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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惟一（Michael Loewe）
随着公元前221年的统一，中国的军事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此前的战争，都是小国之间争夺暂时的霸权或者领土。与此同时，匈奴骑兵已经可以深入中国北方，在战国时代的村庄和城市烧杀掳掠。他们可能是入侵欧洲的匈人（Huns）的祖先。秦朝（前221—前207）和汉朝（前202—220）建立后，中国的军事有了新的侧重点。虽然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有不少割据时期，但就整体而言，内亚部族联盟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军事威胁。汉族王朝的主要忧虑将是，内亚的各部落如果能够在一个公认的领袖的统率下一致行动，将获得巨大的力量。通过研究汉武帝（前141—前87）的征伐，我们就能看到，对于汉朝来说，击败匈奴或者防止其他部族落入匈奴的控制是头等大事。这种情形在后来的两千年中时常再现。把研究限定在汉武帝时期，并不是说汉朝的军事战略战术靠的是哪一位皇帝。统治者个人对政策的影响、对事态的控制、对自己意志的贯彻能到何种程度，都还没有定论。但主流观点认为，汉武帝的作用是积极的。虽然我们不能说他比大臣、谋士、皇亲国戚对战事更有影响力。 [1] 汉武帝时代值得研究是因为它的时间足够长，能够见证中国新扩张方略最初的执行与成功，以及后来的失败和放弃。我们还可以看到立场和观点各异的官员们的反应。从公元前130年到前90年的近半个世纪，中国的帝制政府首次把积极的、扩张主义的政策保持了两年以上。随之而来征伐无论在当时和后世都遭到批评，这些批评也是宝贵的史料，此类的史料在帝制中国的早期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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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史记》和《汉书》是西汉（或称前汉）历史的基本的、甚至是仅有的史料。关于战史，两书的《本纪》记载大略，而《列传》从个人角度提供更丰富的细节。战胜细节的记载凤毛麟角，不难想见，这些记载想要提供给读者的是劝诫，而不是战争的客观评价（关于战斗的细节描写，见《汉书》卷五五记载的前119年西汉征讨匈奴的大战；《汉书》卷五四记载的李陵的征匈奴的战斗，已列为附录B）
除了为异族专门所立的传（即《史记》卷一一〇，卷一一三至一一六；《汉书》卷九四至九六），《汉书·地理志》里的注释对了解历次战役后汉朝扩张的情况很有价值。《表》中有一些档案性质的信息，比如对立功将领的封爵可以做统计分析，但是需要慎重对待材料。两部史书不同部分对同一件事记载的一致性还是比较高的。
而例外也难以忽略，这里有必要指出一个遗漏的例子，提醒我们两部史书的记载是不全面的。《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前147年，汉朝向至少七个归降的匈奴王授爵，但《汉书》其他部分，不管是《本纪》还是《匈奴传》都没有记载此事。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有七人归降的记载，只有一些文字上的差异。《史记·孝景本纪》也部分记载了此事，但是相当简略：“春，匈奴王二人来降，皆封为列侯。”除了这些记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要靠读者自己揣测（《史记》卷一一，页10；卷一九，页45f；《汉书》卷一七，页4）。
汉代史家和后世的史家一样，受限于军队的组织和作战表现材料的缺乏。相比之下，关于长城驻军管理的记载则分布于明朝之前的所有史书之中。关于理论和技术的书籍，汉代史家没有宋元史家那么幸运，有大量的史料可以利用。《汉书·艺文志》列出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只有小部分流传至今。然而，仅仅从篇目中也能看出，从公元元年起，内府开始收藏关于战略和技术的文献，有些是李广这样带兵打仗的将军写作的，还有专讲武器使用的书籍，如《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