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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两个极端，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一般人都是二分法的思维，不是偏向这边，便是偏向那边，没有办法兼顾到两边。只要是二分法，永远是偏道，不可能是中道。
管理者最要紧的是脑筋要清楚，二分法就是脑筋不清楚。你不是神仙，凭什么分辨是非？凭什么分辨好坏？凭什么去决定要还是不要？但是我们都在这样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求自己归零，归零就是放空的意思。要在做决策之前，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抱着一种大家看着办、大家来商量的态度，这样才能听得进去别人讲的话。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早熟的民族，现在所发生的现象，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过了。庄子说：“天下的人多各执一察（一端）以自耀。”意思就是大家各执一端，然后每一个人夸耀自己那一套很行，就想以偏概全，把所有人都变成自己那个模式。其实这种情况，不是很好的现象。
科技十分重要，没有人会忽视管理科学的价值。但是，庄子早就说过：生命是有限度的，而智识是没有限度的，以有限度的生命去追求没有限度的智识，会弄得疲惫不堪。人为了保全生命，便不得不分工专职，因而一不小心，就容易走入“固执偏见”的歧途，所以分工专职，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要的罪恶。
道路是人走出来的，各有各的道，这样才会形成一种多元化。今天的生物科学家，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世界上的物种，如果物种不是多元的，整个地球就要毁灭掉了。这样我们才了解，我们为何要辛辛苦苦地把那些动物变成一级保护对象，非把它们保留下来不可，就是因为大自然的任何东西都是有用的，看上去没有无用的，包括细菌，把它完全消灭掉，对人类也是不好的。宇宙一定要保持多元化，才会生生不息。
每一个人都不要认为自己这一套一定比别人的好，一定要把所有人统统打倒。彼此尊重，彼此包容，各取所需，这才是正道。管理哲学的理论，都是人想出来的，站的立场不一样，所想的东西就会不同。为什么人们讲的话不太一样？就是因为立场不同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既然立场不同，就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要的是“大同”，不是“一统”，孔子当年的主张只有世界大同，没有世界一统，世界一统了，那人类就完蛋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大同”下面有两个字，叫作“小异”，“大同”的可贵之处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小异，各有不同，然后才能叫“大同”。管理哲学大同小异，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偏向于“大同”；但是我们实际运作的管理者，必须重视“小异”。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把别人那套全盘搬过来，这是行不通的。
庄子有一篇文章叫作《齐物论》，“齐物论”包含齐物与齐论两个意思。庄子认为：道原本是没有分界的，语言原本是没有定说的，为了争一个“是”字而划出许多界线，有左便有右，有分别就有争执。我们可以了解到，“道”本来是整全的，是没有分界的，但变成现实层面的时候，它一定是有分界的。“道”本来是齐的，但是一旦变成很具体的事物的时候，它就不齐了。
《庄子·天下》指出：百家众技都各有所长，亦时有所用，可惜都和耳、目、鼻、口一般，各具相当功能，却无法互相通用。“道”是整全的，天下的人如果各尽所欲而自为方术，那么，“道”就要被割裂了。所以任何东西，都不要太勉强，尽量去做就好了。但我们现在都是要求百分百，都要求十分正确，其实一个人要是这样，迟早有一天会崩溃的。耳朵、鼻子、嘴巴，它们各有专精的功能，但是一定要做整体的协调，我们才有真正的感觉。我们做一名管理者，认为财务、生产、销售、人事统统重要，没有一样是特别重要的，有这样的观念就对了，不能单独强调哪一种。所以偏于一样东西，其实是不好的现象。
