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代正史的典范，军事记载极多，但是通常很简略，甚至有点遮遮掩掩。司马迁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项羽本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项羽武艺高强，是楚国名将之后，他的军队是秦末起义军中最强的一支。然而，诸如装备、战术、战场位置以及军事史中的其他要素，司马迁都语焉不详。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对井陉之战的描述是全书最令人满意的战史记载。它的特别有趣之处有二：（1）和城濮之战一样，可以用示意图呈现出来；（2）和城濮之战不同的是，此战的地理位置对军事行动至关重要，这一特点让我们迟早能确定战场的位置，也可能精确定位，也可能比较笼统。
前205年秋，最终的赢家、在前202年创立汉朝的刘邦下令，派韩信与张耳一起出兵攻打赵代两国。代国很快降服。代国一克，刘邦就收回了韩信麾下的精锐，留给他数万次等的人马，让他去攻赵。井陉的山路是从山西崎岖的山地通向华北大平原的必经之路，狭窄险恶。 [10]
赵王和成安君陈馀在井陉东口集合数十万大军严阵以待，广武君李左车向赵王献计：
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
[11]
，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原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
，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原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擒矣。
然而陈馀是一介“儒者”，
常说“义兵不用诈谋奇计”。
他拒绝了李左车的建议，一厢情愿地认定韩信所部不过“数千”。
他还说：“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
韩信通过间谍知道了陈馀拒绝李左车献策的事，于是大胆地领兵进入井陉，在离井陉口三十里的地方驻军。他挑选了两千轻骑，人手一面汉军的赤旗，抄小道到达可以望见赵军的有利地点。当赵军倾巢出动去攻击韩信率领的汉军时，这两千轻骑便驰入赵军的营垒，拔下赵旗，插上汉旗。
韩信让剩下的部队简单吃了一餐，承诺在破赵之后可以尽情享用战利品。于是挥师前出井陉口。他知道，陈馀只会纸上谈兵，照着书里的办法修筑了营寨。营寨的右边和后边是山，左边和前面是河。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韩信在此战中用了间谍，所以我们假设韩信已经对此心知肚明。他知道，陈馀认为赵军的地形非常有利，迫不及待地要利用这一地形开战，而且在韩信全力以赴之前是会避免任何接触的——直到汉军张起大将的旗鼓。
韩信首先派出一万人马，在赵军阵前背泜水为阵，韩信必须承受让敌人知晓此事的困扰。虽然行动在夜间，但汉军很可能点了火把，赵军望见汉军的背水阵就大笑起来，陈馀肯定是笑得最大声的。傍晚，韩信张起了大将的旗鼓，率军出井陉口，处于赵壁和他早先布置的背水为阵的先锋之间。
赵军望到这种情况，打开营门，大举出击。双方苦战良久，韩信和张耳抛下旗鼓佯败，与河边的汉军合兵一处。赵兵急于抢夺汉军的旗鼓、生擒韩信和张耳，一窝蜂地向前冲杀，而汉军坚韧异常，难以撼动。这时，埋伏在一边的两千汉军轻骑按照命令驰入赵营，拔下赵旗，换上汉帜。赵军苦战不胜，锐气摧折，原以为唾手可得的战利品成了镜花水月，于是返回营垒，却看到墙上汉帜招展。赵军乱作一团，四散奔逃，即便赵将斩杀逃兵，也难以遏制溃散。一切都是徒劳。汉军大败赵军，不但俘虏了兵将，擒住了赵王，且“斩成安君于泜水上”。
韩信严令部下不许杀李左车。有人将李左车擒献，韩信亲手为他松绑，“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
汉军众将问韩信，为什么一反常规，背水而战？在出井陉之前，韩信承诺众将“破赵会食”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信心的。韩信用孙子的话回答他们——“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
他接着说：“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
图1-4与1-5是井陉作战计划的简图，是将书中记载的井陉地区的地貌和《孙子兵法》的思想相结合所绘。陈馀是书生典兵，一定会布阵于山前和山左，在高处扎营。由于井陉是条东西走向的峡谷，而山西地区的山脉是南北走向的，所以韩信应该是面朝南或者东南布阵。不妨采信《史记》中战役发生地在井陉口的说法。
图1-4 井陉之战（前205年）第一、第二阶段
图1-5 井陉之战第三、第四阶段
《史记》提供的关键的信息很少。从上文可见，参战的人数只是模糊提及，其数目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至于武器、阵型、作战技术，要不就是全然无迹可寻，要不就只能靠推测略知一二。比如，我们无法从《史记》中得知骑兵手持何种武器，也不知道他们是马上战斗还是下马战斗。
《淮阴侯列传》不提供无根据的信息，这是它最难得的地方。它为推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自己却不做任何推测。比如，韩信一定对陈馀的个性与思想了如指掌，因为张耳是与陈馀相知甚深的故交，当时他正和韩信在一起，一定将陈馀的情况告诉了韩信。但是司马迁从来没有这么提过。同样可以推测出，间谍不但能告诉韩信，陈馀拒绝了李左车计策，而且会告诉他赵军营垒的位置和大小、赵军的人数和武器等。《孙子兵法》有言：“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韩信是良将，完全符合条件，凡是间谍探知的，他一定都掌握了。司马迁没有再啰唆地把这事告诉我们，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也可能是他没有确切的证据。有一些信息司马迁并没有掌握，但是对于没有把握或信息不充分的问题，他有技巧地回避了。
和城濮之战相比，井陉之战非常明显地缺少仪式性的前奏和收尾。没有占卜，没有解梦，没有为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去寻找借口或证据。汉政权正在逐鹿中原，韩信只是受命率军破敌，并且完成了任务。春秋时代已久远。秦的统治向各个方面注入了实用主义，每个人都奉行这一原则。汉军从指挥到态度都是平民化的。风格完全变了。另外，这场战役的记录者司马迁虽然是孔孟之徒，却并没有那么鲜明的道德色彩。唯一可见的战前准备，正是现代战争中的将军要全力完成的：收集情报；制定作战计划；下达命令，安排部下去执行计划。最后肯定要让将士饱餐一顿，因为韩信承诺要“会食”缴获的赵军军实，虽然司马迁没有提，但是可以想见汉军战后肯定“会食”了。关于战后的事，《史记》中只提到斩杀陈馀、韩信向部将简述自己的战略，以及韩信留用李左车。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代（前722—前481）的战后屠杀并不常见。楚汉争霸时代（前209—前202），战后屠杀虽然并不经见，但绝非无人知晓。比如，章邯率秦军投降项羽，项羽还是将秦军统统坑杀。这种在屠杀行为也见于战国时代（前403—前221），例如长平之战（约前261—前258） [12] 。常有人为滥杀辩解，因为降卒难以驾驭，在本就危机四伏的处境里更增添了不必要的危险。井陉之战胜利后，赵地对韩信来说还是敌土，彻底平定赵地还要花上几个月，但《史记》中并没有滥杀赵军降卒的记载。
很明显，井陉之战极端重要。陈馀是潜在的分离势力的中心人物，杀陈馀，就是摧毁了这个中心。赵国灭亡，项羽失一强援，燕降齐破，皆由于此。而韩信此前就已灭了魏国和代国，这就意味着项羽失去了对整个北方的控制。韩信与刘邦、项羽鼎足而三的局面悄然形成了。有人劝韩信趁机独树一帜，韩信断然拒绝，决心继续效忠刘邦。回头看来，这是一个自寻死路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