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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5月，太平军在南京附近击溃了清朝的经制兵，清廷只好放弃了集权于上的祖宗之法，给地方督抚以便宜行事之权，而地方督抚当中以汉人居多。四个月后的9月就发生了英法联军之役，集结起来拱卫京师的八旗军溃败，咸丰帝北逃。1851年以来咸丰帝花了巨大代价才拒绝掉的夷人的要求，至此不得不照单全收。清廷此时如梦方醒，八旗兵、绿营兵这两大朝廷的柱石已然崩塌，20年未变的对外政策至此不得不改弦易辙。19世纪60年代是浩劫之后的十年，也是新态度最为明显的十年。这一时期号称“同治中兴”，文官政治的儒家原则被重新肯定，王朝覆灭的趋势被暂时遏制。
咸丰帝逃离北京时，任命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䜣（1833—1898）为议和大臣，同获胜的英、法两国来使谈判。恭亲王无能为力，只得订了城下之盟，除了确认两年前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又满足了对方的一些新要求。为了履行新约规定的义务，恭亲王认为应当突破一切本朝先例成规，设立一个新的外事机构。1860年年末，英、法军队趁运河尚未封冻，撤往天津。恭亲王和他的左膀右臂桂良、文祥一起筹划了一个应对洋人的切实方案，并由三人联衔上奏。1861年1月13日，奏折一到热河，咸丰帝和军机大臣就立即拆阅，当即批准。
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事稍异……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力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
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蠹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谨悉心参度，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恭呈御览……
（1）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
（2）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易顾也。 【编者按：本条详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南方港口和牛庄、天津、登州三处北方港口的商务监督机构。】
（3）新添各口关税，请分饬各省，就近拣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课也。
（4）各省办理外国事件，请饬该将军督抚互相知照，以免歧误也。
（5）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也…… 【编者按：此议即同文馆的滥觞，第8章还会提及。】
（6）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请饬按月咨报总理处，以凭核办也。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就这样成立了。它可以说是一个军机处下设的特别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有关列强的方方面面的事务统归其办理。总理衙门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部”，但是一直作为准外交部发挥作用，直到1901年外务部成立才告撤销。事实上，它的临时性质和特殊地位，使它能够灵活地遴选最有为的能吏和最得势的大员加入。
作为新衙门的首脑，恭亲王成功地与英、法、美、俄等国公使建立了工作联系，例如合作组建一支采用西法训练、俄式装备的满人军队，振兴北京的中央机构，等等。次年，咸丰帝驾崩，同治帝（1862—1874年在位）登基，恭亲王被任命为议政王大臣。
从1861年起，到1884年奕䜣解除在总理衙门的差事，他似乎不惜一切代价与外国保持和平，为中国争取自强的时间。在内政方面，1861年至1865年间，他对地方督抚示以宽和；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军的战事方面，则给他们极大的自主权。这也是太平天国在1864年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恭亲王并无雄才大志，但有纳谏之明。他从不发布武断的命令，每逢重大决策，总是先听取地方大员的意见，这一做法成为惯例，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在北京，他的左右手是桂良和文祥。桂良（1785—1862）是恭亲王的岳父，曾在广州、上海、天津与洋人办交涉，经验老到。到1860年，桂良已经老病不堪，大部分常规事务都由文祥处理。文祥（1818—1876）是满人，以正直机敏著称于时。他从1861年起直到1876年去世，一直在总理衙门当差。文祥生长于奉天的贫寒之家，和习惯了京师声色犬马的同僚相比，看待事物多了几分现实主义。
总理衙门象征的中外关系的新体制只是“同治中兴”这篇大文章的一个章节而已。从本质上讲，同治中兴只是回光返照，而非浴火重生；只是旧制度的落日余晖，而非新制度的旭日朝霞。在中兴时期，太平天国等各路起义军次第敉平，辽阔国土上的科举考试和行政机构纷纷恢复；清廷还通过削减赋税等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大力选拔和培养才智之士，并灌输以孔孟之道。重振孔孟之道是同治中兴的核心，它要求运用旧纲常应对新局面。改旧制、立新制虽说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但也都是在儒家传统框架内进行的。作为士林领袖的都是坚守忠孝与德治信条的士大夫。其中有一人虽影响深远却声名寥落，下一部分要谈的就是他，这里主要关注他对中西关系的态度与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