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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对我们正朝着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迈进感到担忧呢？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关乎不平等，另一个关乎腐败。让我们先来看看不平等。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买卖的社会里，一般收入者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越多，富足（或贫困）与否也就越发重要。
如果富足的唯一优势就是有能力购买游艇、跑车和欢度梦幻假期，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就并非很重要了。但是，随着金钱最终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良好的医疗保健、在一个安全的邻里环境中而非犯罪活动猖獗的地区安家、进入精英学校而非三流学校读书），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在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卖的地方，有钱与否对全世界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贫困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中异常艰难。不仅贫富差距拉大了，而且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通过使金钱变得越发重要，从而使得不平等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
我们不应当让一切事物都待价而沽的第二个原因，则比较难阐述清楚。它关注的不是不平等和公平的问题，而是市场具有的那种侵蚀倾向。对生活中的各种好东西进行明码标价，将会腐蚀它们。那是因为市场不仅在分配商品，还在表达和传播人们针对交易商品的某些态度。如果孩子好好读书就给他们零钱，有可能使他们读更多的书，但同时也教会了他们把读书视作一份赚钱的零活儿而非一种获得内在满足的源泉。将大学新生名额拍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有可能会增加学校的财务收入，但同时也损害了该大学的诚信及其颁发的学位的价值。雇用外国雇佣兵去为我们打仗，有可能会使本国公民少死一些，但却侵蚀了公民的意义。
经济学家常常假设，市场是中性的，即市场不会影响其所交易的商品。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有时候，市场价值观还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注的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
当然，人们在哪些价值观值得关注，以及为什么这些价值观值得关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为了确定金钱应当及不应当买什么，我们就必须首先确定，什么样的价值观应当主导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便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在这里，我想提前概述一下我希望给出的答案：当我们决定某些物品可以买卖的时候，我们也就决定了（至少是隐晦地决定了）把这些物品视作商品（谋利和使用的工具）是适当的。但并非所有的物品都适用于这样的评价。 18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奴隶制之所以骇人听闻，是因为它将人视作可以在拍卖会上买卖的商品。这种做法未能以适当的方式对人做出评价——因为人应当得到尊严和尊重，而不能被视作创收的工具和可以被使用的对象。
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看待其他珍贵的物品和做法。我们不允许在市场上买卖儿童。即使购买者没有虐待其所购买的儿童，一个贩卖儿童的市场也会表达和传播一种错误的评价儿童的方式。儿童被视作消费品是不正当的，他们应当被视作值得关爱的人。或者，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你应召去履行陪审团的义务，那么你就不能雇用一个代理人去履行你的义务。同样，我们也不允许公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即使其他人有可能迫不及待地想购买它们。我们为什么不允许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认为，公民义务不应当被视作私人财产，相反，它应当被视作公共责任。外包公民义务，就是在糟践它们，即在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评价它们。
上述事例阐明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论点：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被转化为商品，那么它们就会被腐蚀或贬低。所以，为了确定市场所属之地，以及市场应当与什么领域保持一定距离，我们就必须首先确定如何评价相关的物品——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义务等。这些都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只是经济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些物品的道德意义，以及评价它们的适当方式，逐一展开辩论。
这是一种我们在市场必胜论的时代未曾开展的辩论。由于我们没有深切地意识到要开展这种辩论，即我们从未决定要开展这种辩论，所以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最终滑入了“一个市场社会”。
这里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一种工具——一种有价值且高效的工具。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其间，市场价值观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市场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规律被加以改变的社会。
当代政治学严重缺失的就是关于市场的角色和范围的辩论。我们想要市场经济吗？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个市场社会吗？市场应当在公共生活和私人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如何能够决定哪些物品可以买卖，以及哪些物品应当受非市场观念的支配？“金钱律令”不应当在哪些领域有效？
这些都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由于它们涉及有关良善社会和良善生活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想，所以我无法承诺给出终极性的答案。但是我至少希望，我的这一努力可以推动人们对这些问题展开公共讨论，并为人们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哲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