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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之于古代欧洲的军事史，大概相当于内亚的茫茫戈壁草原之于古代中国的军事史。在那里，中国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无从扎根，游牧民族的骑兵的劫掠无法根除。深入亚洲内陆，靠的不是船只，而是大车，所以补给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劫掠的大军可以横越蒙古草原，而喀什噶尔的绿洲可以作为沙海上的停靠港，有时甚至是商路上的军事基地。但是以海洋类比草原不能太过头。无论如何，直到中华帝国的末期的18世纪50年代，装备了火枪的八旗军队占领伊犁，击破了漠西蒙古的势力，内亚才真正被纳入版图。
到那时为止，游牧民族的问题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千年，至少从公元前4世纪起，可能是匈牙利人始祖的匈奴人，就开始从中国北境南下，劫掠定居村庄。约在基督纪元开始，游牧的骑兵有了真正的马镫，战斗力自然大增。从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是骑射手称雄的一千年，其顶峰就是蒙古征服波斯、南部罗斯和中国。在这三大定居地区中，宋帝国离蒙古最近，却抵抗得最久。1279年，它还是最终落入了蒙古之手。一千五百年以来，蒙古人的祖先不断侵略中国北方，虽然时断时续，但势头越来越猛。
长期的苦难给中国军事思想与应对方式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影响程度还没有被充分地估计。首先，我们假定防御意识是需要的，但这种防御意识有时会成为一种“长城心态”，比马奇诺将军的错误更加根深蒂固。因为中国直到18世纪才彻底控制亚洲内陆，那时已是西方从海上入侵中国的前夜，所以游牧民族的威胁的持续存在，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中国无法消灭游牧民族，只能以某种方式与其共存，于是他们成为中国社会秩序的边缘部分。长城以内的百姓也会产生和游牧民族类似的作用。长城内的农民中也会出现盗贼，甚至起义军。接下来的研究应该揭示，中国历代的儒家帝国体制怎样扩展并容纳内亚的异族。中华帝国最终在军事战略的意义上成为囊括全东亚的帝国。清朝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帝国由两部分构成，即人口稠密的汉族地区和内亚地区。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大致重合。
游牧民族在中国的长期存在产生了许多后果。他们通过朝贡体制被纳入中国中心的世界，朝贡体制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游牧民族经常成为中国边防力量的组成部分，被派去对付其他的游牧民族。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三十年前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汉族和非汉族的势力在中国边疆地带的拉锯与消长。中国王朝的更替，草原势力的分合，可能使得主导权时而在此，时而在彼。 [15]
对这一广阔的历史区域的研究，既有广而博的，也有窄而深的，从中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验证的假设。第一，中国前现代时期的主要外交经验得自于内亚。这种“外交”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外”，因为从军事目的上说，内亚虽然有点边缘，但很早就是中国军事舞台的组成部分之一。第二，维持汉族地区社会秩序的手段，同样可以用于维持与游牧部落的平稳关系：手段之一是社会风俗的准则，文明和礼仪，这一点经常是打了折扣的；手段之二是“刑赏”，包括给异族酋长多种形式的馈赠；第三种手段是战争，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换言之，应对内亚的经验，对提升军事力量在中国整体战略中的地位很可能没有什么帮助。卫青、霍去病单靠“虽远必诛”之类的铁腕政策也难取得胜利，应对内亚需要在各个层面施展更细腻和复杂的措施。
