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自古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为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历代的文人学士们编写了各种各样的蒙学读本，《帝鉴图说》就是这类图书中的一种。与其他蒙学读本不同的是，这是一本专门为帝王编写的书，是由明代的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亲自主持，为当时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编撰的一部图文书。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嘉靖进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万历元年（1573）任内阁首辅。他执政十年，政绩卓著。万历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钧，是明穆宗之子，1572—1620年在位。他即位时年仅十岁，由生母李太后听政，首辅张居正总揽朝政。

编写此书的背景，在《帝鉴图说叙》中有说明：“上益向意于学。公令讲臣采摭前代君人治迹，溯唐虞以迄汉唐宋，理乱兴衰得失可为劝戒者，条其事百余，各因事绘图，系之说以备乙览，存考镜焉。”简单来说，编撰此书的目的，就是让小皇帝能以史为鉴，当一个好皇帝。

古代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所有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因此皇帝个人的品行与道德修养往往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治乱以至安危存亡。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自然深谙这一道理，故而要对刚即位的小皇帝实行必要的教育。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但是我国史书浩繁，“虽儒生皓首，尚不能穷”，更不是日理万机的皇帝能看过来的，因此采择历代帝王中有代表性的事件来编撰成书。在每一事前各绘一图，后录传记原文，并在文后辅以直解，以通俗的语言对传记原文加以解释。因为万历皇帝此时年仅十岁，所以采用绘画的形式来表现内容，从而让其“触目生感”；编撰的原则，也是“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于俚俗”。这些在张居正等的《进图疏》中有明确说明。书名“帝鉴”，则是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从书中的多则故事采自《资治通鉴》，也可看出这一编撰目的。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圣哲芳规”，讲了历代帝王励精图治、“善可为法”的八十一个小故事；下卷“狂愚覆辙”，列举了历代帝王倒行逆施、“恶可为戒”的三十六个小故事。善恶并举，从正反两方面对小皇帝加以教诲。在篇末，编撰者还不忘加上了自己的评论：“所以古今称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任贤图治之效也”（《任贤图治》篇）；“嗟乎！浚百姓之膏血以实府库，而付之于凶狡淫恶之人。贻谋如此，不亡何待？然则隋室丘墟，不独炀帝之罪，盖亦文帝之过也。夫人主欲为后世子孙长久之计，唯在示之以恭俭仁厚，而审于付托哉！”（《剪彩为花》篇）。在列举史实之后加以精辟深刻的评论，从而起到画龙点睛、发人深省的作用。

那么为何书中的善事举八十一事、恶事举三十六事呢？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和“六”分别是表示阳和阴的数字。善为阳，故采“九九”之数；恶为阴，故用“六六”之数。从内容到形式，处处寄寓着扬善抑恶的教育宗旨。

万历小皇帝见此书后颇为嘉许，“敕下礼官宣付史馆”。小皇帝还将书置于座右，每次讲读都让张居正解说书中数事。史籍中多次记录了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讲解《帝鉴图说》之事，而且君臣还对书中所载之事加以讨论发挥，使得认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认识的深度进一步提升。如：

万历元年（1573），小皇帝御文华殿讲读。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反复解说后，张居正上奏说：“古人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如今天下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官受制于文吏，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锋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有折冲之勇？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备。将官忠勇可用者，须稍假权柄，使之得以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今士大夫有识者皆曰：‘我祖宗用刀尖上挣来的天下，今日被笔尖儿上坏了。’且文武并用，乃长久之术。俗语说：‘文官把笔安天下，武将提戈定太平。’”小皇帝说：“然。”他感叹了很长时间，并问左右：“刚才张先生说‘文官把笔安天下，武将提戈定太平’，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左右不能回答。小皇帝说：“先生的意思，是说为治当固用文，也要用武。”左右于是称颂皇帝圣明，并且说：“张先生也是文官，他却不护短，欲为朝廷保护武将，修整武备。真可谓公忠报国者矣。”小皇帝又叹赏了很长时间。

万历四年（1576），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讲到唐玄宗于勤政楼设宴宠幸安禄山一事，小皇帝看到图上有“勤政楼”三字，就说：“楼名甚佳，乃不于此勤理政事而佚乐宴饮，何也？”辅臣张四维对：“此楼建于玄宗初年，是时方励精图治，故开元之治有三代风。至于天宝，志荒所以致播迁之祸。”张居正借机进言：“人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有始治而终乱，由圣而入狂者。古圣帝明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盖虑克终之难也。玄宗不能常持此心，故及于乱。当时张九龄在开元中知禄山有反相，欲因事诛之，以绝祸本。玄宗不用其言。及乘舆幸蜀，乃思九龄先见，遣人至岭南祭之。”小皇帝说：“即如此，亦悔无及矣。”张居正又说：“无论往代，即我世宗皇帝嘉靖初年……”联系嘉靖皇帝执政前期勤民务本、后期昏庸怠政的故事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上嘉纳之”，小皇帝欣然接受。君臣之间谈古论今，一派蒸蒸然和谐气象。“万历中兴”局面的出现，和这一时期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信赖和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帝鉴图说》无疑也成了张居正贯彻自己的教育、执政理念的重要媒介。

因为内容上的雅俗共赏和形式上的图文并茂，该书自问世以来就受到统治者和普通士人百姓的青睐，被多次翻印传抄，不仅远播云南等边远之地，还被译成法文、日文等文种。可谓“流播宇内，泽被士庶”。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帝鉴图说》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历代帝王的得与失，也可以使我们认识先贤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本次出版，我们以中华书局馆藏的《帝鉴图说》清代刻本为底本精心校勘后，加以新式标点并进行注释。因文中“解”的部分实际上是对原文的白话解说，所以不再加以翻译。重点注释文中的历史人物、典故、名物、地名及难理解的字词等，力求准确、详略得当，排除读者在阅读当中的障碍，加深读者的认识与理解。不当之处，祈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王守青
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