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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哲学是虚的，本身不代表什么，但它可以变成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所有科学都是从哲学中分出来的，所有分门别类的学科，它的总源头、最高点都是哲学。因此美国学工程的人，最后可以拿哲学博士学位，学医学的人，最后也可以拿哲学博士学位。任何科目发展到最高点，都会进入哲学的层次。但是我们提醒大家，中国道学强调的是要把虚和实兼顾并重，不能偏颇，然后加以合理地应用。我们用管理哲学来善用管理科学，这叫作“虚以控实”。
在《庄子·秋水》中，有一则关于“动物、风和心比快”的寓言。其大概意思是：古代有一种多脚虫，用很多只脚在地上爬动。多脚虫看见蛇一只脚也没有，可是比自己爬得还要快，非常奇怪。于是多脚虫就问蛇：“我用这么多脚走路，还不如你没有脚走得快，这是什么道理？”蛇回答说：“我顺着天机而动，要脚做什么？”蛇自觉还不如风，对风说：“我用脊背和两胁走路，还像有脚的样子，现在你呼呼地从北海刮过来，又呼呼地吹入南海，却像没有形迹似的，为什么呢？”风回答说：“不错，我刮起来，可以从北海吹到南海，但是仍然比不上人，人用指头指我，我吹不过它所指的方向。”人的视力跑得比风还要快，而人的心思能够在刹那间越过时间、穿过空间，速度比视力（光线）更快，而其本身却是无形的。
大家要从这则寓言中了解到，无形的才是最快速的，无形的才是最有力的，无形的才是机动性最高的。用无形的力量，来管制有形的物体，是最省力、最有效的。
管理所要求的是省力，所以偷懒不算罪过，因为科学就是让我们人类越来越偷懒。偷懒不是真正的懒，而是让我们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科学的原意，是不要让我们把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在那些天天在做而没有什么成效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有些事情让别人去做，我们才能够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无形的弹性最大，无形的能量最强。我们不要轻视这种看不见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的美国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善用工具的人。我们也都知道人应该善用工具，也都知道管理一定要运用现代化的设备、仪器和工具，我们都不反对。你单独地看那只多脚虫，会觉得它爬得很快。可是一旦碰到蛇的时候，多脚虫就很泄气，因为蛇比它爬得更快。但蛇是没有脚的，它没有工具，所以多脚虫就觉得很奇怪，自己工具这么齐全，设备这么现代化，怎么会效率不高呢？可是蛇说我快有什么用？我还有形，还在那里爬行，你看风，它一阵子就过去了，比我还快。所以蛇就觉得无形的比有形的实在高明得多。风又说我有什么快的？你看人手一指，我就永远超不过他这个方向。风还要吹，人手一指就可以了。手又说指有什么用？你看人心说变就变，还不用指，天底下还有什么比人心变得更快的？一个小时前说得好好的，一个小时后就全变了。人心无形无重，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什么都没有。
这一则寓言告诉我们，“有”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要完全相信“有”可以决定一切。换句话说，科学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完全依赖科学。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当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想到如果哪天停电，可能连家都回不去了。因为楼层太高，没有电梯你就很难爬上去，即使上去可能也下不来了。过分依赖科学，对人类来讲未必是很幸福的事情。
任何管理思想，实际上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它的形上基础，一是它的形下理论。前者系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ideology），称为“管理哲学”（management philosophy）。后者为具体而明确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叫作“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管理哲学”是“虚”，“管理科学”是“实”。前者看不见、摸不着，后者却具体而明确。可是这具体而明确的“管理科学”，无法不受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管理哲学”的支配和控制，因为虚才能控实，谓之“以虚控实”。