大家懂得财务管理、销售管理、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及时间管理、情绪管理等，却不懂得管理本身，这才是现代人一个麻烦的问题。管理是有整体性、不容分割性的，牵一发动全身。我们自认为有专业，只能当好部门经理；自己知道没有专业，却已具备通才的条件，才有资格当总经理。因此，优秀的企业老总是没有专业的，他可以什么都不精通，如果认为自己精于销售、财务或生产，他就完了。曾有一个总经理对我讲，他别的什么都不懂，但是很懂财务，因为他是做财务出身的。我就对他讲：“你的财务经理已经死掉了，因为第一你不会尊重他，第二你会替他做很多事情，然后使他一无所长。”尤其危险的是，一个人当初的经验，今天还能不能用？这才是大问题。因为社会是不停地变化前进的，时过境迁，整个环境变了，你过去的经验还行吗？这才是我们每个人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提出了一个观念：管理者最要紧的是头脑要清楚。很多人问我公司搞不好的原因，我说中国人其他方面都很好，只有一个毛病，就是头脑不清楚。
我们许多人现在的问题，就是头脑不清楚。现代管理者很喜欢学习，不幸的是，学来学去把自己的脑袋搞乱了。他们在没有学之前，还知道怎么做，学完以后，反倒不知道怎么做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学习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这个层次要弄清楚。现在许多人当了老总，还去学技术，那是挺奇怪的。我经常这样讲，一个人把名片拿出来，如果他是电脑中心主任，我就知道，他对电脑已经不太懂了。因为技术是不断变化的，他整天搞技术，就不可能是好的主任。既然是主任，就是说他操作电脑一定不如所带的人，如果强过他们，这个单位就完了。因为技术是越新越好，人是越年轻越灵活。
我们各有不同的主张，而且都有相当的道理，自己偏偏又不能够正确地分辨和选择，不知如何是好。这些事实，大家一定要清楚，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你看每个人讲出一套，都是自圆其说，无法把整全的道理说得很清楚，一定是顾此失彼，一定有疏漏的地方。如果有人听了把它当作是整全的，这个人就受害了。
我们尝试着检视以往企业管理发展的几个阶段，不难发现所谓“生产导向”“财务导向”，以及“市场导向”，正如古人所说：“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道”并不是永恒地存在着的，它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处境，随时更换而创造出来的。“生产”“财务”“市场”等，都是管理的“一察”（一端、一隅），各自代表管理的一个“变数”或一种“理论”，管理者必须具备自己的管理之“道”，才不致迷惑于任何单一的变数，能够因应实际环境的变动，把握应该重视的相关变数，以“应时而造道”，既求适应，又不失正道。
这是美国管理界近年来风行的“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吗？不然。“权变理论”只注意到“变数”而忽略了“常数”，一味“求新求变”，结果又是“一端”。因为“变”必须相对于“常”而言，假若没有“常数”，则“变数”即不成其为“变数”。
管理者的智慧，真正表现在他持有自己的“常数”，能够“有所不为、有所不变”，然后才能面对若干“变数”，适当调整自己的脚步而“有所为、有所变”。这种秉持正道（经）以求适应（权）的态度，即是“持经达权”，如果能够“权不离经”，那就不致“离经叛道”。“经”是常数（常道），“权”为变数（权变），“经”、“权”相辅相成，才是正道。
“有所不为、有所不变”是“经”，是根本；“有所为、有所变”是“权”，乃是作用。“本”立而“道”生，管理者把握住根本，才能发生有效的作用。具有常道的管理者，创立“有所不为、有所不变”的“企业风格”，然后才能够顺利开出“有所为、有所变”的美丽花朵。不过，“有所不为、有所不变”是“可控性”的“经”，而“有所为、有所变”则有其相当的“风险性”，属于“不可控性”的“权”。前者必须“尽人事”，后者仍须“听天命”。唯有“尽人事以听天命”的管理者，才会深切地体认“道”可能“隐”而不可能“亡”，也才有清楚的头脑来“明道”。
“听天命”是一种“知命而不认命”的态度，“命”不可不知，因为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管理者深知企业必有其“风险性”，而预测亦有其“不确定性”，但却不能因此而“认命”。管理者竭尽所能，以证明是否有“成功”的“命”，这是一种头脑清楚的做法。
