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从公元前9世纪中国有连续的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中国社会已跨过“军事地平线”（military horizon）很久了。“军事地平线”是原始战争和文明战争的理论分野。在后原始时代的战争中，君主可以为了国家目标发动战争，可以强制把人力物力用于战备，可以执行严格的军事纪律，可以根据现成的兵法用兵，可以靠着充足的补给打旷日持久的战争。 ^[13] 用于战时社会组织的基本能力，是和平时期成就的衍生品。

从有真正历史开始到楚汉战争的一千年，是中国的军事进步显著、创造力活跃的一千年。在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学说等领域，各诸侯国展现出的天才，与灿烂的中华文明相得益彰。在这期间，中国人淘汰了战车，也淘汰了与战车伴生的一系列贵族行为规范和战斗技术。两种相互矛盾的战术并行不悖地发展，体现了中国人在军事上的现实主义。其一是“胡服骑射”（马镫的出现可能就是胡服骑射的后果）； ^[14] 其二是发展出组织严密的步兵战术，以及相配套的武器装备。这比胡服骑射更加切合中华文明的城市—农业底色。古代中国的军事和意识形态、行政管理一样，也是集权制的。宗教活动和军事活动紧密联系，战前固然要专门祭祀和占卜，就连战争本身也是一种预兆。军事机器和国家行政体系区别不大。 ^[15] 从先秦的史书和兵书可见，当时军事思想和军事传说故事已经传播开来。虽然后来千百年对武力的偏见一直存在，但今天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先秦，军事不但受到尊敬，而且受到高度的重视。

中国历史有个显著特点，即汉族的军事创造力和适应力发展缓慢。随着文化和人口重心不断南移， ^[16] 中国在军事上越来越依赖边疆的半开化或野蛮民族，结果就是整个帝制时期，中国人安内攘外的力量日渐削弱。有一点需要记住，削弱帝制中国军事能力的政治和思想因素，在战国时代才刚刚出现；而在春秋以及更早的时代，人们对这些思想还相当陌生。

城濮、井陉两场大战之间的四百年，中国的战争形态发生了巨变，骑兵代替了战车。可惜的是，无论是骑兵还是战车，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使用的，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同其他武器配合的。步兵显然训练得更好，而且构成了军队的主体。弩成为重要的武器，可能占据支配地位。矛戟的形制也变了。公元前4世纪末引入胡服之后，中国的军服也变了——其实中国人的整体衣着都变了。在战车时代，御者、车左（执弓）和车右（执戈）的个人击技很重要，而现在则让位于步兵更精准低廉而缺少个性的弓弩射击技术、矛戟刺杀技术、大兵团的组织。在这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重大变化的特别运动（比如前307年赵国推行胡服骑射，前690年楚国军事改革）。然而，这类事件短暂而孤立，只是惊鸿一瞥，它的产生过程只能靠推测。

只有把观察的时段放得够长，我们才能看清大势。城濮和井陉两战能观察到的差异中，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战争的理性化。迷信和宗教仪式或许都还存在，但我们在井陉之战中没有看到记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韩信在装备和战术问题上都采取了高度现实主义的态度，依靠逻辑和情报决策。在文献上，《孙子兵法》的权威持续至今，它是中国军事天才全盛时期的象征，而韩信则是这种天才的化身。他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至少是最伟大的将领之一。

在楚汉争霸时代，几乎不再有人强调胜利从根本上取决于统治者及其国家的道德优越性。说客（比如蒯通劝说韩信时）直接诉诸个人的抱负与恐惧。 韩信反对蒯通的理由，是自己对刘邦个人的感恩，而绝不是因为钦佩他的德行。事实上，很难想象刘邦的同时代的人会把他当作道德楷模。 胜利靠的是诈与力，而不是塑造国家、时代和天下的命运的德行。

城濮之战和井陉之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胜利的基础都是准确地估计敌人、制定相应的策略。文公看到了楚军的鲁莽，可能还有子玉必欲置他于死地的狂热。韩信看到了陈馀僵化的思维和狭隘的目光，甚至猜到他会放弃高地上的营垒，全军出击！对奇谋的褒扬，可能反映了中国读书人（包括史家）对武力的厌恶。如果战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智斗，而诸如纪律、组织、武器、耐力、流血等严酷的事实，某种程度上因为对智谋的强调而最小化，那么中国读书人会更容易接受战争。这种思维再往下发展，就会认为常胜将军们有操控自然和环境的能力。于是战争离实际经验更远，儒生掌握了军事史的书写，把军事史降低到寓言和传奇的层次。史家省去了记录战争中复杂多变的技术的麻烦，也进一步鼓励了纸上谈兵。直到今天，中国的军事思想还有深深的纸上谈兵的烙印。

最极端的例子最能体现问题。前638年的宋襄公（毛泽东的名言“我们不是宋襄公”说的就是他）和前205年的陈馀，他们的失败最彻底、最愚蠢，也最清晰地展现出春秋和楚汉两个时代的区别。宋襄公力排众议，坚持与楚国交战。楚军渡过泓水之前，宋军已经列阵完毕，但是襄公偏要等楚军全军渡河、列队完毕之后才下令进攻， 宋军大败，襄公自己也负伤，当宋人责怪他时，他说：

陈馀拒绝李左车的建议时，给出的理由就和这种道德主义的高调很不一样：

这种迂腐糊涂的想法，最后必然铸成大错，但它是从理性出发的，是由已知的前提做出的逻辑推论。陈馀和宋襄公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里。

[1] Cf.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vol 3：Shoo King ，p. 63.（《尚书·大禹谟》）

[2] Samuel B. Griffith，trans.， Sun Tzu：The Art of War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p. 78.

