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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注的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引人入胜却又最为人忽视的一个侧面—中国士大夫阶层如何面对西方的强势扩张，如何理解一个陌生的文明，如何存续自己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体制。
中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统一文明，拥有最悠久且未中断的历史。19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失败，必然地引发了一场既久且剧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至今仍未结束。传统的朝贡体系由中国和“外夷”构成，“外夷”就是中国人所知的全部世界。随着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这个体系走到了尽头。1842年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一直被束缚在以不平等条约为特征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条约体系是由西方列强建立的，《南京条约》正是其开端，而它的终结则要等到1943年。
“条约体系”的一百年，是欧美社会扩张并占据支配地位的一百年。在此期间，古老的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地卷入与欧美社会的联系之中。在工业革命的刺激下，中西碰撞对中国的传统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旧秩序都遭到挑战、非难、侵蚀甚至颠覆。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那个强势而陌生的西方触发的一系列变革—这一变革涵盖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
稳固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崩解，就像彗星接近地球时，地壳会被巨大的引力撕裂。最终，旧中国的残余—服饰和举止、文言和复杂的皇权政治、宗族依赖和儒家伦理，以及一切属于辉煌过往的文物制度—统统要被扔进历史的熔炉里回炉再造。旧秩序在三代人的时间里就改变了。
四千年的古老中国拥有着最庞大的人口，在许多文化领域有着最高水准的成就，却在几十年内脱胎换骨。急遽的变革对西方人而言并不新奇，但近代中国的变革之剧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它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完成了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社会的重建。
在这激荡的百年间，中西社会的碰撞最终使得中国共产党成功夺取政权。注意到这一点的西方人恐怕会非常不安。这一事件无疑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具有最深远的历史影响，所以每一个有头脑的美国人都该花点气力去理解它的意义。是否真的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就等于对西方的排斥？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在某些方面接受西方的最后一步？又或者，这只是中国自身不断演进过程的最新阶段？对于这些过于简单化的问题，是不能指望有什么答案的。以上三种解释，甚至更多的其他解释，可能都有证据支持。中国的新秩序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它反对一切形式的对西方的屈服（比如“不平等条约”）；迄今为止，它是根正苗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该运动也是一种“西方影响”；同时，该运动显然也是中国内部长期的革命进程的顶点。
本书预设的前提是，要理解近代中国，必须将其置于中西接触的大背景下。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固然必要，但是要把握近代中国，仅靠周公之礼、孔孟之道或朱子之学是远远不够的。近代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新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探究这种新力量的滥觞与壮大，也要以百年来的西方影响为背景。民族主义、一党执政、人民至上、技术崇拜、青年主导、妇女解放—所有这些新的因素都得自同西方的接触。另一方面，今天中国的政治特征既是共产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传统中国的流风余韵，但是基督教西方会矢口否认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
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的变化如此剧烈，旧传统在今天依然强韧得骇人。在近代中国的表层下，中国传统文明土脉深厚，新种子想要生根发芽，首先要适应它。在研究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区分中国传统遗产和西方近代影响。我们假定，近代中国之所以为近代中国，二者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本书为“近代中国”所设的下限是1949年，由于对共和国所知甚少，难予置评，只得付之阙如）。过去的百年间，历史的遗产和西方的影响究竟如何互动，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在许多案例中，中国传统和外国影响往往打成平手。例如，在法律领域，我们或许可以说（等到法学家们更多地致力于中国研究的时候），西方法律本身虽然没有取代中国法律，但西方法律的影响却侵蚀了儒家道德。而儒家道德是政府行政和实现社会正义的基石。或许可以这么说，儒家道德这个基础被削弱了，而西方法律体系却未能立足扎根，结果是中国悬在了二者之间。
