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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濮之战

这场战役要放在两大集团长期对抗的大背景下考察。一个集团以晋国为首,其成员国是更为中原化的国家;另一个集团以楚国为首,其成员多是非中原的各南方国家。城濮之战是双方的第一场大会战。

结盟

结交和维持盟国是战争外交准备的重头戏。晋楚争霸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两个大国和夹在其间的各个中原小国之间分合无常。地缘远近无疑是首要因素。申国和息国参加了城濮之战,两国是楚国的老牌卫星国,其军队非常好地融入了楚军;陈国和蔡国毗连楚国,也是其坚定盟友。估计楚方三分之一的兵力都是这些盟军提供的。晋文公敏锐地察觉到,这正是楚军的命门所在。徐国也因为地缘相近,成为楚的盟国。卫国和曹国则明显是临时加入楚国一方的;鲁国也与楚结盟,鲁国公族率领军队保护卫国。宋国和齐国则受晋国的保护。通常来说,最先进攻的目标,就是离自己最近的敌方盟国:在城濮之战中,楚国及其盟国攻宋,晋则攻曹、卫。像卫国这样,远离自己的“大哥”,却与“大哥”的对手相距很近,便非常容易遭到攻击。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力量平衡,无非靠以下两种办法维持:一是不断的背叛和结盟,二是国家势力的消长。判断消长,就看一方敢深入与主要对手之间的缓冲区多远。

主帅

争霸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双方君主的道德人格。中国的史家向来看重天命与功过,他们修史总是遵循道德主义,对战史的记述也是为了证明战胜者实至名归。就城濮之战而言,我们应当注意到《左传》对重耳的流亡生涯的完整记述。重耳流亡国外十九年,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晋文公。 《左传》似乎想要告诉读者,一个真正尽职的谋臣可以为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主公做许多事。重耳有一个特别厉害之处,就是能让许多人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成全他。在这些人的指引下,重耳才开始产生对自己天命的幻想。重耳变成晋文公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完全符合儒家理想的虚怀纳谏的君主。晋文公的形象非常模糊,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对中国历史名人的个人情况往往知之甚少。城濮之战中,几乎唯一有关他个人经历的记载是,他曾经一时兴起答应楚王——可能是他没忘,也可能是别人提醒之后记起来了——如果他的军队和楚军对阵,他会“退避三舍”。

《左传》也描写了楚军统帅子玉的个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击垮晋文公抱着偏执甚至狂热的态度,这种一维的、毫无来由的恶意,就像《奥德赛》中的埃古(Iago)一样。唯一赞许子玉的大概只有晋文公本人,他说这些话是在子玉去世之后。蒍贾评价子玉“刚而无礼”,并且预见楚军在他的指挥下必败。子文急于把位置让给子玉,似乎是因为惧怕他。《左传》在城濮之战后插入了一段文字,可疑却透露真情。这件事发生在战前,子玉有“琼弁玉缨”,河神托梦给他,如果他能将琼弁献给河神,河神将赐给他“孟诸之麋”。 子玉用非常理性的话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拒绝巴结河神:“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这是地道的儒家思想,不像一个偏执、狂热的半野蛮的楚国人说的话,而随后,晋文公说这才是子玉的真实面目。他批评子玉的继任者“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明确地表示子玉的接班人在这些重要方面是不如子玉的。

怎样让人民做好战争的准备?《左传》中,这个问题通过晋文公和子犯的对话表现出来,谈话还涉及征伐、正礼、狩猎。文公选择了一名主帅,然而此人据说只擅长学问 ——由此我们可以知晓,先秦人认为自己应该怎样思考战争,或者应该表现出怎样思考战争。虽然《左传》中对子犯的描述极其程式化,但我们依然可以相信《左传》的记载,晋国练兵的方式就是狩猎和征讨小邦,顺便还能解决一些政治问题。

有些人头脑简单、脾气急躁,如何利用这一点让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作用?对此《左传》有现实主义的解答。晋文公的车右魏犫,因为觉得得到的褒奖不够,怒而违命,在战斗中负伤。文公探询他伤势如何,见他身体并无大碍,就把他从车右的位置上撤换下来,同时斩首了与他一起违命的人,以立威。

占据有利位置

敌对的两军进入战场之前,需要先抢夺道德制高点。当年晋文公还是重耳时流亡到楚国,子玉就劝楚王杀掉他;城濮之战时,子玉依然是晋文公的死敌。楚王认为晋国没有道德瑕疵,晋国士气正旺,政治清明,没有可乘之机。子玉又抛出了个人的理由:“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楚王很不高兴,但也不想过分约束自己的令尹,于是交给他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这是个愚蠢的行为,既没有阻止他出兵的决心,也没有给予他获胜的力量。子玉率领着这支队伍向晋文公发出了挑战。晋国谋臣就此展开了反复辩论。晋军退避三舍,而楚军还在喧嚣挑衅。至此,一战已经难免,而晋军已在道德上占据了有利的位置。

第二阶段才是占据地理上的有利位置。《左传》并没有明白提到晋文公挑选了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扎营。在地形平坦的华北平原,起伏不大,但是小小的差异就会对军事造成很大影响。晋文公应该有足够时间选择一个有利地形。如果《左传》所说的“次”果真是宿营两夜以上,那么晋军在这里至少宿营两夜。 [7] 理论上讲,到达城濮多少有一点仪式性的目的,而不是单纯地选择一个军事上的有利地形。这意味着晋文公退避三舍,已经履行了对楚王的诺言,打起仗来可以甩开思想包袱,虽然他的臣下还要帮他扫除疑虑。

在城濮宿营之后,晋文公偶尔听到了军中唱的一首歌,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不好的预兆,而子犯则必须找到有利的解释。因为楚国曾经帮助过晋文公,所以晋文公一直感到非常苦恼。栾贞子以家族忠诚劝说文公:楚国已经灭亡了汉阳诸姬,还剩晋国一家。文公做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噩梦,而子犯又从中找到了吉兆。

最后是应战。这一情景为后世反复引述,楚国使者优雅而轻松地邀请开战:“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我请求与您的武士比试比试,您站在车上看。”)晋文公回答:“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麻烦您告诉贵方将士,照顾好你们的战车,谨慎地侍奉楚王,明日破晓,不见不散!”)

