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市场的角色

即便你赞同我们需要抓住这些有关“市场之道德”的大问题，你也仍可能会怀疑我们的公共话语是否能够完成这项任务。这种担忧合情合理。任何重新思考市场的角色和范围的尝试，都应当首先承认下面两个令人深感棘手的障碍。

一个是市场观念具有的经久不衰的力量和威望，即便在80年来最惨痛的市场失败的后果面前亦是如此。另一个是我们公共话语中的怨怼和空泛。这两种情况并不是完全不相关的。

第一个障碍很令人困惑。2008年金融危机被普遍认为是对此前不加批判地拥抱市场的做法（这种做法跨越政治范围盛行了30年）所做的一个道德裁定。曾经无所不能的华尔街金融财团的几近崩盘，以及对大量紧急援助的需求（以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看似毫无疑问地引发了人们对市场的重新思考。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为美联储的主席，曾长期扮演市场必胜论信念的高级传教士。即便是像他这样的人后来也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怀疑态度”承认，他对市场自我纠错力量的信心被证明是错误的。 ¹⁹ 《经济学人》杂志是一份积极推广市场信念的英国杂志，它当时的一期的封面上是一本正在溶解成泡沫的经济学教科书，标题则是“经济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²⁰

市场必胜论的时代最终走向了毁灭。其后想必是一个道德清算的时代，即一个重新追问市场信念的时代。然而，事实却证明，社会并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

金融市场的惨烈失败并没有从整体上动摇人们对市场的信心。其实，相对于银行来说，这场金融危机破坏得更多的是政府的声誉。2011年，多项调查表明，在美国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上，美国公众谴责得更多的是联邦政府而非华尔街的各大金融机构——其比率高于2∶1。 ²¹

这场金融危机将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抛进了继1929年大萧条之后最糟糕的经济衰退中，并且让成千上万的人丢掉了工作。然而即便这样，它也没有使人们从根本上对市场问题进行反思。相反，它在美国导致的最显著的政治后果却是茶党运动 的兴起，然而茶党运动对政府的敌意及对自由市场的狂热，甚至会使当年的罗纳德·里根深感汗颜。2011年秋，“占领华尔街运动”使得抗议者们在美国各大城市乃至世界各大城市频频集会。这些抗议者把矛头直指大银行和大公司的权力，以及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尽管茶党与占领华尔街的激进主义分子在意识形态导向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对政府采取紧急援助措施表达了一种民粹式的愤慨。 ²²

除了这类抗议声音，关于市场角色和范围的严肃辩论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仍严重缺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如其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仍在对税收、政府支出、预算赤字等问题争论不休，只是现在的争论多了一点儿党派色彩、少了一些鼓舞或说服力而已。由于政治体制没有能力代理“公共善”，或者说，没有能力解决最为重要的问题，所以公民对这种政治体制越来越感到失望。

公共话语的这般窘况乃是开展关于市场道德局限之辩论的第二大障碍。在一个政治争辩主要由有线电视上的吵架比赛、广播讨论节目里党派性极强的谩骂和国会中意识形态性的扔食品大战组成的时代，很难想象人们会把一种关于这类颇具争议的道德问题的理性公共辩论视作评价生育、儿童、教育、健康、环境、公民资格及其他物品的正确途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辩论是可能的，而且会促使我们的公共生活焕发生机。

一些人认为我们怨怼的政治生活中有着太多的道德信念：太多的人太过深切、太过固执地信奉着他们自己的信念，还想把这些信念强加给其他所有人。我认为，这种看法误读了我们的窘境。美国政治的问题并不是有太多的道德争辩，而恰恰是争辩太少。美国的政治之所以过于激烈，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空洞的，即缺少道德和精神的内涵，而且它未能关注人们关注的那些重大问题。

当代政治的道德缺失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试图将良善生活的观念从我们的公共话语中排挤出去。为了避免派系纷争，我们往往坚持认为，当公民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他们应当将他们的道德信念和精神信念抛在脑后。尽管这种观点的意图是好的，但是不想把关于良善生活的争论纳入政治的做法却为市场必胜论和坚持信奉市场逻辑的做法扫清了障碍。

当然，市场逻辑也以其自身的方式把道德辩论从公共生活中排挤了出去。市场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并不对其所满足的偏好进行道德判断。市场并不追问一些评价物品的方式是否比其他方式更高尚或者更恰当。如果某人愿意花一笔钱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或者购买一个肾脏，而另一个同意此桩买卖的成年人也愿意出售相关服务或物品，那么经济学家问的唯一问题就是“多少钱”。市场不会指责这种做法，也不会对高尚的偏好与卑鄙的偏好加以区别。交易各方都会自己确定所交易的东西具有多大价值。

这种对价值不加道德判断的立场处于市场逻辑的核心位置，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为什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不愿进行道德和精神争论，而且我们对市场的膜拜，已经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逐渐抽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含义和公民力量，并且推动了技术官僚政治（管控政治）的盛行，而这种政治正在戕害当下的社会。

对市场道德局限性展开辩论，会使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有能力确定市场服务于“公共善”的领域及市场不归属的领域。展开这种辩论还会通过允许各种彼此冲突的良善生活观念进入公共场所，使我们的政治具有生机。再者，这些辩论又将如何展开呢？如果你认为买卖某些物品会腐蚀或贬低它们，那么你肯定会相信一些评价这些物品的方式比其他方式更加适宜。腐蚀某种身份（例如父母身份或公民资格）的说法很难讲得通，除非你认为某些为人父母或者做一个公民的方式比其他的方式好。

与此类似的道德判断，构成了我们对市场进行若干限制的理由。我们不允许父母贩卖他们的子女，或者不允许公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坦率地讲，我们不允许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道德判断。因为我们相信，售卖这些东西乃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评价他们/它们，而且会形成不好的态度。

认真思考市场的道德局限性，使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它要求我们在公共领域中一起思考如何评价我们所珍视的社会物品。认为一种更具有道德意义的公共讨论（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会使人们对每个有争议的问题都达成共识，是愚蠢的。但是这种讨论将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健康的公共生活。同时，它也会使我们更加明白，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里，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

当我们考虑市场道德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华尔街的各大银行及其不计后果的行径，也会想到对冲基金、紧急援助和政府调控改革。但是，我们在今天面临的道德挑战和政治挑战，却有着更为普遍和更为平常的性质——要重新思考市场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和范围。 KSWJ1f+ibqQH7T0xsSDgOwHVP4wEpGkRRr/d5AkMdihGA5bBHAMT1T/X3GIZAJ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