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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观念的动物。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观念，便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管理的理念导向，意思是管理思想或管理观念，可以引导当代的管理措施。
欧洲各国在16世纪商业革命以前，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工商企业并不发达。当时人们重农业而轻工商，大多数人鄙视商业的价值，社会人士对商人与商业也采取敌对的态度。
16世纪以后，欧洲到东方及美洲的航路日益畅通，对外商业和贸易活动也日趋发达，教士和僧侣的地位却大为降低，工商管理的思想才逐渐受到重视。
反观我国，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各地的交通极为发达，再加上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产品数量开始增加，并由个人消费品变成商品，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发展。吕不韦、端木子贡、弦高及范蠡的管理思维，比欧洲要早熟得多。
就企业管理发展的历史而言，20世纪以前，为“生产导向”时代，重视技术的改进；20世纪初期，为“财务导向”时代，侧重财务的规划与调度；1920年以后，由于生产过剩，企业界纷纷致力于货品的推销，意识到消费者的重要性，因而迈入“市场导向”的时代，从“如何生产良好产品”，逐渐转变为“如何生产卖得出去的好产品”。
市场导向的结果，就是没有良心。现在电视节目越来越糟糕了，因为如果你做得规规矩矩，观众就不看；做得乱七八糟，观众就看。所以很多媒体业的从业者就爱老板经常说，自己被“收视率”这三个字害惨了，节目做得很好，收视率降低；节目做得不好，收视率反倒上来了。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市场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其实，冷静地想一想，不难了解生产、财务、市场，以及人事，都是企业管理重要的一环，不是整体。正如荀子所说的：“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都是道之一隅，“隅”就是角落的意思，它们只是“道”的一个角落，一个部分，谁都不能代表整全的道。无论哪一环节做得不好，亦即任何一隅受到损伤，都是不利于管理之“道”的。
荀子又说：“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一个角落不能代表全体。你看任何都市，都有比较繁华的地段，而其他地段相对比较冷清，你可以用某一方面代表整体吗？不可。所以管理者要有整体观，不能强调某一种导向，以免走入一偏。
孔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他说我举一隅的时候，如果不以三隅反，那这种人我就不教他。你什么都要我讲，你自己不会想，我教这种学生干吗？这是孔子讲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举一反三”，就是这个道理。管理者只知道市场的重要性，不能类推到生产、财务、人事等都是同等重要的，即使再三反复，也无所助益。
人类有一个弱点：强调一件事，往往把它的重要性不断扩大，以至于绝对化。这个弱点，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对一件正确的事情，经常过分地强调，强调到最后，就变错了。你看一条路，如果我们一直走下去，走到最后就走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其中一定有拐弯的地方，你不拐弯，一路走下去，最后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我们开汽车的人最了解，前面的路根本就是直的，但方向盘却不能抓稳，而要不停地转来转去，因为如果不转动方向盘，汽车就会走歪路了。
过分偏重市场的开发，就会陷入有顾客而无货品的困境。我们把顾客开发出来，然后产品供不应求，就造成很大的压力。相反，过分偏重产品的开发，又会陷入有货品而无顾客的困境。尤其我们现在的研发，都是自己推翻自己。你看人们以前穿的就是一套西装，厂家的产品直到卖完为止，现在是五颜六色的时装，一年一个花样，结果今年做了明年却卖不掉了，厂家就开始拍卖，一减价就使得很多客户观望，货品刚刚上市不买，非得等到降价才去购买。
管理已经使得我们越来越头疼，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找的麻烦，因为我们太偏重一隅了，到最后就造成很多流弊，所以从现在开始，举一隅，应该以三隅反。管理工作与技术工作的不同之处，就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有效方法。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及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更令人觉得管理所面临的变数太多，并不是任何一种单一导向能决定其成败的。