管理哲学是虚的，看不见，摸不着，它是无形的，你会感觉到它隐隐约约的存在。但它又是很具体的，好像你要一个人把他的人生理念、价值观、是非标准等说得很清楚，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自己感觉得出来。所以我们慢慢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中国人不太相信别人的话，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西方人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他很相信别人的话。西方人比较相信看得见的对象，我们中国人好像比较相信那种看不见的东西，从这里去琢磨，我们可以更容易了解这一点。管理科学是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它是有形的，是具体而明确的。
管理哲学形成管理者的“决策态度”，管理科学则形成管理者的“管理态度”，而“管理态度”乃是“决策态度”影响的结果。管理科学接受管理哲学的支配和控制，我们称之为“虚以控实”。因此，管理者所表现的“管理态度”，往往受制于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以致同样的一套管理制度和方法，由于管理者的理念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运作与效果。
你看一套制度，在这个工厂很有效，到了另一个工厂就变样。一位老总经营这家企业很有成效，把他调到另一家企业去，可能就不行了。所有制度没有变，产品没有变，组织没有变，人员没有变，只要换了老总，这家公司很快就不一样了。一个老总并没有做什么，机器不是他操作的，原料不是他采购的，产品也不是他包装的，但是他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这是很虚的东西。因此，有什么样的管理哲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效果。可见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我们要加以重视。
事实上，企业经营者凭着他的“管理意志”（the will to manage），决定一套“处理周遭事务的方法”，因而创造了“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美国有位管理学家，他告诉我们：“管理要跟文化相结合。”换一种说法就是，管理科学必须和管理哲学相结合，才能有效。
我们仅有管理哲学还远远不够，因为哲学和科学也是各有一偏的。虽然哲学的范畴已经比较广了，但是还没有系统那么大，哲学也常分为很多不同的派系。所以我们基本上把管理哲学称为管理之道。
管理哲学就是管理之道。“道”不是一个理论（theory），不能当作一个理论来看。“道”是“行走的道路”，亦即“所由”。管理界一切现象所由以存在、所由以生灭、所由以运行的，都称为管理之道。它具有两大使命：一是“清理观念”，研究“管理究竟是什么”（What is management），也就是促使管理者“从全局的眼光来看管理”。一是“指导行为”，研究“管理应该是什么”（What management ought to be），从指导的立场来检讨管理，明辨我们应该怎样管理。换句话说，管理哲学必先追究管理的“意义”（meaning），再评估其“价值”（value）。
“管理之道”是中国人自己的名词，它是虚空的，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现代人称之为“经营理念”。其实，经营理念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严格来讲，应该叫管理哲学。所以管理哲学、经营理念、管理之道，其实都是同样的东西，都是很虚的。它存在于管理者的脑海里面，必须通过管理科学的运作，才有具体的事实。如果不通过实的管理科学，它是表现不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只有科学没有哲学的人，是“瞎子”，会动但他自己不会看路。相反的，只有哲学而没有科学的人，是“跛子”，他没有脚，自己不会动，行动十分不便。我们不愿意做跛子，也不愿意做瞎子，要做一个整全的人，所以一定要行之有道。这个道对我们来说是很整体的，很整全的，是不可分割的。
管理哲学通过选择、运用和批判管理科学，才得以显现功能。对于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和工具，你选择哪一种，完全由你的管理哲学来支配和决定。例如，公司可以规定员工上班都要打卡，而且处分很严格，也可以规定打卡不必那么认真，只要办好外面事情就可以了。业务员将事情做得让客户满意，就算晚一点回来再打卡，或不打卡直接回家都可以。你不能说这样做就不对，只要对公司很适合就可以。我们运用管理科学的时候，要批判，批判之后再选择，才能够调整。我们用得越好，就越有信心，用得不好时就开始怀疑了。所以很多中国企业的老板总有疑问：为什么西方的管理方式，来到我们中国就好像变样了？西方人运用就很有效，我们运用时就没有效了，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整体的文化，和西方是有很大出入的。
