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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是一个信奉市场和放松监管的疯狂年代，即一个市场必胜论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表达了他们的坚定信念，即市场而非政府掌管着通往繁荣和自由的钥匙。这种情况在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亲市场自由主义的支持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两人虽说调和但却更加巩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市场是实现“公共善”（public good）的首要途径。
如今，这种信念遭到了质疑，市场必胜论的时代也已趋于终结。金融危机不只引发了人们对市场有效分配风险能力的质疑，还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广泛的认识，即市场已远离道德规范，因而我们需要用某种方式来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却并非显而易见。
一些人认为，市场必胜论在道德上的核心缺陷乃是贪婪，因为贪婪致使人们进行不负责任的冒险。根据这种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便是遏制贪婪，让银行家和华尔街的高管们坚守更大的诚信和责任，并且制定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防范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
这种观点至多是一种片面的分析。贪婪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肯定没错，但是另一件更重大的事情却更具危险性。过去30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变化并不是贪婪的疯涨，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
与这种境况抗争，我们不仅需要抨击贪婪，还需要重新思考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关于使市场处于其当处之地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用公共辩论的方式予以讨论。为了进行这种辩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市场的一些道德界限，还需要追问是否存在一些金钱不应当购买的东西。
市场和市场导向的观念向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统辖的生活领域的入侵，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之一。
让我们想一想下面的各种情形：
●营利性的学校、医院和监狱不断增多，以及将战争外包给私人军事承包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私人军事承包商的雇佣兵在数量上实际超过了美国正规军。 16 ）
●公共警力远比私人保安公司逊色——尤其在美国和英国，私人保安的数量是警察的两倍多。 17
●制药公司向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强力推销处方药。（如果你看过美国晚间新闻里播出的电视广告，那么你产生如下的想法便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最大的健康危机不是疟疾、盘尾丝虫病或者失眠，而是大肆流行的勃起功能障碍。）
●商业广告大肆进入公立学校；出售公园和其他公共空间的“冠名权”；推销为辅助生殖而“专门设计”的卵子和精子；把怀孕事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代孕妈妈；公司和国家竞相买卖碳排放权；一种近乎准许买卖选票的贿选系统。
这些用市场来配置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犯罪审判、环境保护、娱乐、生育及其他“社会物品”的做法，在30年前大多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在今天，我们却多半视其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