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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产生于唐代，它源出于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即书院有官府与民间两大源头。民间书院源自读书人的个人书斋，唐诗所描述的书院，大多都是这一类书院。与个人书斋不同的是，民间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由私密而公众，这是书斋与书院的分野。从私家专有走向服务公众，是书院从书斋中脱颖而出并走上独立发展的关键一步，书斋也因此成为书院根植于民间的源头之一，这也是早期书院以读书为主要功能的原因所在。民间最早的书院当属攸县的光石山书院，它在唐玄宗时代就“故基尚存”了。关于民间书院最可靠也最生动具体的记录，见于当年文人骚客的诗作之中。唐诗中涉及书院的诗作至少有以下22首
，兹将其作者、诗题与出处等开列如下：
唐玄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全唐诗》卷三。
张说：《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全唐诗》卷八七。
韩翃：《题玉真观李秘书院》，《全唐诗》卷二四五。
卢纶：《同耿拾遗春中题第四郎新修书院》（一作《同钱员外春中题薛载少府新书院》），《全唐诗》卷二七八。
卢纶：《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全唐诗》卷二七九。
李益：《书院无历日以诗代书问路侍御六月大小》，《全唐诗》卷二八三。
王建：《杜中丞书院新移小竹》，《全唐诗》卷二九九。
于鹄：《题宇文褧（一作裔）山寺读书院》，《全唐诗》卷三一〇。
于鹄：《赠李太守》，《全唐诗》卷三一〇。
杨巨源：《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全唐诗》卷三三三。
刘禹锡：《罢郡归洛途次山阳留辞郭中丞使君》，《全唐诗》卷三六〇。
吕温：《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全唐诗》卷三七〇。
姚合：《题田将军宅》，《全唐诗》卷四九九。
顾非熊：《夏日会修行段将军宅》，《全唐诗》卷五〇九。
杨发：《南溪书院》，《全唐诗》卷五一七。
许浑：《疾（一作病）后与郡中群公宴李秀才》，《全唐诗》卷五三五。
李群玉：《书院二小松》，《全唐诗》卷五七〇。
贾岛：《田将军书院》，《全唐诗》卷五七四。
曹唐：《题子侄书院双松》，《全唐诗》卷六四〇。
李中：《石棋局献时宰》，《全唐诗》卷七四八。
齐己：《宿沈彬进士书院》，《全唐诗》卷八四四。
樊铸：《及第后读书院咏物十首上礼部李侍郎诗》，《补全唐诗》。
以上除3首涉及丽正、集贤等官府书院之外，有19首诗歌称咏民间书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检索、解读、分享千余年前那奇妙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书院世界。
书院的另一个源头在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校理、知书、书直、写御书、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等职，集藏书、校书、刊书、讲书等功能于一体。关于书院学士的主要职责，《唐六典》有明确记载：“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以发展学术文化事业为主，而无具体的政务，这就是官府书院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的区别所在。官府书院起到将千百年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彰学术的经验传输给新生的桥梁作用。
书院起源于官民二途，使自己同时拥有了官办和民办的传统。官办书院拥有官府的强大力量，可以获取合法甚至正统的社会身份，克服官本位社会大环境对其造成的生存困难，从而发展壮大，形成正规化、制度化特色。民办书院则赢得民间广大士绅留意斯文的热情与世世代代的支持，其力较之官府书院的强大，虽显单薄，但它绵长、持久而深厚，众志成城，可以化解因官力式微或消失而带来的困境，形成自由讲学、为己求学、注重师承等气质与特色。官办和民办两种形式的长期并存，也即官私两种势力的长期并存，使书院可以长期保持某种官学与私学成分共存的结构态势，形成一种似官学而非官学，似私学而非私学的整体生存特色，并进而以这种特色与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完全区别开来，成长为独立于官学与私学之外的全新的教育体制。从此以后，书院就在这两大力量体系的交相影响之下，开始了更加辉煌的发展历程。
对初始阶段书院进行实态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书院的起源问题。在唐五代72所书院中，除7所书院不明创建人之外，其他65所可以确知其出身情况。65所书院中，9所为中央政府所建，3所为地方官员所建，合计官建书院12所，约占总数的18.46%，另有1所书院得到过皇帝的赐额；民建书院53所，约占总数的81.54%。统计数字表明，民间社会是书院的主要源头，官府处于次要的地位。但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轻视官府作为书院源头的存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社会，皇帝、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三者之中任何一方都可能实质性地改变官民力量的对比，更何况官办的实际比例已经超过18%。因此，在书院的起源问题上，对于官民两大源头，我们必须同样重视。