管理之道没有形体，却不是“空无所有”。其实改一个字就好了，它是“空无多有”。它不是什么东西，却能够形成任何东西。老子在“道”的不可说之中，提出了“有”与“无”两个观念，来说明“道”的两面性。《道德经》第一章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所说的“无”，并不等于零，而是一种幽隐而未成形的潜在能力。管理者凭着这种“不见其形”的潜在能力，来下决心，做成“有”的决策。然后依据既定的决策，来选择和运用管理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无”和“有”既非对立，也不矛盾，它们是一贯的，连续的，表示管理者由理念向下落实而产生决策的一种活动过程。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有管理措施，都产生于管理者的决策（有），而决策则来自管理者心中的理念（无）。
“无”的情况，牟宗三先生认为正是荀子所说的“虚一而静”，是一种无限妙用的心境。“虚”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心灵黏着固定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方向上”，管理者具有开放的心灵，心里不存在任何偏见或成见，才会“虚”心听取同人的意见，接受同人的参与。“虚”则灵；心思黏着在某一特定的方向上，执意要如此做，那就不“虚”了，不“虚”则不灵。管理者的头脑不够灵光，做起决策来，是相当危险的。“一”是“纯一无杂”，管理者的脑海里，不能够存有那些乌七八糟的冲突、矛盾和纷杂，要把它们通通化掉，只剩下统一的目标和原则。保持方向的一致性，管理者才能够情绪不浮动地“静”下来，冷静地综合实际状况，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虚一而静，才能发挥无限的妙用。
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有一次去找一位老和尚，问什么叫管理。我们一般人听了会觉得很可笑，说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去问老和尚怎么管理，这不是笑话吗？因为老和尚似乎什么都不会，但其实他什么都通，这是很奇怪的。老和尚就在面前放一个茶杯，然后一直往茶杯里面倒水，直到水溢了出来。松下幸之助说：“水不是满了吗？”老和尚就说：“你知道水满了，就懂得什么叫经营管理了。”老和尚这句话是很虚的，但是松下幸之助领悟到了。茶杯不装任何东西的时候，这个茶杯才是有用的。茶杯一旦装了什么东西，它就没有用了。你的茶杯装了咖啡，看到很好喝的酒，想再倒酒就倒不进去了。同样，你的茶杯装了酒，看到很特殊的茶叶，也装不了了。
所以一个有成见、有主见的人，是学不到东西的。只有把脑筋放空，脑海空空的时候，才能装进新的东西。管理者能够不固执，便会十分谦虚地请教有关专家的意见，以冷静的态度，依据安人的目标，来达成正确而有效的决策。
岳飞当年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管理者“虚”心到无限的宽广，便可以无拘无束地运用，这种境界，道家称之为“无限妙用”，哲学界称为形上。形而上叫作“道”，形而下叫作“术”。管理哲学是“道”，管理科学就是“术”。
既然管理要和科学、文化相结合，我们就应注意自己的文化特色，这点非常重要。管理者以自己的一套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管理科学，结果都不相同。所以我不太相信一个管理者去学另外一家公司，把管理制度全盘搬过来，可以做得一样好。
管理者若想“以虚控实”，把管理科学应用得更有成效，首先要建立一套经营理念，进而从实践中获得无比的信心，确立自己的一套经营方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管理教授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提出著名的X理论（Theory X）与相对的Y理论（Theory Y）之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学教授日裔美国人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建构了他的Z理论（Theory Z），有意把J理论留给日本式的管理，却并未明言，要把C理论保留下来，好让中国人也有一展身手的机会。
即使大内有此雅意，相信中国人也不肯接受，因为欧风东渐以来，一些打分数的人士，已经习惯于使用“A、B、C”代替原有的“甲、乙、丙”，C既含有丙等的意思，对于爱好面子的中国人而言，当然不屑一顾。
我们也不至于贸然打出A理论的招牌。长久以来，由于亲善和敬意，我们已经获得相当的默契，A理论的“美”名，无论如何是美国式管理的专利商标，这是中国人谦虚的美德，委实十分可爱。