有一个假设有待验证：长期与内亚接触的经验，是不是并未助长中国对武力的轻视。游牧民族必然是擅长骑射的马背民族，是天生的战士。他们很早就开始为汉族人当雇佣兵，或者充当汉族人在边疆的盟友。不久他们也开始入侵长城，有时会统治长城以内的地区。最终他们统治了全中国，而且有两次。虽然他们的人口与汉族相比永远是少数，大概只是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一二。显而易见的是，1644年之后满人入主中原，不是靠着人口之众，也不是靠着弓马之多，而是靠着智略。他们成功的秘密在于，将打天下的能力和治天下的能力结合起来。满人的成功不仅因为武力的强悍，更是因为政治组织的高明。这一秘密反过来就是边疆游牧民族同边疆地区的汉人合作，通过这种合作，将非汉族的战斗才能和汉族臣属宝贵的管理才能结合在一个政权之下，也就是将怎样打天下和怎样治天下结合在一起。夷夏合作统治中国的进程在清朝（1644—1912）达到顶峰。但这一成就以两千年“夷夏”合作的经验与尝试为基础，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6] 日本和西方的观察者对中国历史的这一面相津津乐道，而对中国各个阵营的爱国者来说，这一问题又是敏感而尴尬的。
如今正是时候更进一步指出，夷夏合作长期存续在一定意义上是汉人的成就。关键在于一个变量：“如果你无法打败他，那么就加入他吧！”中国人需要稳定统治的王朝，需要能够长久掌握权力并维持安宁和秩序的家族。这是一项特殊的职责，其稳定延续依靠精神的保持，依靠全力以赴地从事艰苦工作。这种特殊的品质，可能少数异族入侵者更容易拥有。非汉族皇室往往能保持勇武，而汉族皇室更容易沉溺于声色犬马。比较明清两代的帝王，朱元璋的子孙腐化的速度大大快于努尔哈赤的子孙，是非常明显的。明朝前两代皇帝之后，宦官就开始乱政，而清朝统治了两百年之后宦官干政才出现。1860—1908年，慈禧太后或许表现出不思进取的倾向，但和万历皇帝相比，她简直堪称劳模。1573—1620年，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大部分时间不理朝政。
简而言之，这个假设值得研究：非汉族的王朝最终统治了中国，主要是因为有足够多的汉人愿意这么做；而另外一个原因是更多的人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关心。支持异族统治的就是和异族合作的人，他们往往感到，汉人充当内亚王朝的支持者，比汉人自己当皇帝过得更好。漠然处之的人是广大农民，他们已经学会将政府的事情交给统治阶级，不管这个统治阶级是谁。异族征服者在中国找到自己的角色，他们将自己塑造成职业的战士和统治者。他们越来越成为中国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元朝（1279—1368）和清朝（1644—1912）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归他们统率。
在夷夏之间的合作与让步的过程中，不少人注意到赶走蒙元政权的明朝的形象更加专制，它在某些方面模仿元朝的军事制度，并且一直受到蒙古军事力量复兴的威胁。可以肯定，明初的君主就开始追求天下一家的政治排场，遣使八方，建立朝贡关系。1405—1433年派出规模惊人的航海舰队，远达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沿海，表现出了向外部世界扩张的兴趣。 [17] 然而，明廷同样对向蒙古草原的扩张感兴趣。明朝海路七下西洋的同时，还发动了五次深入大漠的远征，其中还有几次是御驾亲征，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漠西蒙古远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明廷鞭长莫及，对蒙古的远征无疑抑制了明朝的海上扩张。最大的战略威胁还是来自亚洲腹地，这一点在1449年得到了夸张的表现。蒙古太师也先俘虏了英宗，包围北京。一百年后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1550年，俺答汗率军突破长城，京师震动。
蛮夷对汉族生活的具体贡献程度是一个大题目，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考察。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对帝国的军事贡献很大，不但提供了人马，更重要的可能是军事制度上的影响。儒士要想把异族征服者的武力控制在从属地位是很难的。然而总体来说，他们竟然非常成功。因为他们要通过所有非军事的政治手段，帮助异族君主掌握了权力。
可以想见，通过这种方式，汉族官僚把军事交给异族武人打理，自己则更专精于“抚”的艺术，这种倾向至少在清朝是显而易见的。直到19世纪中叶，农民起义迫使曾国藩一代的汉族官僚承担起办理和指挥团练、保卫传统秩序的任务。 [18] 孔飞力已经揭示，19世纪50年代，朝廷对于地方士绅办理团练非常犹疑，因为地方武装往往导致割据，威胁中央。明智的君主会全力将军队乃至整个政府与汉族统治阶级隔离。从这一方面看，外来的清朝控制秩序和征收财赋的做法继承自明朝，且青出于蓝，而明朝的办法部分是学自元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