老子说：“大方无隅。”所谓一个人要“大方”，就是没有执着。方和圆是一样的，如果你认为方就是方，圆就是圆，那你这个人就太执着了。一个方形的东西，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变成圆的了，就找不到角落了。所以中国人说做人要“大方”一点，就是做人要圆通一点，就是这个意思。
管理者有整体概念，就应该以理念导向来统合各种导向。理念导向，就是以管理大道来引领管理，它是全面的、整合的，是不可分割的。
中道管理，是以大学之道为核心理念的。大学之道的基本信念即为：“真理不在二者之一，却存在于二者之中。”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代表全部，那叫“以偏概全”。比如说做人，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假如身体很健康，却肚子空空，没有学问，没有良心，有什么用？有了良心，有了学问，寿命却很短，又有什么用？以上这些几乎都没有用。每样东西都看似有用，但是要合起来，要兼顾并重才真正有用，否则都等于零。
我们问美国企管专家：“企业规模应该大还是小？”答案是肯定的：“要大，至少要达到规模经济，才有竞争生存的能力。”同样的问题拿来问日本企管专家，答案不太一样：“如果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认为规模要小，才够灵活。去年我们倒闭了一万多家公司，却新开了九万多家，这是适合于‘小’的年代。”听了之后，我们觉得他们也很有研究，说得十分有道理。我们再模拟一下，请教至圣先师孔子先生：“企业规模，是大好，还是小好？”按照孔子的习惯，大概会回答：“这个不用问，该大就大，该小便须小。”乍听之下，必然哈哈大笑，认为孔子并未答复我们的问题，笑完冷静下来，才发现这就是真理，也才是中国人的智慧。
这种极高的智慧，由于西风东渐，近代中国人正急速丧失之中，日本人却紧跟着超越向前。我们如果问一问松下幸之助先生：“企业组织，究竟是分权好，还是集权好？”相信松下先生也会用同样的口吻：“这个并不一定，该分权的时候，要分权；集权比较有利时，那就应该集权。”综观松下公司自身的演变，便是根据此一理念，按照实际需要，有时分权，有时又集权。
我们中国人是有智慧的民族，可是现在的情况却很糟糕。我们以前生病看医生，找到一位医生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他问你什么病，你说耳朵疼，他说抱歉，他只看眼睛，不看耳朵；你说眼睛不好，是不是肝脏有问题？他说自己只看眼睛，不看肝脏……那就糟糕透顶了。所以专科有不足，全科也有毛病。任何事情分割得越清楚，讲得越明白，其实反而是越不切实际的东西。
二选一，很容易走极端；说得很明白，就很容易陷入一偏，这是大家要提高警觉的。
日本企业家把我们中国很高明的智慧，应用在管理上。这个智慧就是三个字：“不一定！”你看中国人满脑子都是“不一定”，对任何事情，我们都说“不一定”，“不一定”最后都变成“一定”了。所以“不一定”包括“一定”，但“一定”没有办法包括“不一定”，这就没有办法解释了。
我们讲抓住重点，一个人先说“要”，就不能不要，先说“不要”，最后照样可以要。所以中国人都说“我没有意见”，然后再来讲一大堆意见。如果说“我有意见”，那就糟糕了，说不出来意见，岂不是很丢脸！我说“没有意见”，别人说“你一定有意见”，我说“我现在没有想到”，别人说“那你等会再告诉我”。先讲“不要”，然后再讲“要”，这是比较安全的。先讲“要”，然后变“不要”，这是很麻烦的。
我们说：“本立而道生。”这句话很重要。你抓住了根本，所有“道”就产生出来了。“道”是变化的，这样你就知道中国人讲“要”，含有“不要”的意思，讲“不要”，含有“要”的意思。所以我们正反是一样的。你看中国人讲“改革”和“不改革”是一样的，因为加两个字就好了，“合理的改革”，“合理的不改革”，把两个“合理”都去掉，“改革”就等于“不改革”了，这种逻辑，只有中国人搞得懂。外国人讲“Yes”就是肯定的意思，讲“No”就是否定的意思。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中国人讲“Yes”可以变否定的，所以外国人总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英文不好，其实不是，而是我们的脑筋太灵活了。外国人的思维是一条直线的，中国人的思维是翻来覆去的。
日本的企业管理，早已进入“理念导向”，也就是“管理哲学导向”的时代。美国加州大学日裔教授威廉·大内在其“Z理论”中，明言日本企业经营者最津津乐道的，乃是自己的“经营哲学”，他们以在企业中实践个人哲学为骄傲。管理哲学与企业经营融合为一，才是战后日本企业扎实发展的根本原因。
最有意思的，是日本企业的经营理念，绝大部分源自中国，特别是我们多年以来屡次批判的儒家思想。我们并没有向他们提出知识产权的要求。松下的七精神：产业报国即是“忠”、公明正大乃是“公”、和亲一致就是“和”、奋斗向上便为“勇”、礼节谦让即为“礼”、顺应同仁就是“仁”、感谢报恩乃是“孝”。东芝会社的理念，明确订立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在中国人看起来，是“老的一套”。石桥轮胎会社的经营理念，一共两条：第一，人道中庸精神可使事业在安定中均衡发展；第二，成事在阴阳，努力靠双方，即柔与刚、强与弱、悠扬与俊敏、大胆与细心、冷静与热诚。经营者宜自复杂而又多元性之环境中，经由伟大之修养获致之。简言之就是“真理不在二者之一，在二者之中”的中庸之道，也是中国台湾地区企业界所轻忽、鄙视的平常道理。
日本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管理哲学妥善运用西方现代化管理科技的成果。这点值得我们参考。我们的管理哲学，在日本已经有一些走样，不能够搬回来照样推行。