然而，中国式管理总该有其理论依据，否则经常到处漫谈，岂非重蹈当年清谈误国的覆辙？好在孔子已经摸透了中国人谁也不服谁的性格，创立“述而不作”的谦和风度，并且以身作则，一再自认无知，宣称：“我并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我只是喜好古代圣哲留下来的知识，而勉力学得来的。”由于他的启示，历代先贤才不敢标榜自己的创见，他们委婉地将自己的智慧，点点滴滴地堆积在孔子、老子、庄子这几位大众心目中较具权威性的先师身上，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罕见的圣贤。正因为这种庄严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中华文化才能够“持续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持续”，得以“万变不离其宗”，成为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道统。反观近代中国人，企图打破三国时代王弼所描述“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传统法则，盲目学习西方“一人一说”的作风，各自标新立异，任意独树一帜的结果，徒然弄得“旧的打破了，新的建立不起来”的悲惨局面，便可证明孔子锐利的透视力，早就洞察“中国人最看不起中国人”，缺乏平心静气、客观交换意见的能耐。
中国近代法学家吴经熊先生说：“西方文明，可说是希腊精神的产物，在目前已发达到饱和状态，所以西方的好学深思之士，反而感觉不足，也就在这时，认识到东方的伟大。”他预言，东方的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禅”，已渗入到西方思想的前锋，将来又会反转来影响东方。他这一番话，虽然十分伤感，却是非常中肯。事实上，中国的管理哲学，唯有用英文书写，在国外（最好是美国）发表，获得彼邦人士的认同和肯定，中国人才会刮目相看，说起来令人觉得悲哀，却也无可奈何！要不然，为什么众多才俊，竟充满了“无力感”？
幸而傅高义（Ezra F-Vogel）的“日本第一”挑起了我们寻“根”的兴趣，在一片中国式管理的探索声中，唤醒我们：必须从道统的洪流中，建构出属于自己的理论。
我们不妨用M理论（Theory M）来代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为什么提出M理论？原因如下：
（一）M是“管理”（management）的首字母，表示管理的思想体系。
有人认为不可能有统一的“管理之道”，就西方情况而言，确属事实。因为西方向来一人一说，A专家说是的时候，必定有B专家说非，这也是他们鼓励争辩的原因，彼此都是一偏之见，辩论起来，才会产生互补作用。中国人最重视本源，一切新的都要从旧的当中变出来；所有学术，无不源自《易经》，因此一脉相承，而且脉络分明。事实更证明：中国先哲所说的道理，大都历久弥新，有其颠扑不破的特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显然是存在的。
（二）M是“中庸”（mean）的首字母，表示中国式管理，以中庸之道为合理的标准。
中庸之道的管理，亦即“中道管理”，就是现代所倡导的“合理化管理”。日本人竹添光鸿把“中庸”解释为“恰到好处”，朱子则认为：“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措施，假若能够无一瑕疵，那就“毫无缺点”，依现代眼光来看，中庸就是“合情、合理、合法”，非但可以适应环境，而且足以开创新的时代。中国式管理即为“中道管理”。
（三）M是“人力”（manpower）的首字母，表示管理应该以人为本。
我们中国人是以人为本，西方是以事为中心。西方人是谈事情，不太管人；我们是以人为主，人才去做事。我们常讲，有人才有事，有人好办事，事在人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我们的重点始终在人上。
（四）M是“心”（mind）的首字母，表示管理必须重视儒家心学的发扬。
管理就是心的互动。我们能不能团结一致，就是我的心能不能交给你，你的心能不能交给我。西方的管理一直重视手和脑，我们只重视心。做事情时，西方是注意努力不努力，我们强调有没有用心，是不太一样的。
什么叫“关心”？就是把他的“心”关起来了，他就跑不掉了。如果不将心比心，你很难抓住员工的心。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抓心的。一句话讲完了，人在那里，心不在那里，他在想自己家的事情，他在想未来去哪里，他根本不在乎他的工作，制度管得了他的身体管不了他的心。一个人心在那里，人一定在那里；人在这里，心不一定在这里。所以我们抓到重点，一下子就抓到他的心。但是我们今天受西方的影响太严重，常常讲述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非常可怕。
（五）M还是money（财务）、method（方法）、material（材料）、market（市场）、morale（士气）、management information（管理信息）、management philosophy（管理哲学）、management environment（管理环境）等词语的首字母，它可以把整个管理都包括进来。