本书研究的时段是1839年到1923年，因为这个时段横跨了从西方列强叩关入侵到中国接受马列主义的近一个世纪。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为了解决鸦片问题，销毁了外国商人囤积的鸦片。此举直接导致了古老朝贡体系中的中国同强势扩张中的英国间的正面交锋。1923年，曾领导共和革命以推翻清朝帝制的孙中山（1866—1925），最终接受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方略（但没有接受其主义）。林、孙二人是各自时代的先驱者，而他们之间却横着巨大的鸿沟，很难理解对方的话语。林则徐受的是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孙中山则毕业于西医书院。林则徐是清朝皇帝的代表，自秦始皇统一以来，中国有过28个或统一或割据的王朝，清王朝是第29个。而孙中山大半生的奋斗就是为了推翻这个朝廷。最终，他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奥援，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足以取代清帝国的政权。
吊诡的是，林、孙二人表现出一个共同点，即近代中国惊人的多元性背后的统一性。无论是作为旧式官僚的林则徐，还是作为现代革命家的孙中山，都非常关心中国的国家治理；他们都感受到了西方的刺激，并做出了强烈的回应；他们都是爱国者；他们像本书涉及的所有其他官员、学者和革命家一样，极其关心中国的命运，关心中华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在这充满动荡的百年间，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提出了种种意见、构想、分析和计划，贯穿其间的是一条文化纽带—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统一体的强烈意识。“天下”和“中国”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基本概念，是中国改革者思考的起点。所以1839年至1923年间，中国的统治阶层都秉持本族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虽然国际共运的研究者认为，独立于莫斯科的民族主义（即“铁托主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极罕见的异数，但不少中国史的研究者感到，中国共产党人终究还是依循了前人的足迹。
要研究任意两个社会之间的文化渗透，都要考虑许多自变量。我们必须归纳出两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或价值追求，并将其描绘出来。这项任务有时会使我们归纳的东西流于空泛，几乎达到没有意义的程度。我们必须比较“美国生活方式”和“中国生活方式”。跨文化研究者不仅要出入于两种文化之间，还须同时生活在过去和现在；他既要能欣赏旧中国的儒家思想，又要能领会新英格兰的功利主义。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对前近代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知之甚少。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竭尽所能。本书就正于读者的文献和评注，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让我们从“正名”开始。首先，有一种看法须加以澄清。有些人认为，前近代或“传统”的中国（亦称“儒教国家”）是陈旧、停滞、落后、一成不变的。这种看法去实际甚远。中国社会一直变动不居，新旧制度、价值观念不断嬗替。千百年来，中国文明一直以渐进的形式持续地改良着。1839年的中国与孔孟时代的中国已经完全两样，和理学家朱熹所处的中世纪中国也大不相同。当我们以“传统”形容19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时，我们只是强调它对于自身的历史延续性。
其次，有一个问题需要面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质为何？它与西欧、北美社会大相径庭，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大相径庭呢？在所有已知的答案里，最有启发性的（对于那些想区分不同社会类型的人来说）当属“东方社会”概念。甚至在马克思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之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等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一些近东和亚洲的古代帝国的一般性质，也许正是这些性质使得它们与欧洲社会截然异趣。社会历史学家尚在推敲这些概念，我们很难在此做出概括。我们只能勾勒出一些个别特征。传统中国同其他古代帝国一样，采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举凡政治、军事、宗教、经济等大政，都由职业官僚执掌。这个农业官僚国家的财赋，主要取自目不识丁却辛勤耕耘的农民。此外，农民还是兵役的主要来源，更要承担修渠筑堤等水利建设的徭役。大型的公共工程，如长城、大运河（好比今天的公路和机场），就是靠这种大规模徭役兴修的。官员则负责民夫的动员和工程的管理，而官员当然是从少数有文化的人当中选拔的。汉文书写系统繁复精深，而只有识文断字的人才能处理公共事务。当然，也只有殷实之家才能负担得起经年累月的经典教育。所以官员大多出身于地主士绅阶级，而非农民阶级。于是，地主里产生士人，士人里产生官员，他们构成了盘根错节、声应气求的上层社会。所以，理想的人物是地主-士人-文官，而不是武人或商人。
在这个社会里，个人总体上从属于自己的家族。无论是士人、官员还是皇帝，社会对他们的期望不仅仅是守法而已，他们还要“行道”。西方的个人主义和法律至上原则在中国从未扎根，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更无从谈起（当然，即使在西方，个人自由的法律保障也是非常晚近的且并不完美的成就）。无论如何，传统中国是以小农家庭为基础的、由官僚机器统治的国家，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散。风俗和道德约束力强大，“君”“父”居于社会等级的顶层，财产和商业制度却很薄弱。这些因素抑制了中国效法西方运作资本和兴办实业的能力。正如下文将提到的那样，中国的企业不是官办，就是官督。而且，中国人习惯将个人储蓄投入土地而非实业。这无疑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