总之，官民两个源头的汇合，加以社会上书籍增加、读书人大量出现这一先决条件，使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拥有较多书籍的文化教育组织，这一组织的公众性与社会性决定了它的规模比私人书斋要大，得由垣墙围绕一些房舍组成，所谓“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历来讲究名实相副的中国士人，就将这种全新的组织称为书院了。“书”表现的是特色，“院”显示的是规模。
书院作为中国士人新创的文化教育组织，经历自唐初至五代末年的磨炼、成长，已然扎根社会，初具规模。但唐五代342年（618 —960）时间里，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除去重复的只有72所，年平均创办的数量仅0.2所多一点。因此，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史上，这一段漫长的时期，还只能算作起始阶段。这是一个总的评价。
尽管如此，分别从民间读书人的书斋和朝廷整理经史典籍的官衙中脱胎出来的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并在两者的关爱和影响下，已然发育成长起来，具有作为文化教育组织的初期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读书人在其中藏书读书，校勘典籍，问学讲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交流学术，教学授受，讨论政治，关心时局，探究经史，研究著述等，承担起继承、更新、传递中华文明的重担。从此，中国社会就多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
书院近350年的初期历史，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以唐玄宗登基为分野，唐代可以分成前后两个发展阶段，五代十国自成一阶段。第一阶段，自唐初至唐代中叶近100年（618 —712），书院在民间处于自生自长的状态，总共只有5所，数量极少，其特点是由士人个人的读书、治学、藏修之所，发展成聚徒教授、开引士民的教学机构，形成了服务公众并为今日很多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
第二阶段，自唐中叶开始至唐末，近200年（713 —907），中央政府已开始注意在民间发展近一个世纪的书院，并结合政府的功能和需要，在东西二都前后创办了3所丽正书院、5所集贤书院、1所蓬莱书院，君臣一起开展各种政治、文化、学术乃至教学活动，并进而在民间传统之外，又开辟了一个来自官府的传统，对书院这种新生的起于民间的文教组织在给予实际肯定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功能。这一时期，民间创建书院数达到45所，而官民合计创建书院总数为54所。
第三阶段，为整个五代十国时期（907 —960），前后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天下大乱，斯文受辱，但不甘泯没的人们让庙堂之威与民间之力联合一体，开创了民办官助的发展方向，使13所新书院散布南北各地。这13所书院，犹如黑色天幕中的闪耀之星，让乱世中的读书人看到了希望，也终于托斯文于不坠，历经磨难而不灭。真所谓潜德幽光，宜乎书院必大兴于两宋之世。
书院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速度，在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整个唐五代时期共有72所书院，年平均创办书院数为0.2105所，可以视作比较的基数。第一阶段94年，共5所新书院，年平均创办数约为0.0526所，大大低于基数。第二阶段194年，共54所新书院，年平均创办数约为0.2769所，已略高于基数。第三阶段54年，共有13所新书院，年平均创办数约为0.2407所，亦高于平均数，但略低于第二阶段的平均数。由此可知，初期书院的发展速度虽然不是很快，但总的趋势是增长的，此其一。其二，比较而言，在唐代中期，书院有过一个超速发展期，这与玄宗的肯定与提倡是有关系的，更与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的执行力有关。其三，比之唐代中期，书院在五代的发展速度虽然稍有回落，但其年平均创办数仍然高于平均数，如果考虑盛唐太平和五代战乱的诸多社会因素，则第三阶段的发展意义尤大，可以说，书院已然经受考验，得到人们的认同，在社会上立定了脚跟。
关于唐代书院的记载，见于地方志的有41所，见于唐诗的有14所，再加上官府3所丽正书院、5所集贤书院、1所蓬莱书院，去掉重复的，总共有59所，其中50所书院可以确定其院址。这50所书院散布在今日全国的12个省市，其中陕西8所、山西1所、河北2所、河南2所、山东1所、浙江5所、江西8所、湖南8所、广东2所、福建6所、贵州1所、四川（含重庆）6所。
五代官府书院无法统计，民间书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兴复唐代书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南达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书院的分布范围之内，其中今北京1所、河南2所、江西8所、福建1所、广东1所。
纵观书院初期分布的状态，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特点：其一，确知院址的63所书院散布在今全国的13个省市，其分布呈星星点点之状，这是书院发展处于初始阶段的明显特征；其二，以长江为线，南方的书院明显多于北方，可以视作文化南移的征兆；其三，其中江西、湖南、福建、浙江四省书院较多，初显以江西为中心的书院集结区，预示着这个地区正在积聚力量，成为后世书院发展的发动机。
