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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对西方军事力量的回应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先是鸦片战争后短暂的活跃，之后是19世纪50年代停滞的排外主义；1860年充满希望的革新之后，又迎来了19世纪70和80年代的收紧；1895年败于日本之后，改革运动再次兴起。似乎中国在各个时期的革新，都需要战败刺激一下。一旦压力缓解，改革的热情也随之冷却。总而言之，19世纪70和80年代，师夷自强的努力日渐松懈。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印象，可能只是因为有关这20年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另外一种可能则是，自强运动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挠。
问题的症结在于权力。本章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李鸿章及其僚属，他是地方的洋务领袖；然后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京师的当权者，尤其是慈禧太后。洋务之难，从派留学、遣使团、筑铁路、练海军等事上已显而易见。以上种种，对中国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每办一桩事都要克服强大的阻力和惰性，于是取得实效又推迟了许多年。
通过严肃的研究，事情已经比较清楚了：中国自强运动见效迟缓的背后，另有一层原因—负责的官员关心的是自肥，而不是国家的富强。例如，李鸿章将自己的人安插在洋务事业的关键位置上，这些人大多利用办洋务的特权捞取了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