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思想等各个领域，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如何受到自身传统政教风俗的影响？或许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到此为止，我们不再进一步概括传统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质。我们虽然能看到一些历史的碎片，但是无法提前看到细节完整的整幅历史拼图，因为它尚未完成。
以上对术语的解释可能包含着两个更深层的观点。第一，有些人称19世纪的中国是“封建”或“半封建”的，这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如果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衡量，“封建”一词和中国的实情凿枘不投。第二，“刺激”（或“冲击”）和“回应”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冲击”曾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称之为“中国回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回应”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但它显然只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换言之，“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它置于中国的总体历史中去考察。在我们设计出一个精准的分析框架之前，本书书名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隐喻的。
以下考虑为本书划定了目标：勾勒出近代中国尝试理解西方、适应西方的思想历程的大致轮廓，并梳理出大体的脉络。我们的工作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西方影响确实促成了中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重塑。从林则徐时代开始，所有爱国者和政治家都要将中外关系当作国家和人民面对的首要问题。从鸦片战争开始，一连串关于“外夷”的问题反复出现。从效仿西法练兵，到引入“西艺”的自强运动；从提倡实业到维新变法，从共和革命到崇拜“德先生”和“赛先生”；从“中国的文艺复兴”，到一党执政和民主集中制。凡此种种都曾风靡一时，并且对中国的重塑发挥了作用，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和西方影响有关。甚至时至今日，所谓的“美帝国主义”仍在制裁中国方面发挥着作用。
在本书里，我们没有正面描述或者定义何为“西方影响”。对于中外旧约章的种种不公，人们早已耳熟能详：治外法权—领事对本国公民行使司法权力；协定关税—商业剥削总是与它如影随形；条约口岸—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直斥为“毒化的策源地”，传统的政教风俗从这里开始陵夷崩坏。对于19世纪方兴未艾的新教传教运动和卷土重来的天主教传教运动，本书着墨甚少。同样，近代中国的西学传播和留学生群体也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基础性的专题研究尚未完成，所以学术结论难以马上得出。
我们之所以编纂本书，正是为了推动这一领域的专题研究。由于可用的近代中国史料极其贫乏，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难以用来分析中国。史实的挖掘还不充分，我们要想还原历史，不能照着宣传家的那套“学术”，去罔顾事实地盲从教条，或削足适履地剪裁史实。培养学识兼备的学者，使他们或独立或协作地从事长期的翻译和研究实属必要。不然，我们将永远无从知晓中国被西方打开国门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研究这个题目最方便可行的下手处，恐怕当属中国政治家和改革家们的奏议、杂文和日记。文本是人造物，其原意可以通过耐心钩索而得。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者会不由自主地解读和反思这些文本。中国的文献一直得到妥善的整理，而且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其中关于事实和观念的表述常常能够相互印证。本书收录的每一篇文章的作者，都极具研究价值。最后，为了补充恒慕义（A. W. Hummel）博士的宝贵著作《清代名人传略》（华盛顿特区，1943—1944），我们在《研究指南》里列出了参考文献。对于房兆楹、杜联喆等作者已经在《传略》中给出的材料，我们尽量避免在自己的评论中重复。我们默认本书的读者手头都有这部《传略》。
由于很多篇目是呈送皇帝的奏折，在这里必须向普通读者加以说明。清帝国的政务办理和决策制定流程，是先由高级官员拟出建议，再由皇帝及其近臣做出决策。这情形真可谓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任何一项政策，哪怕只有一点点正式的结果，都会形成相应的文牍或奏折。皇帝会在这些奏折上批注自己的看法和结论，或者径直准奏，谕旨就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传达。无论谕旨后来是否得到执行，官员们都希望皇帝在御览奏折后能在上面写上几句。有些简短如“知道了”的批语，不过是皇帝在告诉别人自己没有偷懒。因为皇帝用朱砂笔批阅奏折，所以这种批语通常称作“朱批”。奏折上所署的日期一般是皇帝批阅的日期，而不是奏折写就的日期。
本书所代表的译评计划，现在看来是既大胆又新鲜，但时过境迁后，就会显得既粗率又过时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沃土荒芜已久，我们的研究只是拓荒的工作。所以，我们对材料的选择不得不略显武断，而且关于本书涉及的篇章和人物，没有长期的研究积累可资借鉴。我们将本书作为引玉之砖，相信后起学人阵容更壮，成果愈丰，将更好地认识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