“道”就是“哲学”，韩愈说它是“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是“人所共由”的；朱子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是“经常要用”的。孔子把它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则提醒我们：“道可道，非常道。”因为“道”有“常”有“变”，荀子说它“体常而尽变”。管理者必须先有清楚的头脑，才能够应“时”而造“道”，在现代的环境中，找出合乎自己要求的管理大道。
头脑不清楚，再明确、再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方法，都会被乱用得凌乱而模糊。头脑清楚，再虚得近乎空洞的管理大“道”，也会看得透彻，自成明显的系统。同样一句话，头脑清醒的人，他一下就听懂了，觉得很简单明了；头脑不清醒的人，他怎么听也听不懂，那你有什么办法？头脑清楚，其实便是观念正确，是成为管理者的先决条件。
“空”不是“空无所有”，而是“空无多有”。很遗憾的是，我们许多人都很主观地去解释这个名词，认为“空”就是没有。其实零才是根本就没有的意思，很多人就是搞不清楚这些，所以把自己的头脑弄得很乱。很多事情，我们需要花时间，要比较深入地去探讨，而不是仅仅道听途说而已，好像一听就会了，其实那是在害自己。
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管理知识，也获得了很多不同的观念，所以我们的头脑越来越杂，越来越乱。如果凡事都依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判断，根本不可能学习中国式管理。我们最好能够先要求自己归零，以便从头出发。先把自己放空，然后我们才能听进去。但要注意，它到底合不合我们的文化？合我们的文化，用起来效果就很好；不合我们的文化，用起来就是不行。
我们既不能食古不化、望文生义，也不应该站在西方的观点，来否定中国的观念。很多人一听到中国思想，就认为又是那乱七八糟的一套，这种人的判断力很差。你想如果真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别人怎么会讲那么多呢？只要有一丁点判断力，你就不会讲这种话了，这是很好的证明。这种人望文生义、先入为主，然后用自己的成见去做判断，最后走上偏道。我们不应该站在西方的立场，来否定中国的观念。
西方的文化，以宗教、法律、科学为主轴。中华文化，以艺术、道德为主。基础不一样，发展出来的文化也不相同。所以可以说，西方人是科学的民族，我们是艺术的民族。如果不能归零，就要小心，你只要站在西方的角度，就会把中国人的观点看成是乱七八糟、一无是处的东西，甚至于觉得十分可笑。
企业的兴亡、运作的优劣、决策的当否，以及组织气候的优劣、社会评价的好坏，无不系于企业经营者的管理哲学。即使台塑公司并未明言它的经营理念，而王永庆先生在《王永庆谈经营管理》一书中，亦已宣示了他的管理哲学。事实证明，中外的企业管理，都已经开创了“理念导向”的新纪元。
以理念为企业管理的导向，则管理者首先应该自问：“我的管理哲学是什么？”简单地说，管理哲学就是对管理经验进行反省的活动，以寻求一个透彻的、协调的及系统的管理观。管理者抱持一种批判的和怀疑的精神，将管理科学及相关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数学、统计学等研究所得的有关管理的论点，加以思索和研究，分析其是否合理，能否融会贯通，并谋求调和与统一，使其成为管理可依循的理念导向，这便得出了自己的管理哲学。
管理者，特别是企业经营者，最好依照笛卡尔（Descartes）“我思故我在”的忠告，利用一段时间，把自己脑海里所有与管理相关的观念，全部倒出来，然后逐一加以检视，将自己认为确实无误的观念重新装回去，淘汰那些乱七八糟的、似是而非的甚或根本错误的观念。这样把自己的形上信念，好好整理一番，彻底反省一下，再依自己认定的优先顺序，把最重要的三五个理念写下来，并且问自己几个问题：
第一，你现在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第二，如果你是被管理者，你喜欢你的老板持有这种经营理念吗？
第三，你究竟喜不喜欢现在所持的经营理念？
第四，你真正喜欢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如果答案一时不能肯定，不妨看看别人。古往今来，有许多经营理念非常值得我们仔细去学习的。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管理者一方面学学别人，一方面想想自己，便不难成功地整理出属于自己的管理之“道”。
