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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曾将“讲道”和“读书”概括为两宋时期岳麓书院的特点，其称：“开宝之肇创也，盖惟五代乱离之余，学政不修，而湖南遐远之郡，儒风未振，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读书。乾道之重兴也，盖惟州县庠序之教沉迷俗学，而科举利诱之习蛊惑士心，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讲道。”
大而言之，这对抗俗学与科举利诱之习的“讲道”，又何尝不是南宋一代书院的特点。正是南宋的理学家们，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承担着“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并以建设书院的目标和理想，使发展中的书院深深留下了理学家的时代烙印。
两宋之际，金兵南掠，溃卒作乱，再加以农民起义，四川往东沿江一线，战火连年，于北宋时期创建的书院，多数随战争灰飞烟灭，化为废墟。其时，虽然有些留心文教的士大夫想维系书院，如胡宏就曾辞却秦桧的召用，要求修复岳麓书院，并且任山长主持教学，但终因社会极度动荡等原因，都没有成功。因此，南宋初年一二十年间，全国书院建设基本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战争对官学的破坏则更为严重。首先，各地州、县之学和书院一样，多数毁于战乱，更可怕的是，当国家的前途与民族命运都处于危急关头之时，虽曾涌现陈朝老、邓肃、陈东等一批深明大义的壮烈之士，但总体情况则不看好，大部分由官学培养出来的士人累于功名，见利忘义。《三朝北盟会编》载：“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者百余人……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义策论，只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妾，取诸军前。后金人觉其无能苟贱，复退六十余人。复欲入学……”
可以说，这些太学生毫无社会责任感、正义感，甚至连起码的廉耻之心亦丧失殆尽。这种士风败坏的严酷事实，无情地宣告了北宋官学教育的失败，也预示将创造一种新的理论。此即所谓人心沦丧，价值观必须重建。这是当时所面对的来自士人内部的危机。
与此同时，还有农民起义军从外部提出的理论挑战。钟相、杨幺等农民军首领在揭竿而起的过程中，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并认为这是人心所向，是一种当然的天理。此所谓“天理”“人心”者，表明农民军或多或少地借用了北宋理学家们的某些概念，大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含义在。这种情形也反映出以简单的说教已难以统治下层人民的现实，必须更新过时的理论。
正是这种士风败坏、人民反抗的严酷现实，向南宋新一代理学家们提出了收拾人心、重建伦常，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的任务。从现实出发，归返儒家经典，兼收释道理论，从各个方面探索，是为乾道、淳熙时期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大师们的理学的集大成。他们艰深的理论重建工作，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我们所关心的是，新的儒家理论如何传播而让士人、民众普遍接受的问题。
汉唐以来，官学一直是儒家最主要的传播机构。而此时的官学系统，因循故事，还在津津于举业功名。地方州县之学仍是“文具胜而利禄之意多，老师宿儒尽向之”
；而中央官学“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极少讲学，“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德行道义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理学家们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或亲临各级官学讲学，或重修新建书院，作记规劝，思有以振。如朱熹，仅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晦庵集》卷七十八、七十九、八十中，就能翻检到《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衢州江山县学记》《静江府学记》《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建宁府建阳县学四贤堂记》《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信州铅山县学记》《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琼州学记》《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漳州州学东溪先生高公祠记》《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鄂州州学稽古阁记》《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信州州学大成殿记》等文字内容，涉及地方府、州、县学，范围遍及南宋全境；谈及的问题有建设、学田、藏书、祭祀等，层次之多，关乎官学的各个方面。其拳拳之心，显而易见。尤其是反复推介周敦颐、二程之学于官学，至少在朱子的心目中，官学原本就是传播理学的当然场所，并努力实践着在官学中推广其以濂溪、明道、伊川为道统的理学理论。