战斗和余波

《左传》对具体的战斗情形描写得十分简略,一共只用了167字,这是其简约风格的又一个例子。描写当然不详尽。战斗中的一些关键情节没有特别提到,但可以从话中推测出来。下文中我复原战役过程时,会把推测出来的情节用楷体字表示。 [8]

这场战役加入了晋军 两翼 的进攻。楚的同盟陈、蔡的军队组成楚军的右翼,晋军的左翼 进攻 陈、蔡联军,势如破竹。 晋的左军(或称下军)就成为中坚力量,扎进楚国的中军,一面防止它进攻晋方的中军,一方面防止它援救楚军左翼。因为在两种情况下,晋军的下军都可以从侧翼或后方攻 击它。

晋军的右军(或称上军)由狐毛和狐偃指挥,这支兵马在整盘棋中的作用只是诱敌。战斗开始前,晋国的最高指挥部已经将战略分为三个部分,同时晋文公已经将其解释给几名指挥官,当上军到了可能产生伤亡的地步时(有可能就是进入弓箭射程之内时),他们掉头就跑。 上军有两面大旗,表明晋国的主帅文公就在其中。同时,栾枝的战车布置在中军和上军之间,扫过正在撤退的上军尾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车过之处尘土蔽天,楚军看不清狐毛和狐偃的军队正在扬尘的掩护下重新整队,调过头来。

子西指挥楚国左军, 该军由申、息两国征调来的士兵组成,申、息和陈、蔡一样,也是楚国的与国,但是加入楚方的历史更久,与楚军的融合更深入,也更受楚国的信任。当他们迫近晋军战线时,一支精锐的人马从晋中军杀出, 他们是文公的近卫军——“公族”,都是公族子弟或者流亡时与他共患难的忠臣子弟,由原轸和郤溱指挥,突入楚军右翼;同时,晋中军余下的人马按兵不动,与楚中军对峙,有效地支持了胥臣指挥的晋下军的行动。此时,附近沼泽中刮来一阵龙卷风,一度乱了晋中军的阵脚,还刮飞了文公的一面旗帜。 晋公族冲击楚左军时,晋上军和栾枝的战车部队也大举出击,歼灭了楚左军。

上述情节有几个地方可以做改动,也言之成理:战车部队可以横掠阵前掩护中军,然后与公族一道冲锋。这种假设要劣于上文重建的史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如此复杂的行动中,由指挥官直接掌管的部队多多益善,这样他才能比较容易地指示部队何时行动,近卫军开始时处在中军和上军之间的位置,最能满足这个条件。让他们出击也可以让最右翼的尘土飞扬得更持久,在这里的上军就可以调转头来准备逆袭。战车加入公族一起作战则没那么容易。公族要等楚左军冲出扬尘之后立即予以痛击。也可能晋中军并没有前进,战斗就开始了。换言之,双方的左翼都受到攻击,晋国在先、楚国在后的可能性较大。另一种可能是,晋国的上军只是挑战诱敌,而没有参与进攻。我们已经注意到,这在《左传》中是常见的做法。

图1-1 城濮之战(前632年)第一阶段 排兵布阵

图1-2 城濮之战(前632年)第二阶段

图1-3 城濮之战(前632年)第三阶段

这场战役具体是在哪里发生的,现在还难以确定。最可能的地方是两处:河南省陈留县东北、山东省濮县南部。 然而事实是,战场的具体位置既不可能明白确定,也不是很重要。有人推测有莘之墟位于某座小山上,而沼泽也在战场的边缘。不过地形在城濮之战中并不重要,除非要设伏时才加以考虑。

城濮之战后的仪式性行为也非常典型。文公回到晋国,为周天子立宫于践土,他还在践土献给天子一百辆战车和一千名楚国步卒,由此正式称霸。不难想见,随后小国君主便要急忙寻求新的平衡,《左传》里也有体现。

用道德主义记录战争当然会掩盖实情。逻辑上讲,如果像《左传》宣扬的那样,文公之德有如此强的感召力,那么他肯定能长久不衰;然而事实是,城濮之战后不久,他就遇上了接连不断的难题。他称霸后几个月就率盟国围攻蕞尔小国许国,没有成功。翌年,他又威胁郑国;第三年围郑,结果还是空手而归。在这一时期,狄人一直是中原的威胁,在践土之盟之后三年就大举(至少就记载来说)入侵齐、卫两国(两国都是晋国的盟友)。可以判断,这场以城濮之战为顶峰的争霸大戏,损耗而非充实了晋国的国力。

历史学家童书业把城濮之战视作一个大转折,楚国对中原地区所向披靡的入侵受到遏制,认为晋文公处于同时抵抗南蛮和北狄的地位。 然而事实上,前584年巫臣出使吴国,才是遏制楚国、削弱其威胁的关键事件。巫臣是楚国的前高官,流亡到晋国得到任用。他最有理由憎恨楚国,担负起向吴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任务:传授吴人怎样使用武器、怎样列阵战斗。楚国东南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存在,就无法在北方为所欲为。 [9] ahPTMScE5k8YrcuXIDnv6c0bJtma0PswOGtHncqZOTyBUkVb1xMvG5rR8xMybq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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