[3] 理雅各将“赐”译为“gave”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一翻译没有能体现出授予武器的同时也提高了接受武器者的身份。理雅各将“铍”译为“long Spear”，当我们提及战场上的兵车时，的确很容易想到长矛。但是因为木制的矛柄易于腐烂，无法保留至今，所以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春秋时代的长矛。参见Max Loehr，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该书第108项武器可能只是铍的头部。

[4] 将巢车译为“a chariot with a crow’s nest”基本上是直译，理雅各将其描述为“建造在马车上的瞭望台”（见 The Chinese Classics V，396），安井衡将其等同于“橹”，顾赛芬（Couvreur）则认为巢车“上有圆顶，士兵立在上面瞭望敌人”。参见安井衡：《左传辑释》，台北，广文书局，1956；F. S. Couvreur， Dictionnari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Taipei，World Co.，1967）。

[5] 不幸的是，有一条引人注意的史料使得本就复杂的问题更复杂了：车的大小和人的体型不匹配。周代人的体型肯定比现代人小，但是再小也不可能解决华威廉（William Watson）提出的难题：“车内面积不会大于0.8平方米，车前进时，只能容下两个人站在一起，肯定没地方再上来两个人作战。”见William Watson， Early Civilization in China （New York，McGraw-Hill，1966），p. 79。但是我们一再在《左传》中看到，一辆战车的乘员标配是：一人驾车，一人持弓在左，一人持戈在右。而且从记载上看，他们的确是在车上战斗的。现在又有了第四个乘员，除非“天”简单地作“后面”讲。那么只剩下两种可能：第一，当时实际使用战车比目前已经出土的战车至少大一倍；第二，前进或作战时必须有乘员下车。
列奥·奥本海姆（A. Leo Oppenheim）的 Ancient Mesopotamia （Chicago，Phoenix paperback，1964）一书中的两块泥板，展示了国王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公元前7世纪）时期的亚述战车。一块是第九号泥板，题目是“王家战车”，三个人站在一辆相当大的战车上，其中一人明显是亚述巴尼拔。拉车的两匹马是停住不动的，一个没带武器的人控制它们；另外一块是四号泥板，题目是“战斗的战车”，上面有一辆三匹马的战车，一名弓手在驾车人的右边，一人手持约五英尺长的矛准备战斗。这是仅有的两幅战车图像。中国没有可资比较的图像资料。奥本海姆认为，战车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是厉害的武器，但前9世纪后，骑兵发展了起来。（p. 46）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区分了“广车”和“乘车”，广车是打仗用的，乘车大概比广车小而轻，是专门坐人的。

[6]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383.

[7] 《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理雅各将“舍”翻译为“su”而不是“she”。见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76。

[8]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210.

[9] 见《左传·成公七年》。另见沙婉（E. Chavannes）的法译本《史记》： Memoires Historiques （Paris，Ernest Leroux，1895），V，5。

[10] 井陉之战的记载见《史记·淮阴侯列传》。其英译本见John DeFrancis，trans.，“Biography of the Marquis of Huai-y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7），pp.193ff，以及Burton Watson， trans.，“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208—232。本书引用的《史记》是顾颉刚点校本《史记》（国立北平研究院，1936），因为它标出了具体行数，方便具体引用。关于井陉之战的记载，主要是第45—72行，第73—89行是冗长的结尾，记载了韩信与李左车的谈话，他们不但谈了这场战役，还谈了这场战役之后的新形势、新战略。《史记》中其他提到井陉之战的地方，都没有披露更多的史实。

[11] 阏与是战国时代秦赵两国之间一场著名战役的发生地，见F. A. Kierman， 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 （Wiesbaden，Harrassowitz，1962），pp. 31，86—87。Defancis 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将“新”简单地译为“recently”。

[12] 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 ，pp. 32—34，88—89，90.

[13] “军事地平线”的概念及其特征见H . H. Turney-High， The Primitive War ，2d ed（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1），pp. 21—38。1949年这本书初版时引起了众怒，其原因正如一位书评家指出的，就在于它散发着一股“骑士精神”的臭气。对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研究者来说，它指示出一种评价战史的有趣的可能性。前言中Turney-High说：“战争是第一门真正变成科学的社会科学，因为它的实践最先简化为几条纯粹的原则，并且不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失去效力。”这提供了一个可能：可以将战争的原则当作评估战史记载的可信度的标准，相比单凭直觉判断进了一大步。将“地平线”这一隐喻的说法作为技术考古学的术语也是非常合适的。

[14] 如果马镫是中国人发明的，那么它将是任何应用的链条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条件，Lynn White 在其著作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第15页谈到：“马镫可能是一项中国发明。”Charles Chenevix Trench 则不这么认为。见C. C. Trench， A History of Horsemanship （London，Longmans，1970）。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15] Henry Maspero， La Chine Antique ，new ed.（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5），pp. 263—267。详细探讨了晋国在晋文公统治下的军事化；秦国毫无疑问也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楚国也一样，令尹既是首相也是总司令。关于国家的军事化的史料虽然不总是充分的，但可以说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情况。

[16] E.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AppendixⅡ，用图表的形式展现了从隋到中唐中国人口从北向南的转移，令人印象深刻。宋代以来，华北地区的外族存在加强，意味着南方人口的同时上升，长江流域的人口也会向华南流域迁移。（Herald J. Wiens， Han Chinese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Hamden，Shoe String Press，1954]，p. 183.）牟复礼认为，蒙古征服中国时，五分之四的中国人口都在淮河以南（“China Under Mongol Domination，”vol. 4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到了明朝，华北平原的某些地区人口过于稀少，朝廷以免征赋税的办法吸引百姓向这些地区移民。（P. T.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 263.） U/IdukurGqgCSjj9945gYOpJnmx72OuQZ97D2Gw20CdcicfTBnHpLOleE7sl2+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