但是，实际的情形令人失望，“此邦学政其弊久矣，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
。终因积弊太久太深，难以改观。“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而莫之救也”。因此，想要更好、更快地传播新的理论，就只有另辟新的途径了，诚如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所称：
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艺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
唐以来的书院正好建于名胜风景之区，有山川之胜，而无市井尘声，且自拥学田，富有藏书，能使人远离声利之场，安于学业，静心修身，自然就成为理学家们所钟情的布道之地了。当年，张栻一见“背陵而面壑，木茂而泉洁”的岳麓书院，就“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之宜也”
，即是此种情形的反映。从此，理学家即发动了一场绵延数十年之久的书院建设运动。
在南宋，最先将理学和书院结合到一起的是湖湘学者，而始开其风者为胡安国父子。在理学史上，胡安国与杨时并享南传洛学之功。真德秀曾说：“二程之学，龟山（杨时）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侗），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朱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胡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胡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氏（张栻），此又一派也。”
可见胡氏父子地位之重要。建炎四年（1130），胡安国从荆门避居湖南，于衡山之麓（今属湘潭）买山结庐，称作碧泉书堂（也有作讲舍、精舍者），居以讲学授徒。其后，他在南岳又建有文定书堂，在“奔走”中完成了代表作《胡氏春秋传》。直至绍兴八年（1138）逝世于碧泉书堂。其子胡宏，“有继述其先人之志”，曾上书宰相秦桧，请其念故旧之情，而令潭州太守修复岳麓书院，“特命为山长”，“给以廪禄”，“于以表朝廷崇儒广教之美”，并实现自己“可以继古人之后尘，而为方来之先觉”的理想
，但没有得到秦的支持。
经此挫折，胡宏乃决定扩建碧泉书堂为碧泉书院，以为会文讲习之所，以便和朋友一起“寻绎五典之精微，决绝三乘之流遁”。碧泉书院“南连恒岳，北望洞庭。居当湘、楚之中，独占溪山之胜。震风凌雨，人知扬子之幪。寒士欢颜，心壮杜陵之突兀。帷下不窥于董圃，车喧宁接于陶庐。期圣奥以翻经，立壮图而观史。由源逢委，自叶穷根。明治乱之所由，岂荣华之或慕。贫者肯甘于藜藿，来共箪瓢，至而未断其贤愚。惟应诚笃，无行小慧以乱大猷。各敬尔仪，相观而善。庶几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
。其时，张栻、彪居正、胡大原等一大批学者云集门下，切磋学术，“卒开湖湘之学统”
。
在创办书院讲学的同时，胡宏又发表《碧泉书院上梁文》，分析“斯文扫地，邪说滔天”的学术形势，对“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现象予以批评，并发出了“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跄跻。……驱除陋习，纲纪圣传，斯不忝于儒流，因永垂于士式”
的倡议。于是，“葺学校，访儒雅，思有以振起，湘人士合辞以书院请”
。三湘学者闻风而动，纷纷创建书院以响应。据记载，仅绍兴、隆兴之际十余年时间内，全省就创建和兴复了9所书院，它们是：善化县的城南书院、湘西书院，宁乡县的道山书院（又名灵峰，一作“云峰”），衡山县的南轩书院，衡阳县的胡忠简书院，安仁县的玉峰书院，靖州的侍郎书院，辰州的张氏书院，泸溪县的东洲书院，散布湘东湘西，互相呼应。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使刘珙又重建毁于绍兴元年（1131）战火的岳麓书院，并聘请胡氏高足张栻主讲其间。
其时，胡宏已经去世，岳麓书院遂取代碧泉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
，以书院为依托与基地的湖湘学派，终成盛大之势。
创办书院、讲学传道，不仅在湖南范围之内形成高潮，而且波及周边地区。如张栻自己曾宦游袁州、桂林，两地即有南轩书院、宣成书院之建。其学生也是到处传道，吴猎（曾任岳麓书院堂长）任广西路转运判官，即建桂林精舍，寻先师旧规“与同志共学焉”。李埴讲学夔州，传道巴蜀，吴猎亦安抚四川，湖湘之学终于陶成“二江诸儒”。凡此种种，说明湖南的书院兴学运动实有输出之势。至于乾道三年（1167），理学家朱熹闻张栻阐胡氏之学于岳麓，不远千里而来访学，更证明了湖湘之学及其所凭借的书院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之大。
朱张会讲，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并往来于善化（今长沙）城南、衡山南轩二书院，以“中和”为主题，涉及太极、乾坤、心性、察识持善之序等理学普遍关注的问题，讲论两月有余，“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