企业初创之际，管理者就对自己的管理哲学有正确的认识，那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那么幸运，而能在企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对自己的经营理念有所确立，并采取具体的配合行动，那也比继续“盲目航行”要强得多。
毕竟企业管理已经迈进“理念导向”的时代！
我们要摆脱两个极端。孔子说：“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空空”表示诚恳，因为宇宙和万物的本质都是诚。诚恳的管理者，比较容易听到真实的声音。孔子说，你们以为我真正有学问吗？老实告诉你们，我一点学问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懂。有一个乡下人来问我，我一无所知，而是就他的问题问问这，问问那，然后拉来扯去，最后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所以孔子是最了不起的，别人每次问他什么问题，他是不会马上给出答案的。
我们一般人的态度不是这样的，别人问你问题，你会说“如果问我别的，我还不知道，问这个，我最内行”，结果就误导了别人，把人家害得死死的。我们千万记住，一切都在变化，经验很可贵，但经验有时也是很危险的。我在芝加哥开车的时候，看到一条高速公路，兜了半个小时也上不去，因为那里不是我熟悉的地方，依旧凭我在台北市开车的经验，自然是行不通了。
一个人要诚恳，因为宇宙万物，它的本质就是诚。老实讲，《中庸》这本书不是乱写的，它是宇宙论。用物理学的眼光，宇宙就是能，能就是诚。如果一个人有诚意，就很容易去了解宇宙的真相，就很容易去深入体会别人讲的话。有知识的管理者，才能够从对方所说的话当中，寻找出合理点，才能够就两端提出问题，并且反问到底。
我要提醒大家，最好的决策，经常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一个。凡是我们想到的，都是一偏，要不然怎么会后悔。将来有了这种观念，我们就知道，任何事情都是由时间来决定的，不要急于下结论。我们千万不能认为自己有知识，便可以不诚恳，而只要不诚恳，充内行，就得不到新的东西，最后就会有所偏失。
要做到诚恳，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事情，站在对方的心态来了解他，而不是以自己的立场作出发点。千万不要在别人讲话讲到一半时，就认为不是这样的，就开始否定别人了。你怎么知道不是这样的呢？尤其是我们的下属，他想了很久，才很小心地和你谈问题，还没有谈一半，你就否定他了，他就很泄气，以后不会再和你讲了。我们连他的话都没听完，就说这样不行，你想他有什么感觉。
中国人讲求“中道”。“中道”不是走中间路线，也不是折中，应该是合理的道路。很多人认为“中道”是走中间路线，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中道”乃是没有两“边”，也没有“中间”的。“边”就是“察”、“端”，即是“一孔之见”或“一偏之见”。任何一“边”，都是“偏道”。有了“边”便产生“中间”，容易坠入“两者之和除以二”的“中间”陷阱，结果又是一偏。
“中”是中国人的管理理念，《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管子说：“凡言与行，中以为纪。”程颐则一语破的：“中即道也。”
在中国人心目中，“中”的理念，是源远流长，至高无上的。“允执厥中”是中国管理哲学的传世宝训之一。“中”与“道”合，道之所在即是中之所在，所谓“中道”在心，上用下用无穷。不中就不正，不正则邪曲，邪曲的人叫作小人；中就正，正则公，公即大，大中公正的人，便是君子。“中”的理念，数千年来，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共有的管理信念。
“中”要和“时”配合。梁任公说：“时中两字确是孔子学术的特色。”从管理来了解“中”，其实就是“恰到好处”，就是“合理”；从管理来了解“时中”，即是“随时都能够恰到好处”，这是管理者所向往的目标。
管理离不开“空间”和“人事”，有了“时中”，便可以把“空间”和“人事”连贯起来，随时灵活运用。管理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是变动的，不能“执一”的。管理必须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求取进步，不可由于保守而落后，所以要“与时偕行”，以保持“日新又新”。