初期书院的建设有两个特点。其一，作为儒者之区的书院往往与僧院、道观并立而又强调其与佛道的区别。如攸县光石山书院与朱阳观、惠光寺为邻，李宽中、李秘书院分建于寻真观、玉真观中。见于唐诗的13所书院中，有3所与僧院有关，2所与道教有关，合计占总数的38.5％。它反映了儒与释道两家争势夺地相互抗衡的情形。但儒生、和尚、道士又和平共处，切磋学术，甚至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寒宵未卧共思量”，又体现出一种文化的交融之势。事实上，士人“读书林下寺”，在虚坛、疏钟、丹炉间吟诗、攻文字，对佛的极乐世界，对神仙家的道气、丹术必有一定程度的感知或体认。儒释道三者是相互沟通和影响的，这正是书院产生的文化背景。
其二，书院大多建于风景优美的形胜之地。如田将军书院的“满庭花木”、邻家竹笋，四川南溪书院的“风景似桃源”等。即便择址欠佳，也必设法补救，栽花、植木、移竹、运湖石以改善环境，如李群玉书院就曾栽种二小松，以求“细韵”长伴读书声。这说明早期书院的建设者们已经体认到自然对人的陶冶之功，特别重视人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这里既有丛林精舍、道家宫观的影响，更有“天人合一”的儒者追求，还受一种对现实生活失望心态的支配。杨巨源《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所说的“解向花间栽碧松，门前不负老人峰。已将心事随身隐，认得溪云第几重”，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对唐代后期以来政治的失望，那些求“外王”而不能的知识分子，最终走向“内圣”之路。作为儒家士人，他们不想坠入西天极乐世界，也不想挤入神仙之列，于是就择胜而居，潜心读书，寄情山水，修炼身心。这正是唐代中后期书院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书院发展的初级阶段相适应，这个时期书院的功能呈现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变化、发展成为其主要特征。
唐代官府书院功能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文化学术活动，我们可以列举征求图书、刊辑经籍，收藏典籍、类分甲乙，讲论儒道、申表学术，燕饮诗酒、撰集文章，招贤论典、顾问应对五条，实际上涉及出书、藏书、讲学、赋诗、顾问五种功能，呈现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曾任集贤书院副知院事的张九龄作为当事人在《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中有过记载。这是十分难得的原始材料，亦从未见研究者所引用，兹将全文移录如下：
集贤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圣，而犹垂意好学。用相必本于经术，图王亦始于师臣，及乎鸿生硕儒，博闻多识之士。自开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征集，焕乎广内，而听政余暇，式燕在兹。忠臣嘉宾，得尽心之所，聪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亲，上亦欢甚。即于御座，爰发德音，以为候彼神人。事虽前载，传于方士，言固不经。遂改仙为贤，去华务实，且有后命，增其学秩。是以集贤之廷，更为论思之室矣。中书令燕国公，外弼庶绩，以奉沃心之谋，内讲六经，以成润色之业。故得出入华殿，师表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赖，拜命之日，荷宠有加，降圣酒之罍，下御府之膳。食以乐侑，人斯饱德。时则有侍中安阳公等承恩预焉，学士右散骑常侍东海公等摄职在焉，或卨稷大贤，或渊云诸彦，文王多士，周室以宁，武帝得人，汉家为盛，而高视前古，独不在于今乎？咸可赋诗，以光鸿烈。
在张九龄看来，他和张说等为之服务的集贤书院，既可以是“征集”“鸿生硕儒、博闻多识之士”的集贤之庭，又可以是满足皇帝“好学”愿望的“论思之室”，皇帝可以“师臣”而图王业，还可以是大臣“师表翰林”，“内讲六经，以成润色之业”的讲堂，“忠臣嘉宾，得尽心之所，聪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更可以“听政余暇，式燕在兹”，君臣一起燕饮唱和，吟诗作赋，可谓功能多多。
至于民间书院的功能，据唐诗所记，涉及藏书读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学术交流、教学授受、讨论政治、研究著述七条。若论及唐诗和地方志所载唐五代书院的“特色”，内容就更为丰富了。据地方志统计，凡有特色可言者，扣除重复，共计有49所书院，其中标为读书之所的（包括读书备考、读书治学、读书藏书、隐居读书、肄业之所、栖遁读书）有22所，比例最大，约占总数的44.90%，可见个人读书治学成为民间书院的主要功能；明确记载为教学、讲学的（包括开馆授业、招生讲学、教授生徒、聘师招生等）有12所书院，约占总数的24.49%，仅次于读书治学，是民间书院另一主要功能；明确提到藏书的有4所书院，约占总数的8.16%，而记为纪念处所或有祭祀功能的书院有4所，约占总数的8.16%，二者相加，约占16%，可见藏书、祭祀也是当年的读书人所关注的重点。其他如把酒题诗、文会品诗、研究著述、定期会文、相期讲会、交流学术、讨论政治、联系僧院、交接道观、聚处士人、修身养性、隐居藏修，等等，不一而足，实无定格。这说明，初期阶段的书院还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在满足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层次的读书人的不同的文化教育需求中，书院在展现着自己丰富多彩的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