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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清朝皇帝因为不愿直面中西接触带来的问题，已然虚掷了20年的光阴。在此期间，一场大起义无疑使得清朝元气大伤，一度将它逼到了改朝换代的边缘。与此同时，在鸦片贸易盛行的广州以及其他沿海地区和条约口岸，摩擦依旧不断，最终引爆了第二次中英战争。这一次法国也掺和了进来。修约的提议一直被中方坚拒。于是英、法两国抓住口实，派出联军攻陷广州。1858年，双方在天津谈判订约，美国和俄国也乘机加入其中。乍看之下，这是一桩列强趁火打劫、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的事件，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模式。考察中国19世纪的对外关系，只看西方侵略的一面肯定是不够的。中国人自身的态度和反应也是历史进程的基本要素，这一点可以通过1860年前后的对比来说明。
在1860年之前《天津条约》换约时，清廷做出了一个鲁莽的举动：伏击英国使者，阻止其进京。双方在天津郊外的大沽交火，清军一度获胜，英军败退。1860年第二阶段的战争由此挑起。英法联军一路势如破竹，攻陷北京，咸丰帝逃走。英、法两国迫使清廷再次确认了其之前的要求。从此之后，外国公使可以驻京，外国军舰可以行驶于长江之上，外国货物和传教士可以深入内地。清廷软硬兼施拒洋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一败涂地，它对洋人的态度和策略开始改变。
1860年之后，清朝统治阶层开始为建立新的制度做出充满希望的努力，改革的重点有以下几项：处理中外关系；征收关税；借洋人之力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如果这些政策早点实施，谁知道会有什么效果呢？如果有人说这些改革在19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就能施行，那他一定忽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的观点是，历史的趋势须从中国回应西方态度的转变中显现出来。因此，19世纪60年代清廷政策的大调整值得我们留心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