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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东周王朝由于礼崩乐坏，制度开始动摇，社会呈现出十分动荡不安的状态。孔子立志行道，企求恢复天下的秩序与和平。他行道的目的，在于训练一批公正廉洁、忠勇爱民的行政人员，来推行古圣先贤的德政，实现为老百姓服务的目标。其具体的步骤，则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能够完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目标。这种以人为本、为政在人、以德化人的中道管理思想，归纳起来，有下述五个重要的原则。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应该以修身为本。能力较低的人，最起码要做到独善其身，尽量做好自律，自己约束自己的言行；能力高强的人，就应该推己及人，以求兼善天下。我们推行能者多劳的原则，必须以自己的智慧与道德为基础。因为一个人唯有既贤且能，才能受到大家的真诚拥戴。
管理者的责任，在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并重。即一方面要促使被管理者不断提升自己的伦理道德水平；另一方面应该使被管理者获得必需的物质资料，以维持日常生活。管理者在职场中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品德来感化员工，同时在物质方面，最好不要和员工有太大的差距，这样的管理者才具有亲和力。
人在物质方面的享受，并没有止境。身体的欲望倾向是十分危险的。伦理道德的力量很精微，我们稍有疏失便会使之荡然无存。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为了避免发生错误，必须时时刻刻致力于守中，也就是寻找合理点，并坚持实践。“中”即合理，坚守合理便是守中，人人守中，目标才能够一致。
管理者由修身开始，谨慎守中以求亲民。这种修己安人的管理途径，即为中道。自尧帝以来，中华民族悉以中道为立国的根本，历代兴衰，也都是得中、失中的结果。五千年来，这个中道传统一脉相传，后人便称之为“道统”。我们讲求合天道而尊重人性，并且力求一以贯之，共同以天下太平为目标。
孔子当年所说的“世界大同”，相当于现代的“地球村”概念。在西方霸道文化的影响下，19世纪英国殖民地布满天下，20世纪美国武力超强，自命为世界警察，这些都不符合21世纪的发展要求。只有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才能使世人真正感受到中道文化的和谐与可贵。因而促进世界大同，才是人类之福！
我们往昔将“中国”解释为“中原上国”，意思是世界中心、文化上乘，却使得其他民族敬畏、妒忌和羡慕，敢怒而不敢言。其结果便是一旦各国自强自立了，就不约而同地以中国为目标，全力进行打击。近几百年来，东西方的偏激政权无不尽力侵略中国，它们用鸦片使我们变弱，以分裂使我们变小。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神圣任务，便是端正中国人的观念。正本清源，中便是合理。凡事求合理，即为中庸之道，现代称为“合理主义”。追求合理的途径，便是中道。凡事讲求合理的国家，称为“中国”。因而，只有那些力求无一事不合理的人，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中国式管理，简称中道管理，说起来就是合理化管理。我们先在自己的国家实施中道管理，使其具有良好的效果，假以时日，自然可以改变外国人对我们的观感，不致再把“黄祸”放在心上而忐忑不安，也不至于再因中国的崛起而多方加以围堵。一旦世人普遍了解中道文化的可贵，世界大同的目标自然可以顺利达成。这绝对不是中华文化的向外侵略，而是中华文化的宽大包容性，使世界各地的文化在大同小异的原则下，受到合理的尊重，彼此兼容并蓄，和谐共存。地球村成为快乐的人间天堂，实在是指日可待的；各民族共同平天下，也显得并不困难。
中道管理，为什么可以整合、包容各种不同形式的管理呢？因为全世界的管理都在追求合理，只是所采用的方式不相同而已。我们古圣先贤，早已研发出一套十分特殊，却能够千古流传、天下通用的东西，那就是“仁、义、礼”的架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情、理、法”，并形成相当不一样的运作过程，所以才称为“中国式管理”或“中道管理”。这和一般人所说的合理化管理，是有很大不同的。
简要说来，中国式管理便是依循“仁、义、礼”的道理，以求得其中（合理）的中道管理，也就是“将现代化管理，妥善运用在中国社会，以求合理有效”，成为中国式的合理化管理，并和中华文化充分结合起来。
“仁”引申为“安人之道”，“义”表现为“经权之道”，“礼”则演化为“絜矩之道”。组织的一切措施，都以“安人”为衡量目标。能安的才做；不能安的就不要做。原则确定后，视组织内外环境的变迁而持经达权（变），以求制宜，即为“与时俱进”，合乎“经权”的要求。在衡量及变通时，我们采取“絜矩”的道理，一切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在组织建立以后，管理逐渐制度化的时候，我们必须以“安人”为标准，采用“絜矩”的态度，树立合理的典章制度，作为组织成员共同遵循的常道，并且灵活运用“经权”（持经达变）的方法，获得变而能通的效果。依据这个简单明了的架构，我们建立了“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简称为中道管理M理论。
孔子主张人性可塑，否则教育全无功能。基于这种观念，我们归纳出M理论的三大要旨，简要说明如下。
管理的条件是：安排良好的工作环境，形成良好的工作风气，把慎选而来的员工，都塑造成忠诚、肯干的优秀成员。管理者首先要以“患不安”（为什么不安）来测试员工，尽量找出他们不安的原因，并加以消除，从而使员工能够安心乐业。这种“安人之道”，是“仁”的精神，乃是中国式管理的衡量标准。凡事以“安”或“不安”来衡量，就比较容易找出“安人”的合理途径。
管理的过程是：确立目标和标准（经），然后赋予员工应有的权限，使其在法令规章许可的范围之内权宜应变（权）。这种“经权之道”是“义”（合宜）的法则。组织成员应共同发挥“持经达权”的精神，适时地应变以求合理。我们发现只有在安人的情况下，员工这种应变得宜的能力才有充分发挥的可能。
管理的态度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组织成员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礼”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角色期待”。每个组织成员都应该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按照自己应有的角色期望，来好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便是合乎礼的表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彼此互信互谅，奠定互助合作的良好基础，才能够进一步以“絜矩之道”来促进协同一致的组织力量，并把组织的合力提升到最高的水平。
安人之道，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经权之道，是与时俱进的有效途径；而絜矩之道，则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三者简单明了，易知易行，完全符合重点管理的要旨，符合人性需求。我们运用起来，自然得心应手，丝毫都不会觉得困难。三者合一，即能合乎中道，无往而不利。
自古以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切冲突都起因于走偏道、走极端；所有的暴力，均由于泯灭人性。科技发展虽然能够打通山川的阻隔，却仍然难以跨越人类心理的鸿沟。西方的物质文明亟待我国的精神哲理来加以指导。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当然是安人之道的适时措施，但是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实际问题，则有待于絜矩之道的将心比心。因此，我们必须采用与时俱进的经权之道，诸如宏观调控，以及各种必要的政策，来加以规范和辅导。新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倡导，更是防止现代人欲望超越理智、情绪淹没理性的必要措施。中华民族在经济发展中提升自我的品德修养，在和谐中学会互助、分享，中道管理，当然普受世界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