“中”也不能不配合“位”，因为管理必然要落入空间的变化。“位”包括“身份”和“场合”。组织成员，既然有名位，当然要讲求尊卑、高下的身份；身份就是我们常说的“角色”或“立场”，管理不可能没有立场，但不得“过”与“不及”，否则便失其“中”。任何人事，均有其发生的场合，处境不同，管理的方法便不可能相同，无法用固定的法则来做肯定的说明。
“时”与“位”表示客观的情境，可控性不大，而“中”或“不中”则是主观的作为，应该尽力以赴。管理者面临各种不断变迁的情境，务须随时随地机动调整管理的态度与方法，以求其“中”。这种管理的方法并不固定，但是管理的最终目的不变（随时要求恰到好处）的精神，叫作“不固而中”，乃是“尽人事以听天命”的积极作为。
我们“执两用中”才能够合理。“两”就是体和用，“执两”就是了解体、用的关系；“用中”是把握体、用的关系，以求致中和。中国人的“中”与“和”，就是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是合理的，大家还有意见，就要进一步去商量，我们把它叫“协调”。协调不是折中。一件事情只要有人反对，说明这里面就有一些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但我们不可能求全，也不是求全。如果有时间就多考虑，没有时间就当机立断，因为再拖下去，它又会变，叫作夜长梦多。
“中庸”并不是不偏不倚，“中”是体，“庸”是用；“中”是未发的状态，“庸”指由动而变，由变而化。“中庸”也不能解释为：“中”指不偏不倚，“庸”表示平常的道理。因为我们对“平常”两个字的理解，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思。
其实“平常”才是最宝贵的，我们现代人不要“平常”，要吃没有吃过的，奇特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可能中毒而死。老实讲，任何东西，都要经过一定的驯化过程，这个观念很重要。所有野生植物，都是有毒的，不是见了就能吃的。没有毒，动物就把它吃掉了，它就活不了。自然界的花长得越漂亮，毒性越大；果实越鲜艳，毒越严重。因此动物吃东西，一般都是有选择的。人类不加选择，凡是见了奇特的东西就想去吃，岂不是很倒霉！
“执两用中”是很不平常的道理，可以使管理者跳出二分法的思维陷阱。但是现在我们几乎都被困在二分法里了。“二分法”就是在两个极端中选一个，常见的是“二选一”，如要不要去？知不知道？就是二分法。凡是选得很清楚，想得很明白的，都是二分法。假如你问美国人：明天会议要不要参加？他要么说参加，要么说不参加，这是二分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二分法，中国人早就跳出二分法了。你问中国人：明天的会议要不要参加？他会这样讲：“到时候再说！”这就是三分法。但是我们阅读西方书的现代人，脑筋却越来越呆板，就很容易陷入二分法。
中国人早就用三分法了。中国人去买东西，他好像买，又好像不买。当你认为他不买的时候，他就开始杀价了；当你认为他要买的时候，他又离去了。所以中国人要买东西时，都装成不买的样子，反而他就买到了。凡是用二分法思维的，在中国社会都会吃大亏的。
“中”是未发的中，“庸”是中节的和，这是合理的标准途径。没有发出来就叫“中”，一发出来，发得合理就叫“庸”，这样理解就简单了。凡人都有其喜怒哀乐好恶之情，未发状态谓之“中”，发而皆中节，即是“和”。《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我们都有想法，但没有发的时候，都貌不惊人，一旦很明确地发出来，就不叫三分法了。
这样我们才了解，送东西给中国人，和送东西给美国人是不一样的。你送东西给美国人时，他会当面打开，然后称赞，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中国人不会这样做，认为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好东西的样子，这是很丢脸的。你送东西给中国人时，他都会说“不要，不要”，会说“好了，好了，放在那里吧”。因为中国人是随时在变动的，他先拒绝，然后再思考：到底要不要？不要白不要，要了会不会麻烦？先说不要，比较安全；想来想去，还是要，就要了。
M理论，它最适合中道的要求。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君子“时中”，便是时时刻刻都中节，时时刻刻都合理。这个功夫非常高，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小人无忌惮，表示小人不能中节。当怒而喜，当哀而乐，结果就肆无忌惮了。
