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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中国对今日世界的诸多贡献中,最乏人问津的要数它独特的军事经验。本书的研究范围,囊括了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起于公元前632年,止于公元1556年,其目标主要是用细腻的分析,呈现中国的军事风格和军事传统。

如今20世纪下半叶行将过半,控制战争规模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本书的出现显得恰逢其时。国家或政权间的暴力冲突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共同威胁。如果想借鉴军事史去应对现在的危机,那么必须重视中国人战与和的经验。西方扩张的余波在越战中达到某种顶点,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中国战争方式的扩张性弱于西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新的动员和防御艺术的突出范例。作为核大国,中美被一个同样的难题困扰:如何驾驭新兴的核力量,用它自卫,而不被它反噬?双方都需要用尽可能全面的视角看问题。

正如沃尔特·米里斯(Walter Millis)十年前所说:“继续将过去的战史套用到未来,不但可能,甚至必然造成一个文明的灾难。”他说,亨利·哈勒克将军(Henry Halleck)、G. F. R. 亨德森(G. F. R Henderson)、查尔斯·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en)、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J. F. C. 富勒(J. F. C. Fuller)等人,并不比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高明到哪里去。他说,军事史必须“少研究一点过去的战例……少一点纯军事视角,多一点文化视角……多运用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还要利用应用科学提升研究水平。” [1] 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独到经验也许会有特别的启发。

中国参与新的国际秩序是大势所趋,国际社会必须为此做出调整。研究中国人的战争之道,可以使这种调整更顺畅。这样一来,理解中国军事传统就有了实用价值,中国政府正是它的嫡派传人。同时,我们还可以去粗取精,为我所用。毕竟中国历史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中国的军事传统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实效,还在于它每每能够推陈出新,有时创造力甚至更胜西方。中国人不仅发明了弩、铸铁、火药,还发明了纸、印刷术、科举和职业文官制度。他们还有一项很早就取得的成就:确立文主武从的观念。因此,中国“和平主义”的名声在西方民间经久不衰。中国古史中兵制和战功的记载之多,前现代民族中无出其右者。公元前221年,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定于一统,其后的十二个主要朝代,和其他十六个次要朝代,都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的。可谓“刀剑里面出政权。”统一一方面要靠武力,一方面也要靠非军事因素,这些因素军事史家也不能忽视。

本书分析了从古至今中国军事经验的典型形式:春秋时礼仪化的战争、战国时兼具礼仪和计谋的战争、汉代的内亚问题、唐代对藩镇势力的镇抚、明代沿海的倭患、围城战与内陆水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当权者错误决策造成的军事灾难。当然,这些战例都可以同其他地区的战例横向比较,且能得出丰硕的成果。它们都发生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然而其中一些方面是有着普遍意义的。 qKdM1UezX21tpiwbsShEGUm78Qn5VlGhzqN34myCktb4A3eaQUz7J5gTAAX2fJ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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