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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有不少栩栩如生的画面，比如在邲之战中：
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左传·宣公十二年》）
又如鞌之战：
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左传·成公二年》）
上述这些人都是贵族。对现在读者来说，“贵族”一词意味着什么都会一点、却都不专精的人。然而，以武艺、精神、坚毅和忠贞衡量，春秋时代的贵族是专业的武士。表面上的繁文缛节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他们在最严酷的考验下投身于自己君主的事业，其精神是荷马式的，有着传奇一样的果决（flatness）与包容（universality）。
实际的战斗要遵循一套准则，其大概内容可以从《左传》的叙述中推演出来，其中有些确实会让今天的读者摸不着头脑。比如，鲁昭公二十一年，宋国的内战中发生了惊人的一幕，旋涡的中心是华氏一族。而按惯例，许多大国都出面调停，宋公子城的战车和吕封人华豹的战车相遇了，公子城调头要走，“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则关矣。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豹射，出其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华豹喊：‘城啊！’公子城大怒，又折返回来，刚搭箭上弦，华豹已经拉满了弓。公子城说：‘平公的在天之灵，还在保佑我呢！’
华豹果然没有射中，公子城又要搭箭，华豹又已经拉满了弓。公子城喊道：‘不给我射的机会，真无耻！’于是华豹从弓上抽去自己的箭，公子城将他一箭毙命。”）公子城又击毙了华豹执殳的车右，重伤了他的射手干犫。干犫请求公子城射死自己，而公子城想留他性命为国君效力。干犫说：“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干刑而从子，君焉用之？子速诸。”（“同车共伍的人都死了，自己却活着，在军法上是大罪。如果我为了逃罪而跟随了您，国君又怎么能重用我呢？您快点下手吧！”）于是公子城射死了他。
这里的军事行为准则是，战友死了，自己也不能独生，这和中国文化里其他团结模式非常相关。应该与对手交替射箭的观念，让人联想到一种基于道德秩序的“骑士精神”，但明显与军事上的实用主义相矛盾。按现代人的思维，如果华豹射箭速度是公子城的两倍，那么只能说明华豹武艺高过公子城，与品行无关；然而事实上，此事不但关乎个人生死，而且关乎国家胜败。我们因此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桓公八年，随楚交战，季梁观察楚军，认为楚人尚左，楚王一定在左翼，所以击破其空虚的右翼，就可以让楚师土崩瓦解。然而，随国的少师却说：“不当王，非敌也。”（不面对他们的君主，怎么算是战斗呢？）结果随师一败涂地——“败绩”。
不该乘敌之危的思想根深蒂固，它本身就可以被当作一种手段。于是，秦晋鏖战一番之后，秦军使者知会晋军，待拂晓再战，晋国的胥甲和赵穿到秦营门前喊道：“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秦军连夜撤退，没有再战。
战斗展示的个人品质中，先秦的中国人最为推崇临危不惧，认为这比单纯压力下表现出的勇气要宝贵得多。《左传》对很多事件的记载近乎漫画：“颜息射人中眉，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颜息射中敌人的眉心，回到阵中，说：‘我并没有什么大勇，只是瞄准了别人的眼罢了。’”见《左传·定公八年》。）
武人还必须果毅。“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兵戎之事在于发扬果毅的精神，将果毅之念内存于心、外见于行才叫作礼；‘果’就是杀敌，‘毅’就是能够杀敌”，如果不依此而行，就会死得很不光彩。”《左传·宣公二年》）。该事件清楚地显示，帮助或放过处在困境中的敌人，是违反军事行为的准则的。私人的恩怨不能影响履责的忠诚（《左传·宣公二年》）。不顾艰险、不计利钝、百折不回的忠诚，恰恰是整个国家道德风尚的体现。有这种臣民的国家将是不可战胜的，所以攻打这种国家是愚蠢的（《左传·成公三年》）。恐惧和自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心理不能影响履行职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先秦中国的军队是一群乌合之众，所谓战斗只是一通乱打。然而，这种想法未必符合实际：
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传·庄公十年》）
且不说贯穿整场战斗的军事天才，以及曹刿战后对自己的推测的生动而巧妙的解释，这场战斗本身就充分表现出，鲁军的一举一动都是严格遵守指挥的。鲁军不但可以按照命令进攻，也能按命令停止进攻，即使胜利在望；进攻中能保持良好的队形，第二个信号发出时，能够重新发动进攻。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支军队来说，这都是极杰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