你看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就是我们中国以前的长工制，“长工”就是说一个人一辈子替老板打工，打得好，儿子甚至几代人都替这家人打工，无怨无悔。日本人将“长工”应用到企业管理里面，就变成终身雇佣了，日本的公司如果运营不下去，会有干部回家拿钱，借给公司。可是我们现在许多中国人做不到这一点。
我必须说明，日本因为国家面积太小，所以它不得不走集体主义的道路，中国地域这么辽阔，不可能跟日本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个人主义行不通，集体主义也行不通，“真理不在二者之一，在二者之中”。千万记住，你说集体主义，中国人不接受，说个人主义，中国人还是不接受，其实道理很简单，集体主义对我有利的时候，我就集体，大家“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谁都会讲；个人主义对我有利的时候，我就明哲保身，不管什么团体了。
我们比较关心的是：美国企业管理重不重视“管理哲学”？其实美国的企业，现在也陆续跟进，慢慢地走上“理念导向”的道路。
美国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其实是管理哲学家。可惜他生不逢时，生在哲学不被重视的美国，他只好委屈成为管理科学家了。他认为管理的精华，在于促使工作人员的心理变革，改变原有对同僚、工人日常问题的旧有观念。这哪里是科学？分明是哲学问题。试想，让一个人很喜爱工作，让一个人工作不疲倦，让一个人工作没有压力，这算是管理科学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学习美国管理学到现在，工作压力仍然非常大，仍然很紧张、很忙碌，我们没有什么乐趣，弄得家庭也开始不安宁了，这是我们应该去了解的事情。
如果心理上不能革新的话，管理科学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美国现在正面临很大的困难，它有很多的技术人员，但是他们没有工作。美国汽车工业的工人最生气，因为他们做得很好，可是现在许多工人都失业了。美国作为汽车王国，却竞争不过日本，这是很难想象的。但到了美国你就会发现，美国人大多去买日本货，不买美国货，为什么呢？他们会说你看，满街抛锚的都是美国车，我还买美国车吗？日本人中A型性格的很多，他们做东西，都是非把它做得最好不可。所以你说日本需要什么管理呢？我们今天说“工厂如战场”，那完全是指美国，日本是无所谓什么“工厂如战场”的。日本企业没有领班在那里监督，日本人会说：“你这次让我做，就是看得起我，我一定好好做，如果做不好，我就很丢脸。你如果嫌弃一下，我可能就自杀了。”这样的日本员工，怎么需要别人监督呢？中国人呢，有监督也不行，没有监督也不行，什么都不行，这才厉害。
现代美国企业，也不得不重视管理哲学，正在加紧学习中。美国企业高层主管的价值观念，逐渐形成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的经营理念。但是学科学容易，学哲学是比较难的，因为哲学要经历比较漫长的孕育、积累、体悟过程，不像科学那样速有成效。
可以说，全世界的企业管理，都已经迈入理念导向的时代，我们中国当然不能例外。
我们要正本清源，就是不要再把《大学》这本书变成什么“修身立德之门”。在中国的历史上，皇帝是至上的，所以我们不太喜欢研究这种管理的学问，总认为管理是皇帝才可以用的东西，不是平民老百姓应该学的。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很好的管理哲学，诱导到修身养性上面去了，然后慢慢地把这管理的内核淡化掉了。但今天不应该这样，现在家庭要管理，企业要管理，任何事情都要管理，我们就应该还原《大学》本来的真面目。
大学之道固然古老，却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管理哲学。日本企业家把《大学》这门课程，看作企业管理的重要依据。《大学》这一本书，从修身一直发展到治国、平天下，道理一以贯之，表示《大学》所说的道理，经得起各种阶段、各种性质的考验。
大学一向被当作修身立德之门，实际上是管理哲学。可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应该修身立德，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
《大学》的三大纲领：
第一为“明明德”，指管理者自己修养良好，做员工的表率，以身作则，使部属可以模仿，以获得向心力。
第二为“亲民”，指亲近、爱惜、商量，就是要亲近你的员工，要爱惜他，要好好地跟他商量，要得到他的信任，而不是动不动就指挥，就命令。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美国流行一句话，叫作“发号施令是没有用的”。以前美国人都是发号施令的，现在他们慢慢地知道，发号施令是最没有用的，大家好好地商量才行。
第三为“止于至善”，指各种措施，力求适时、适量、适质、适价、适地，也就是“合理”的意思。我们往往把很多东西解释错了，“至善”不是最好的意思，而是指最合适的。
管理者自己修养良好，然后大家好好地商量，找出一个合理点，一起把它做好，这就是管理。我们以“明明德”为根本，以“亲民”为功夫，以“止于至善”为目标，便是我们中道管理所提出的M理论。
老实讲，每一个人只要凭良心，所有的问题都会得以解决的，只是我们现在不相信这个东西而已。我们相信法律，就是不相信良心；我们会相信宗教，就是不相信道德，这是许多人应该反省的地方。
我们提出的M理论，就是要正本清源，把我们中国最好的管理哲学应用起来，然后使我们学到现代化的管理技术。西方人擅长工具和技术，并没有什么管理理念，我们有非常好的理念，就很容易把技术和工具应用得“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