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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0多年前本书刚出版时相比，相关主题的文献已经扩充数倍。北京、上海和台北出版了大量的史料和专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系列研究尤其引人注目。此外，大量日文、西文（尤其是英文）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这个主题的文献目录已经今非昔比了。
但是，这个主题本身（包括中国学习西方技术以应对自身紧迫问题的需求）并没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反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我们依然需要历史的视角，因为今日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在许多方面同百年前的自强运动如出一辙。从这种比较来看，本书仍是这个影响深远的时代（1839—1923）最具代表性的文献选集，本书关注的人物和文献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近几十年中国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在1923年之后才崭露头角。再大胆些讲，激进的新思潮从1923年起逐渐壮大，以新思潮为指导的新的文献编纂标准建立了起来，但这一新标准并未使本书收录的文献过时。例如，民间信仰的历史、农民抗争的历史、妇女解放的历史、现代白话文学的历史、中国法律的历史以及海外华人的历史，都从尘封的记录中被发掘出来，并被摆上了研究的前沿。我们通过再编一套文献选集来反映史学研究的新进展，这种补充使得近代中国的广阔图景变得更加完整，但不会让本书的材料显得没用或者无关紧要。
正如敏锐的批评家们所指出的，“中国回应西方”的概念意味着对“刺激（或挑战）／回应”观点的接受。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12卷的《历史研究》（1934—1961）中使这一生物社会学概念广为人知；这一观点似乎低估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创造力—似乎中国人只能被动接受外来影响，他们积极地投身变革也只是为外来影响所驱动。我们承认，“刺激／回应”概念确有其局限，因为“刺激”和“挑战”是暧昧而模糊的表述，它们既可以表示主观感受到的刺激，也可以表示自觉认识到的挑战，甚至可以表示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看来，似乎它在“刺激”或“挑战”。
如果您稍微翻过本书的内容就会发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刺激’（或‘冲击’）和‘回应’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冲击’曾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谓的‘中国回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回应’正是我们要研究的，但它显然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换言之，‘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历史中考察。”所以，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将“中国思想传统的若干因素”作为首要的主题。
本书收尾于中国人初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1923年。但是，外来影响（来自苏联、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继续影响着中国历史。历史学家的解释任务与日俱增。我们仍然必须研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念及其应对方法，但这只是近代中国伟大革命的线索之一。
埋头于这个领域的中文史料的研究者需要许多学术工具，如引用注释、史料指南和出版物的文献目录，以及本书中出现的英汉姓名和术语对照表。这些工具在本书的姊妹篇《〈冲击与回应〉研究指南》（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以下简称《研究指南》）中应有尽有。
如果本书在今天还有些用处的话，那是由于它的成书不仅靠着两位主要编者的努力，还凝结着致谢中提到的房兆楹、孙任以都等其他30多位学者的汗水。他们在一个相当狭小且同质化的领域里，共同代表着当时的汉学研究水准。最初在1950年传阅的版本是一份篇幅巨大的稿本，得到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部的支持。所幸的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未被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狂热所断送，而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提倡和鼓励中国研究已经有20年了。此番对1961年版进行重印，或许可以看作对三个人的远见的致敬，他们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威廉·L. 霍兰德（William L. Holland）、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卫·H. 史蒂文斯（David H. Stevens）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的莫蒂默·格雷福斯（Mortimer Graves）。土生土长的美国学者还会说，本书是美国汉学深深受惠于华人学者的又一例证。
费正清 邓嗣禹
197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