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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久乱初平，长期被战祸压抑的教育诉求开始喷发，而这时的政府却无力兴复唐代旧有的官学系统。于是，历史赋予书院替代官学角色的重任，而官府和民间都把握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满足教育需求之时，强化书院的教学功能，并获得了称闻天下的盛名。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起宋政权。新政权建立之后，本应重视历代统治者视为执政之本的文化教育事业，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得宋初的统治者无暇也无力顾及此事。宋政权建立后，用了20年时间才征服荆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政权，为宋之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比之大唐之盛，宋的建立并没有使海内真正归于统一，北方强辽压境，燕云十六州尚未收复，西南大理、吐蕃也各自为政，不来臣服，1038年西夏政权又崛起大漠，兵迫西北。为了巩固时时受到威胁的政权，统治者无心于文教，而连年用兵又耗费了有限的财力，统治者更无力于文教。因此，宋初80余年间，官学没有任何新的发展，中央已无二馆六学之盛，只勉强维持国子监与太学，大唐时代建立的州县乡党之学等一整套地方学校教育制度始终难以兴复。
中央官学的不振，地方文化教育的低迷，极不适应海内承平、文风日起的社会形势。对于政府来讲，无以养士也不利于政权的维系与建设。面对这种形势，有责任感的中国士人自觉地分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了。他们沿袭前代的做法，聚书山林，建院讲学。这正是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所描述的情形，所谓“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兹举数例如下，以见当初民间尽力于书院之概况。
莲溪书院，在江西丰城县筱塘，淳化元年（990）乡人李琮创建。“书院即家塾也，古无是名，至宋始盛。……当是时，延周子谔以讲学，肖圣哲像以展礼，且资给四方来学者，人咸以义馆称之。文风大振，我李踵甲第者奕世，而他名公巨卿亦往往出其中，是皆书屋教养之效也。”
这是一所满足家人教育需求的私塾性书院，讲学展礼，习业科举，且为四方来学者提供资助。
华林书院，在南昌奉新县，本为五代胡氏旧院。到宋初胡仲尧时，“力田岁取千箱稻，好事家藏万卷书”，进一步扩建，广延四方游学之士，声名鹊起，杨亿将其与雷湖、东佳并列为江东三书院。宋太宗于雍熙二年（985）降诏令，旌表其族。华林书院遂随胡氏大族而“声闻于天，风化于下”。淳化五年（994），太宗皇帝又“颁御书以光私第”。如此殊荣，朝中王公大臣自旧相、司空而下三十余人，皆作诗题词，“夸大其事”。这些诗作“诠次绾纪、烂然成编”，王禹偁因作《诸朝贤寄题洪州义门胡氏华林书斋序》，以纪其盛，内有“华林山斋，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生徒，树石林泉，豫章之甲也”的字句。
《宋史·胡仲尧传》也记有其事。是胡氏华林书院，以广延学者而得皇帝嘉赏，朝廷大臣赞誉，风光无限，名垂青史。
笙竹书院，在湖南湘阴县城南笙竹驿，天禧年间（1017 —1021），县人邓咸创建，以训族中子弟及四方游学之士。远在湖北江夏与安州的冯京、郑獬皆曾负笈其中，可谓兴盛。皇祐二年（1050）、五年（1053），冯、郑二人先后高中状元，书院之名随状元之声而远播天下。其时，湘阴县学还没有建立，全县“肄业之士惟归书院”，直到元祐六年（1091），王定民知湘阴事，才改笙竹书院为湘阴县学。是以，70年间，私家书院实际上替代了官府县学的位置，维持着对士民施行教育的使命。
凡此种种，正如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中所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书院便渐渐兴盛于民间。据白新良先生统计，宋初84年全国新建和兴复书院21所，而实际的数字还远不止这些，如江西在庆历之前就建复庐山白鹿洞，南昌秀溪、香溪，宜黄慈竹、鹿冈，建昌雷塘，丰城莲溪，分宁樱桃洞、芝台、景濂，龙泉新兴，南城盱江12所书院，以及南丰曾氏书舍、华林书屋，玉山怀玉精舍，
合计有15处教学机构。