（六）M是管理资源（management resources）的首字母。
中国式管理重视人，也重视中庸之道，刚好都涵盖在内，尤其从M的字形看来，它更是四平八稳，左右均衡，十分切合“中”的特性。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当中，前三个、末三个都没有合适的，那么就从其中选取合用的一个，也合乎“中庸之道”。
我们管理之道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就是大学之道。大学之道是古今中外最有价值的管理哲学。
我国先哲，从实践中体认“管理之道”，并且正名为“大学”。“大学”的最终目的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亦即“管理的最高原理”。孙中山先生说它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得那样清楚”。从管理的取向来看，大学之道正好是“我们管理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更应该发扬光大的。
《大学》首章，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第一要“明明德”，就是“明其明德”的意思。“明”即明白，“明德”指“能够明白道理的一种天赋本能”。禽兽、草木并没有这种明德，因此对一般动物讲道理，是永远讲不明白的。只有人类才有此明德，你对他讲道理，经过一段时间，他总会认同的。第一个“明”字为动词，可解释为“表明”“表彰”，或“发扬光大”，亦即把人本来具有的明德“刮垢磨光”，便是“修身”或“修己”。
（一）管理以修己为起点，以安人为目标。管理的意义，便是修己安人的历程。
《大学》所论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从内发扬到外”，教人由“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的管理哲学。管理者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即其内在的德智修养，就是“明明德”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管理者外发的事业完成，便是“亲民”的发扬。管理者必先修己，才能正己正人。所以管理之道，以“修己”为第一纲领。
“亲民”是用相亲相爱的方式来正人，就是孔子主张的“安人”。“安人”是管理的最高理想。管理者可以“逞权威、施压力”来“管人”，但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亦越强，不能使追随者心悦诚服，表面或许顺从，但内心殊为不乐，因而可能会暂时忍耐，应付了事。管理者如能用“敬重、信任”来“理人”，就比较容易收到“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效果。追随者深感知遇，当然会加倍努力。管理者以“仁”安人，“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管理者好像北极星，静居在那儿，满天的星斗自然都环绕着它而运行。追随者慕名而来，自然人才济济而又人尽其才了。
（二）掌握根本，分清楚本末、轻重、先后、缓急，管理才能够有效。
我们中国人不管到哪里去发展，一定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家拜祖宗、扫墓。这就是表示我们不忘本。我觉得中国人最可爱的就是永远不忘本。我们中国人开口就是“谢天谢地”，天地是我们的根本，没有天地就没有人类。
管理哲学是根本。掌握了根本，就可以分清楚本末、轻重、先后、缓急。任何事情都是有轻就有重，有先就有后，有缓就有急，一定有两边的，而最根本的就是本。所以中国人都是抓住根本再讲。因此我们有时候不太注重细枝末节，保持无所谓的态度。
（三）从格物致知着手，以诚意来正心，便是用理智指导感情，使心意的活动正当而光明。
格物致知就是科学。科学只是起点，不是全部，因此要以诚意来正心。我们慢慢会感觉到，你有诚意，别人就对你讲真话；你没有诚意，别人是不会对你讲真话的。你心意正，员工就会交心给你；你心不正，那些干部首先就跑掉了。从这几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心不正的人，他上去很快下来也很快，最后就会坐牢。
我们有一句话，是古人没有讲清楚的：“中国人很讲感情。”这是好还是不好，很难讲。人没有感情，和动物一样，那不算人，可是我们现在乱用感情就糟糕了。《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则说：“仁也者，人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而成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能知仁、义。人类要进步，必须造就高尚的人格。而要造就高尚的人格，就要减少兽性，增多其人性，使人性中的动物本能服从理智的指导，符合道德的要求。我们一定要用理智来掌控我们的感情，这样就对了。
