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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菩萨经典传译到中土，菩萨思想、菩萨信仰广泛传播，决定于社会和思想环境，包括汉末以来宗教发展状况。
自东汉末年，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漫长的苦难深重时期。朝廷外戚专政，宦官弄权，地方豪族侵夺，加上灾荒饥馑，造成农村破产，人们奔走逃亡，终于引发黄巾起义。起义被平定后，继之以董卓之乱和军阀混战，形成三国鼎立局面（220—280）。《后汉书》桓、灵二帝纪里留下不少“六州大水”“七州蝗”“死相枕藉”“民相食”之类记载。董卓之乱（189），军队撤出洛阳，部兵焚烧洛阳城外百里，董卓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后来曹操和陶谦作战，“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曹操本人的《蒿里行》写到董卓之乱情形：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人王粲（177—217）的《七哀诗三首》这样抒写他东汉末离开长安时的印象：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出，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还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战乱破坏之严重从历史记载的部分统计数字可以推测：涿郡旧有民户十万，口六十三万，到了曹魏时期，仅“领户三千，孤寡之家，三居其半”
；而“鄢陵旧五六万户，闻今裁有数百”
。州县残破、人烟萧条严重情形如此。而自公元2世纪20年代以来，连续百余年间，中原一带又流行严重疬疫。魏文帝曹丕说到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大疫”：“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誓。”
这里指的是徐幹、陈琳、应玚、刘桢，即“建安七子”里的四个人，他们都死在这次疫病流行之中。可知当时人所说“死者相枕”“死有灭户”“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等等的真实不虚。经过三国鼎立、战乱连年之后，西晋短暂统一，但西晋末又有这样记载：
怀帝永嘉四年（310）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是时，天下兵乱，渔猎黔黎……
接着是北方民族大举南下，迎来“东晋十六国”南北分裂混斗局面。特别是在北方，南下诸族渠帅建立的政权旋起旋灭，如史书所说“刘元海、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贼害百姓，血流成泥”
，民众流徙逃亡，在死亡线上挣扎。
面对生死抉择的险恶现实、尖锐矛盾，每个人，不论属于什么社会阶层，都要寻求得以解脱的出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以来“儒术”演变为谶纬神学，成为替统治阶级制造幻想的工具；魏晋时期，再“玄学化”，空谈玄理，不涉世务，这样的“儒术”显然无力助人摆脱面临的现实苦难。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巨大转折，民众宗教活动空前活跃起来。本来在佛教传入之前，在中国不存在组织化、制度化的全民性质的宗教
。到东汉末年，一批分散的原始道教教派活跃起来。范晔（398—445）记述说：
安（汉安帝刘祜，公元106—125年在位）、顺（汉顺帝刘保，公元125—144年在位）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寝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阙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
“矫妄冕服”是指结集群众进行武装反抗；“托验神道”则指祈灵于神明的民间宗教活动。原始民间道教教派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兴起起来的。汉顺帝时张陵（34—156）在巴蜀创立五斗米道，稍后汉灵帝时建宁、熹平年间（168—178）张角在华北创立太平道，成为民间道教的两大势力。汉末，张陵孙张鲁曾建立起割据政权，雄踞巴蜀垂三十年；太平道则掀起席卷中原的黄巾起义。后汉末宦官张钧上表说：
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因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人们找不到现实力量去对抗人为的和自然的灾祸，“无所告诉”，遂求助宗教力量。道教因而得以迅速扩展势力。但是这一时期的道教更多凝聚了民间反抗现实统治体制的力量，分散的活动往往带有社会动乱性质。且这些教派又还没有形成严密的教理体系，这也限制了它的发展。直到南北朝前期，寇谦之和陆修静在南、北方分别“清整”道教，把道教纳入统治体制之中，道教才得到在主流社会大发展的机会。
正是在这种对于宗教需求急切的形势下，佛教输入。与当时的民间道教相比较，佛教显示明显的优势。胡适当年讲佛教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形指出：
佛教入中国的前期史迹现在只存几根记里的大石柱子：
（一）第一世纪中叶，楚王英奉佛一案。
（二）第二世纪中叶，桓帝在宫中祠祀浮屠老子。
（三）同时（一六六），襄楷上书称引佛教典故。
（四）第二世纪晚年，长江下游，扬州徐州一带，有笮融大宣佛教，大作佛事。
（五）同时，交州有牟子理惑论的护教著作。
这三期的五事，我们应该明白承认作记里的石柱，可以用来评判别的史料，而不用别的史料来怀疑这五根石柱……
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把这三期五事排成时间与空间的五座记里柱：时间自下而上推，空间则自南而北推，然后可以推知佛教初来中国时的史迹大概。
上述“三期五事”都是有关佛教在朝廷和统治阶层中传播的记载。限于当时的资料，胡适对早期佛教的概括并不全面。20世纪后半叶在四川、山东、内蒙古等地发现许多东汉时期的佛教造像遗迹，表明当时佛教在全国广大地区广泛流传情形。但胡适的“五根石柱”也确切表明，佛教甫入中土就被统治阶级上层所容纳，赢得上自朝廷、下至地方权要的支持。其处境和道教截然不同。不言而喻，在古代专制政治体制下，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对于宗教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又王国维描述佛教初传中土的情况时说：
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
佛教具有十分完整的教理体系，包含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其中许多可补中国固有传统的不足，或提供发展本土思想、文化的资源和借鉴。佛教这种对中国思想的影响基本是知识阶层的事。而作为大乘佛教发展新潮流的菩萨和菩萨信仰，特别是最能集中菩萨思想的观音信仰输入中国，则正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它所体现的“他力救济”和“现世利益”观念正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所欢迎的。民众的信仰实践是宗教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其动力。观音信仰的持续兴盛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汉末、魏晋时期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时期”。民间道教教派整合为道教，外来佛教输入，弥补了中国缺少组织化、制度化宗教的空白，中国历史进入宗教兴旺发达的时期。道教和佛教都是多神信仰的宗教，同时还存在传统的和新生的众多民间信仰的神明。但是在众多神明中，观音这个外来菩萨却得到民众更热烈的欢迎、更虔诚的信仰。具体情形如何？下面加以解说。
[1] Paul Demieville， Vimalakirti en Chine （《中国的维摩》）， Appendise dans L'Enseignement de vimalakirti ，traduit et annote par Etienne Lamotte，Louvain, 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