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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作为中国士人新创的文化教育组织，经历自唐初至五代末年的磨炼、成长，已然扎根社会，初具规模。但唐五代342年（618 —960）时间里，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除去重复的只有72所，年平均创办的数量仅0.2所多一点。因此，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史上，这一段漫长的时期，还只能算作起始阶段。这是一个总的评价。
尽管如此，分别从民间读书人的书斋和朝廷整理经史典籍的官衙中脱胎出来的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并在两者的关爱和影响下，已然发育成长起来，具有作为文化教育组织的初期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读书人在其中藏书读书，校勘典籍，问学讲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交流学术，教学授受，讨论政治，关心时局，探究经史，研究著述等，承担起继承、更新、传递中华文明的重担。从此，中国社会就多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
书院近350年的初期历史，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以唐玄宗登基为分野，唐代可以分成前后两个发展阶段，五代十国自成一阶段。第一阶段，自唐初至唐代中叶近100年（618 —712），书院在民间处于自生自长的状态，总共只有5所，数量极少，其特点是由士人个人的读书、治学、藏修之所，发展成聚徒教授、开引士民的教学机构，形成了服务公众并为今日很多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
第二阶段，自唐中叶开始至唐末，近200年（713 —907），中央政府已开始注意在民间发展近一个世纪的书院，并结合政府的功能和需要，在东西二都前后创办了3所丽正书院、5所集贤书院、1所蓬莱书院，君臣一起开展各种政治、文化、学术乃至教学活动，并进而在民间传统之外，又开辟了一个来自官府的传统，对书院这种新生的起于民间的文教组织在给予实际肯定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功能。这一时期，民间创建书院数达到45所，而官民合计创建书院总数为54所。
第三阶段，为整个五代十国时期（907 —960），前后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天下大乱，斯文受辱，但不甘泯没的人们让庙堂之威与民间之力联合一体，开创了民办官助的发展方向，使13所新书院散布南北各地。这13所书院，犹如黑色天幕中的闪耀之星，让乱世中的读书人看到了希望，也终于托斯文于不坠，历经磨难而不灭。真所谓潜德幽光，宜乎书院必大兴于两宋之世。
书院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速度，在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整个唐五代时期共有72所书院，年平均创办书院数为0.2105所，可以视作比较的基数。第一阶段94年，共5所新书院，年平均创办数约为0.0526所，大大低于基数。第二阶段194年，共54所新书院，年平均创办数约为0.2769所，已略高于基数。第三阶段54年，共有13所新书院，年平均创办数约为0.2407所，亦高于平均数，但略低于第二阶段的平均数。由此可知，初期书院的发展速度虽然不是很快，但总的趋势是增长的，此其一。其二，比较而言，在唐代中期，书院有过一个超速发展期，这与玄宗的肯定与提倡是有关系的，更与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的执行力有关。其三，比之唐代中期，书院在五代的发展速度虽然稍有回落，但其年平均创办数仍然高于平均数，如果考虑盛唐太平和五代战乱的诸多社会因素，则第三阶段的发展意义尤大，可以说，书院已然经受考验，得到人们的认同，在社会上立定了脚跟。
关于唐代书院的记载，见于地方志的有41所，见于唐诗的有14所，再加上官府3所丽正书院、5所集贤书院、1所蓬莱书院，去掉重复的，总共有59所，其中50所书院可以确定其院址。这50所书院散布在今日全国的12个省市，其中陕西8所、山西1所、河北2所、河南2所、山东1所、浙江5所、江西8所、湖南8所、广东2所、福建6所、贵州1所、四川（含重庆）6所。
五代官府书院无法统计，民间书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兴复唐代书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南达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书院的分布范围之内，其中今北京1所、河南2所、江西8所、福建1所、广东1所。
纵观书院初期分布的状态，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特点：其一，确知院址的63所书院散布在今全国的13个省市，其分布呈星星点点之状，这是书院发展处于初始阶段的明显特征；其二，以长江为线，南方的书院明显多于北方，可以视作文化南移的征兆；其三，其中江西、湖南、福建、浙江四省书院较多，初显以江西为中心的书院集结区，预示着这个地区正在积聚力量，成为后世书院发展的发动机。
初期书院的建设有两个特点。其一，作为儒者之区的书院往往与僧院、道观并立而又强调其与佛道的区别。如攸县光石山书院与朱阳观、惠光寺为邻，李宽中、李秘书院分建于寻真观、玉真观中。见于唐诗的13所书院中，有3所与僧院有关，2所与道教有关，合计占总数的38.5％。它反映了儒与释道两家争势夺地相互抗衡的情形。但儒生、和尚、道士又和平共处，切磋学术，甚至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寒宵未卧共思量”，又体现出一种文化的交融之势。事实上，士人“读书林下寺”，在虚坛、疏钟、丹炉间吟诗、攻文字，对佛的极乐世界，对神仙家的道气、丹术必有一定程度的感知或体认。儒释道三者是相互沟通和影响的，这正是书院产生的文化背景。
其二，书院大多建于风景优美的形胜之地。如田将军书院的“满庭花木”、邻家竹笋，四川南溪书院的“风景似桃源”等。即便择址欠佳，也必设法补救，栽花、植木、移竹、运湖石以改善环境，如李群玉书院就曾栽种二小松，以求“细韵”长伴读书声。这说明早期书院的建设者们已经体认到自然对人的陶冶之功，特别重视人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这里既有丛林精舍、道家宫观的影响，更有“天人合一”的儒者追求，还受一种对现实生活失望心态的支配。杨巨源《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所说的“解向花间栽碧松，门前不负老人峰。已将心事随身隐，认得溪云第几重”，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对唐代后期以来政治的失望，那些求“外王”而不能的知识分子，最终走向“内圣”之路。作为儒家士人，他们不想坠入西天极乐世界，也不想挤入神仙之列，于是就择胜而居，潜心读书，寄情山水，修炼身心。这正是唐代中后期书院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