住的”。鲁迅处在人群中央，他既安详又激动，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深刻揭露国民党的黑暗、无能，鼓励青年走自己的路——“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大家非常担心鲁迅的安危，但他却坦荡荡。秋风中，听众们专心致志，没有任何喧嚣，又加深秋静肃，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也没有任何扩音设备，但人们却听得很清楚，大家非常激动，也非常振奋。罗竹风字字句句听得仔细，时不时做着笔记。
演讲结束后，大家一拥而上，把鲁迅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同鲁迅握手，罗竹风挤到鲁迅面前，激动地向他握手问候，并向他请教中国文学改革的道路。鲁迅微笑着说：“大众语和新文字。”回答可谓言简意赅。“大众语和新文字”，对罗竹风来说像是一个“启示”和“路标”。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指引着他不断探索前行。鲁迅演讲时，还留下了一张照片，罗竹风把这张照片翻印在《冰流》杂志上。
鲁迅从北平回上海，谣传他在津浦铁路的马厂站被捕。不久，鲁迅辟谣说“他已安然回到上海”。罗竹风和同学们这才彻底把心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