与民间兴学的同时，北宋政府也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文教政策，一方面大力提倡科举，成倍地增加取士名额，试图收尽天下遗逸；另一方面又大力支持渐兴的书院。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至仁宗宝元元年（1038）60余年的时间内，连续不断地通过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封官嘉奖等一系列措施对书院加以褒扬。兹据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嘉靖年间《衡州府志》卷五、光绪年间《湖南通志》卷六十九、至正年间《金陵新志》卷九、乾隆年间《登封县志》卷十七、《续资治通鉴》卷四及卷十一等，将其情况系年记录如下。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赐白鹿洞书院“印本九经”。
太平兴国五年（980）：赐白鹿洞洞主明起为褒信县主簿官。
雍熙二年（985）：赐南昌奉新胡氏为义门，诏令旌表其族，胡氏之华林书院因以声闻于天。
淳化五年（994）：“颁御书”以光奉新胡氏私第，朝廷旧相、司空以下三十余人题诗寄赠华林书院。
至道元年（995）：遣内侍赐御书给江州义门陈氏，东佳书院与有荣焉。
至道二年（996）：登封太乙书院赐名为太室书院，并获所赐“九经子史”诸书。
至道三年（997）：太宗御书飞白“义居人”一轴，赐给南康达昌县雷湖书院（舍）。
咸平四年（1001）：潭州知州扩建岳麓书院。请赐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书。诏从之。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敕有司修缮白鹿洞书院。
大中祥符元年（1008）：直史馆孙冕请以白鹿洞为归老之地，从之。
大中祥符二年（1009）：诏应天府新建书院，以曹诚为助教，令戚舜宾主之，赐院额。
大中祥符三年（1010）：赐太室书院九经。
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拜国子监主簿，赐给院额和中秘图书。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赐田三顷给江宁茅山书院。
天圣三年（1025）：增给进士解额三名给应天府书院。
天圣六年（1028）：郡守晏殊奏请王洙为应天府书院说书，从之。
明道二年（1033）：应天府书院置讲授官一员。
景祐二年（1035）：西京重修太室书院，诏以嵩阳书院为额，赐田一顷。赐衡州石鼓书院院额及学田五顷。改应天府书院为应天府学，赐田十顷。
宝元元年（1038）：赐登封书院学田十顷。
以上62年间，书院有19个年份凡20余次被记入朝廷与地方官诏令奏折中，皇车驰骋于途。在一次次赏赐褒奖之后，书院不仅获得书、田、院额等有形资产，办学条件得到实质性改善，而且其声名影响等无形资产更是无法估量。此正所谓“书院之称闻于天下”，新生于唐代的书院，至此完全夺得天下君臣官民之心，以声名显赫之势，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宋初对书院的重视不限于朝廷的皇帝与大臣，地方政府官员也加入到其行列之中。岳麓书院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太守李允则请赐藏书、请辟水田等，是大家熟悉的经典之举，其他如四川5所北宋书院，就有果山、岳阳二院由知州王旦、彭乘分别创建，这些都是地方官府关顾书院发展的个案。
总之，宋初书院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经宋太宗、真宗、仁宗，甚至神宗皇帝的赐赏嘉奖，经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员交相推广表彰，宣扬书院办学之功，遂得“声闻于天，风化于下”，成就了书院在宋初的显赫与辉煌。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宋初对书院的提倡，是政府在短期内无力恢复造就治世之才的官学系统而采取的一种权变措施，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这和唐玄宗的“广学开书院”有着极大的区别，唐代是锦上添花，宋初则是非此莫求，成为跛足之势。因此，一旦政府有能力兴学，它就会回到传统的养士“正途”即官学系统，而舍弃对书院的支持。这就决定了书院在宋初只是暂时充当官学角色。正因为如此，北宋中后期，很多书院在三兴官学的运动中，或如白鹿洞书院被废弃，或如应天府、石鼓、笙竹书院被改为府、州、县各级官学。虽有过河拆桥之嫌，但恰恰也是书院替代官学作用已经完成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