我们现在都学西方人，有话就要讲出来，其实就是目中无人。西方人是有话直说，有话实说，才叫诚恳。中国人只要你有话直说，就会得罪很多人，那就变成是不诚恳。中国人一定是有顾虑的，有其他人在场，暂时是不会讲很多的。
我们不能够没诚意，但是“诚”不是“直”。很多人对此是有误解的，好像不隐瞒什么事情，就是最好的，其实不见得。对于中国人来讲，先生有了病，他是不一定会马上回去告诉太太的。对于病情，西方的医生一定要告诉病人，认为“病人有知道病情的权利”；中国的医生不会这样做，即使病人被确诊是绝症，也要抚慰病人，告诉病人安心养病，很快就会好的。其实许多病人心里都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他会把家人叫来，然后告诉他们要简办自己的后事，要好好生活，等等。西方人你隐瞒他，他就不知道。中国人很厉害，你再怎么隐瞒他，他都知道。这就是因为我们有智慧。
中华文化是“孝”的文化，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所以特别讲求伦理。全世界只有我们讲究伦理，不可以没大没小。西方那一套就是没大没小，你看西方的员工，可以直呼总经理的名字，总经理不会觉得员工没有礼貌。中国人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连姓都不能称呼的，只能称呼他的职务，科长碰到经理，就是叫“经理”，如果称呼“王经理”，就表示你管不了我，才叫“王经理”。
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君子务本，孝就是不忘本，一个不忘根本的人，我们会对他很放心，一个翻脸不认人的人，我们很不放心。一个人有了什么功劳，有什么贡献，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上级领导的成果”。这不是在拍马屁，而是不忘本。很多中国人领奖的时候，会说谢谢这个，谢谢那个，结果回去以后，老妈妈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心想“什么都谢了，就是没有说谢我”。所以中国人得奖，搞得最后不敢说谢了，因为你没有谢到的人就找你的麻烦。中国人难相处就在这里。
仁或不仁，是可以居高位或不能居高位的主要区别。孝与仁的结合，便是伦理与管理的合一。西方人因为伦理是伦理，管理是管理，所以能够分开。西方人就是把功劳归给自己，这是事实。中国人即使面对的是事实，也不能这样讲，我们中国人讲话一定要讲“这是上级领导有方的结果”，没有人敢把功劳归给自己，否则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打击你，最方便的就是下次不让你做，把你架空在那里。
我们中国有《孝经》，但是没有《慈经》，我们可以教子女如何去尽孝，却没有权利教父母如何慈爱。但是现在整个都乱套了。
中国在战国时代，本来有一部《道经》，把什么叫作道，说得非常清楚，可惜今天已经失传了。只在《荀子·解蔽》留下两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使得“人心”和“道心”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人只有一颗心，可是当你凭良心的时候，那叫“道心”，当你凭私心的时候，那就是“人心”。人心是很危险的，很险恶的。
我们常常讲“人心隔肚皮”，不晓得他在想什么，可见所想的大部分都是坏的，可是“道心”是有的，但是作用非常微弱。人要学坏很容易，学好很难，就是“人心”和“道心”的不同。有两句话，大家始终很难去理解的，一句话叫“心想事成”，一句话叫作“事与愿违”，到底是心想事成，还是事与愿违？其实很简单，当你凭良心的时候，多半是“心想事成”的；当你自私自利、违法乱纪的时候，大概都是“事与愿违”的。
人心大多偏私，道心才能大公。“中道”的意思，便是合理的思考，合理的决定，合理的选择，合理的道心发扬。只有M理论才做得到。
宋代朱子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一个心，并非两个心。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只有一个，它是整全的，不可能有两个，有两个宇宙就分裂了。
“人心”不可无，但应以“道心”为主。因为人不可能不自私，要怎么样去发扬“道心”，这才是每个人修身的一个重点。“人心”由人身上发出，“道心”从义理产生，主要看你怎么样去把一个压下去，把另一个扬上来，这就叫作M理论。M理论其实就是将心比心，应该以“道心”为主。想想自己，再想想别人，一切将心比心，事情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