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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出生于1902年，按今天的叫法，是个地道的〇〇后。往回数，沈从文的爷爷很不一般，年纪轻轻加入湘军，二十二岁就成为云南昭通镇守使，二十六岁又当上贵州总督，可谓仕途亨通，给沈家打下一份殷实的家业。只可惜去世得早，没有享到几年清福。
沈从文的爸爸也有军人梦，曾经组织过一个敢死队去谋刺袁世凯，结果事情败露，流落他乡多年，家业也随之衰颓。虽说是衰颓了，底子还是在的。就像鲁迅因为父亲的病受了许多委屈和苦楚，但读书上学的机会总是有的。
沈从文当然也是早早开蒙读书，但他不爱上学，成天逃课。他不仅逃，而且有很多精明的点子，比如把书篮藏在庙里再去玩，省得被大人发现告状；比如跑到人家果园里偷李子，被主人拿着长长的竹竿来追，跑远了，还要一面吃那赃物，一面故意唱山歌气那主人。他还和人打架，并且总结出自己的一套办法：如果遇见一群人围堵，不要跑，不要怕，挑一个精力和自己差不多的单挑，如果输了，那就挨打，如果赢了则可以获得一份尊重，而且免了群殴。
除了读书，他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每天早上，想方设法拖延上学路上的时间，学校在北门，他从西门出，绕一圈从南门进，再穿过整条大街去学校。他喜欢各处去看、去听、去闻、去嗅。很多年后，他仍然记得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还有蝙蝠的声音，黑暗中鱼在水中拨剌的声音……
这一切的一切，是不是一种小说家的天赋呢？回头来看，当然可以说，是的。但在当时，只能是一个不听话孩子的顽皮。
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在家道中落、小学毕业后，进入了预备兵的技术班训练。
在湘西，当兵也算是条好出路。那时父亲还不知道流落在哪里，母亲管教不住，便让他去了。从这开始，沈从文去了许多地方，辰州、沅州、怀化，还去过一趟四川。因为会写字，他一直做着司书的工作，上司待他也都不错。辗转的路上，他还和之前一样，到处去看、去体验。他说，“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而永远为现象倾心的人。”
但不知怎的，他也常常感到一种寂寞。那时候，他常常看到杀人。虽然小时候就见过杀头，但如今好奇减少，痛苦增加了。他自述，在怀化待了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而那些被杀的差不多全是从乡下捉来的替死鬼，糊里糊涂不知道什么事就死了。他对此越来越感到不耐烦。随着年纪一点点长大，“也间或有些不安于现实的打算……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个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
这么困惑着，终于迎来了转机。他被调进报馆做校对，因此接触了很多新书、新杂志。这一股五四运动的余波，使沈从文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想法：“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
他躺在床上，想了四天，下定决心：“我准备去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警察也不成，那就认输，只好做别的打算了。”
他带着上司给的二十七块钱，一个人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到徐州，从徐州转天津，十九天后，终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
二十岁的沈从文，可能是第一代北漂。
沈从文初到北京，住在酉西会馆里，那是专为湘西赴京赶考的学生建造的。沈从文无处可去，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表弟黄村生替他在北大附近找了个房子，他便常去北大旁听。他想成为正式学生，清华和北大都失败了。中法大学录取了他，但宿食费二十八元想尽办法也筹不出来，只能放弃。走投无路，他试着向一些名作家写信求助。郁达夫当时正在北大担任统计学讲师，也收到了沈从文的信。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他来看望沈从文，把自己的围巾送给沈从文过冬，请沈从文吃饭，还将结账剩下的三块两分钱都给了他。当晚，郁达夫带着激愤之情写了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在这篇文章里，郁达夫痛斥了青年找不到出路的社会现状。
但路还是得自己走。这时候，沈从文一边广泛阅读，一边练习写作，作为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连标点符号也是现学的。他自己知道，在报刊方面没有熟人，作品很难被编辑看重，但沈从文说自己“从来不知什么叫失望”，在困难的日子里，依然不停地写。
这简直是个励志故事。终于，《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休芸芸的散文，作者正是沈从文。虽然这一次投稿所得，只有三毛七分钱，但在他总算是一个开始。之后，他认识了不少朋友，比如丁玲、徐志摩，慢慢地有了自己的圈子，虽然一开始就是全职作家，收入不高，但到底坚持下来，在京城有了一个住处，有了一份事业。
早年间写的文章、小说，沈从文自己并不看重，但那些日子里的努力，正是一条路的开始。之后，他便努力写作，试图成为一个像契诃夫那样的小说家。至于后来的后来，不得已而改行，成了文物专家，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那个故事里有很多不得已，很多灰心和痛苦。但在这个故事里，年轻的湘西来的穷小子，靠着一股子激情和勤奋，当然还有才能，竟然站住了脚跟，改变了命运。
我比较喜欢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