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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陷入这种陷阱的心理机制有一个熟悉的名字：确认性偏差。这种偏差是推理错误的最普遍来源之一。
确认性偏差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尤其强大。我们早已知道，人们之所以易受政治辩论的影响，与他们先前所持观点有关：尽管他们观看的是候选人之间的同一场辩论，但是双方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拥护的候选人“赢了”。每一方都更容易接受己方候选人的观点，而较少关注对方候选人更有说服力的观点，因此这种现象有时也被称为我方偏差（myside bias）。处在对立政治阵营的双方个体，对于他们原本就已经持有坚定看法的观点，即使面对相同的事实和论点，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如果双方都能选择自己接触的信息来源，那么这种效应将会更加强烈，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更容易忽视那些与自己立场相悖的数据。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确认性偏差对政治观点的影响一直在呈指数级增长。社交媒体通常的设计框架决定了用户更常看到的是他们的朋友发的帖子，而且这些帖子传达出的观点往往与用户原本所持的观点比较相近。这样一来，阅读这些帖子会使每位用户更加坚定他们的既定立场和观点。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回声室（echo chamber）效应或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现象。此外，社交媒体也经常传播不正确的或误导性的信息，即众所周知的假新闻。毫无疑问，在确认性偏差的影响下，只要这些假新闻能够支持自己既定的观点，许多社交媒体用户就不会深究。确认性偏差不仅会影响政治观点，甚至还会影响我们对科学事实的解读。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转基因生物，我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接受那些证实自己观点的说法。而对于那些对自己的既定信念构成了挑战的说法，人们立即就会去寻找忽视它们的理由。
你可能会认为，这种现象与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有关，只有那些反应迟钝、心志不坚或者盲从的读者才会掉进这些陷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方偏差与智力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假设一项研究称某型号的德国车很危险时，78%看到该消息的美国人会认为应该禁止该型汽车在美国上路。但是如果他们看到同样的一项研究，指出在德国“福特探险者”被认为存在安全隐患时，却只有51%的美国人认为德国政府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就是我方偏差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对不同国家的偏爱影响了受访者对性质相同的事实的看法。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实验的结果并不会随受试者的智力差距而有所改变。最聪明的受试者与智商较低的受试者做出了相同的回答。高智商并不能防止确认性偏差。
很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天真或容易轻信。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相信最荒谬的假新闻的可能性，与对科学的好奇心或者强大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等特质呈负相关。但是，无论批判性思维能力如何，人们都更容易相信一个支持自己观点的好故事，而不是一个困扰或挑战自己的故事。
确认性偏差甚至会影响人们认为（并希望）是完全客观的那些判断。例如，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员伊蒂尔·德鲁尔（Itiel Dror）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因《犯罪现场调查》（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等电视剧集而出名的法医科学家也会受到确认性偏差的影响。
在最引人注目的一项研究中，德鲁尔向一些指纹鉴定专家展示了几对取自犯罪现场的“待鉴定”指纹和取自指纹数据库的“样本”指纹，并且问他们每对指纹是否匹配。事实上，专家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在日常工作中见过这些指纹了。但是由于无法从每年检查的数百对指纹中识别出这些指纹，他们也就相信它们是新案件中出现的新指纹。德鲁尔在提供指纹“证据”时，同时提供了一些可能会使这些指纹鉴定专家产生偏差的信息，比如“嫌疑人已经认罪了”，或者恰恰相反，“嫌疑人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在很大一部分“案件”中，指纹鉴定专家根据这些有指向性的信息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他们自己先前对数据的解读自相矛盾。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即便我们能力非凡，而且出于好意，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确认性偏差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