《大学》认为人应该有感情，但是感情最后变成人的包袱，这就糟糕了。一个人感情用事，这个人就失去了理智，那就很麻烦。所以孔子找出一条路来，便是用理智来指导感情。他不主张我们控制，不主张我们节制，而是主张让感情合理地发泄，这是很人性化的。
我们要使心意的活动很正大、很光明。所以北京故宫乾清宫的匾上写着“正大光明”四个字。意思是说，皇帝要做到“正大光明”，才会“国泰民安”。
（四）谋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大道，一切从自身做起，少怨天尤人。
管理者以修己为第一纲领，从自身内部的修治做起，由格、致、诚、正，然后层层扩大，齐家、立业、治国，推到平天下止。我们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地往外推的。老实讲，一个人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去管别人？
因此要谈管理，就应先把自己管好。外国人没有这种观点，只有中国人有。我们经常有这种观念：“你想管我？先把自己管好再说！”“你自己都管不好，别想管我！”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可笑：“凭他那副德性，也想管我吗？”这是外国人怎么也听不懂的，因为他没这种概念。
（五）德本才末，是选用人才的可靠标准。
先看品德修养的表现，再就合乎标准的人选，量才而用。西方人是能力本位，没有品德观念。而在中国，有才的人，我们不一定敢用。我相信大部分人喜欢品德好、也有才能的人，对那些品德不好、有才能的人，却怕得要命。中国许多有才华的人，经常会受到打压，经常觉得自己有志难伸，好像才能被埋没了，原因就是别人怕他。
我问过太多的企业家：“如果两个人都很有能力，你怎么选？”他说：“我选有品德的人。”我说：“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品德呢？”他说：“选没有能力的人。”我就问：“为什么？”他说：“没有能力的人即使想害我，也害不了我。”这是很聪明的人。所以中国人十分清楚，两人品德都好时，他敢用有能力的人；只要对品德没有信心，他宁肯用那些庸才，也不用没有品德的人才。
德本才末，这是我们选择人才的一个标准。怎么知道谁的品德最好？中国有一句话很重要，“忠诚从孝中来”。所以中国人会看一个人和父母的关系处得好不好，处得不好，这个人就可怕了，将来他可能会把别人害掉的。所以中国人重视孝道，是有道理的。一个人不孝顺父母，就是他忘本。一个忘本的人，栽培他是没有用的。
管理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管理哲学。管理哲学就是管理之道，它应该是一种不能改变的常数。管理者的理念，是决策的根本原则，不可以变来变去。
“道”是一种“常数”，管理不可以没有常数，否则变来变去，会变得没有定准。“易”的意义，包含“不易”和“变易”，便是看出“宇宙是变动的，但变动中有其常则”。管理者秉持“常道”去“变易”，才能够“万变不离其宗”，不是乱变，而是变得有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满脑子“什么都要变，什么都可以变”，其实这是错误的。管理者的理念，就是决策的一个常数，是不能变来变去的。
“道”属于“智慧”的层次，无形无影，难以捉摸，甚至是空洞的，它不像“知识”（knowledge）层次那样明确而具体。现代人受到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实证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的影响，一切都要观察事实，要求实际、清楚而具体，逐渐远离“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殊不知管理原本就是依据这种近乎空洞的原则来做决定的。形式是虚的，质料才是实的。管理哲学一定要虚，才能够十分灵活、非常灵光地达成“虚以控实”的目的。
管理的最高指导原则，是“虚以控实”。管理者想要把管理科学应用得更有成效，首先就要依靠这套很虚的、隐隐约约存在的、永远不可能讲得很具体很清楚的经营理念，并把自己的经营理念当作管理的最高指导原则。管理者有了透彻的、协调的、系统的管理观，便不致“想到就做”“爱变就变”，甚至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管理者把自己的经营理念确立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没有办法很具体化，因为任何东西到了非常具体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弹性，就无法应变了。最后就会害死自己，把自己捆绑得死死的。我们要有一个“常道”作为调整、变革的依据，但是不能把自己捆得死死的，而要根据这个常道，经常去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就会越变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