这次学术活动比鹅湖之会早8年，首开书院会讲、自由讲学之风，不仅是湖南，也是中国学术、书院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对朱熹来说，这次会讲是不能忘怀的，在后来的诗文中，他曾多次提到张栻对其集理学之大成的导启之功。12年后，即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时，他也曾数次援引岳麓之例而奏请最高当局给予帮助。因此，我们认为，湖南创复书院的运动对朱熹有着深刻的影响，或者说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是从他当年访学湖南书院获得启示的结果。后来，他知潭州、为石鼓书院作记、兴学岳麓书院等，又推动湖南书院的进一步发展。
继湖南理学家开创书院运动之后，各地学者也开始创建书院，讲授其学说，如浙江有吕祖谦于乾道二年（1166）讲学丽泽书院；福建有朱熹于乾道六年（1170）创建寒泉精舍；江西有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于淳熙十四年（1187）讲学象山精舍等。不仅如此，他们还以其学术领袖的地位或到处讲学，或为书院作记撰序，或置田置书，或订立规章，大力提倡书院教育，带动了当地书院建设。于是，在孝宗时期，尤其是乾道、淳熙年间（1165 —1189），书院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之内得以展开，理学家们以书院为基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扩大其学术队伍，浩浩然，将进入集大成阶段的理学和书院联系到一起，并进而将二者同时推入其发展的高峰期，形成理学发展史上的“乾淳之盛”和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据白新良先生的统计，是期创建兴复书院的速度为年平均2.52所，共63所，占南宋确知年代书院总数的23.77%，仅次于南宋后期的理宗、度宗时期。
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是南宋极其著名的理学大师。其中张、吕、朱三人观点主张更为接近，时称“东南三贤”。张栻有在碧泉书院学习的经历，以及自己创建城南书院讲学的经验，后又应邀到天下著名的岳麓书院主讲，“阅历”书院最早而且经验丰富。吕祖谦除自创书院讲学之外，还曾协助朱熹经营白鹿洞书院，安排著称史册的鹅湖之会，协调永康、永嘉各派学者的讲学等，对书院建设贡献良多。陆九渊一生钟情于精舍，除应邀到白鹿洞讲学之外，对书院建设及规划似无多大兴趣，但我们知道精舍浓缩了儒佛道数百的讲学经验，对精舍的厘定、区分并汲取其养分，正是陆九渊对书院建设所做的不世之功。朱熹是四先生中的长寿者，也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年轻时他有过经营县学的经历，后来也尝试过改革州县官学，而自从到岳麓、城南书院与张栻会讲之后，其书院情结日浓，除自创寒泉、武夷、竹林等精舍居处讲学，全心经营白鹿洞书院，更建岳麓书院，为石鼓书院作记，等等，期望着书院的兴复与辉煌。而且，他经历了书院运动的全过程，在不被理解中开始，在遭受围攻中离世，当然也感受到了书院随其讲学而兴盛的荣光。正是他们，在长期兴复创建书院的实践中，逐渐明确了建设书院的目标，提出了不断追求的书院理想。
理学家们有关书院建设的第一个追求目标，就是谋求官方力量推进书院的事业。书院起源于官民两途，而自庆历兴学，官方力量基本退出书院以来，书院建设即由民间力量独立承担。因此，民间力量进入书院建设是“不请自来的”，理学家们所要谋求的是恢复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与投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的基本做法是：从兴复宋初“天下三书院”入手，反复强调先朝对书院的奖励褒扬，以皇室赐书、赐额、赐田、赐官等举措，请官方承认书院活动的合法性并出资出力，以实际行动支持书院的建设。
对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因为只涉及地方政府，似乎都很成功。乾道元年（1165），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刘珙动用政府资金，并令潭州州学教授“经纪其事”，只用半年时间“大抵悉还旧规”，完成重建工作，并“定养士额二十人”，聘请张栻主讲。这是标准的官方办学模式。石鼓书院兴复自淳熙十二年（1185）开始，历经潘畴（一作畤）、宋若水两任长官主持，重建院舍，于第二年完工。其祭祀、藏书、割田、择生等事皆由官所经理，书院官田就有2240余亩。至淳熙十四年（1187），请朱熹作记以纪其成。
白鹿洞书院的修复，由朱熹自己以南康军知军这样一个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主持，时在淳熙六年（1179），其址处于岳麓与石鼓之间。虽然是大旱之年，但修建院舍的工作很快就交由军学教授和属邑知县办理妥当。其他如聚书、置田、聘师、招生、订立学规、设立课程、请陆九渊讲学，甚至假期招举人集训等活动，皆顺利推进。但朱熹的目标是希望得到皇帝的赐额、朝廷的肯定。于是，他“昧万死具奏以闻”，在淳熙八年（1181）三月离任前，向中央政府呈送了《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的报告，其称：
欲望圣明俯赐鉴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圣神遗意，特降敕命，仍旧以白鹿洞书院为额，仍诏国子监，仰摹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御书石经及印板九经注疏、《论语》《孟子》等书，给赐本洞奉守看读，于以褒广前列，光阐儒风，非独愚臣学子之幸，实天下万世之幸。
朝廷久已不涉书院之事，尽管朱熹搬出了宋太宗、真宗两位皇帝遗意相要求，但并没有起到半点作用，反而是“朝野喧传以为怪事”，遭到讥笑和讽刺。面对如此困境，朱熹并未放弃。这一年十一月，机会终于来了，孝宗皇帝有事在延和殿接见他，他不顾“执政”“切宜勿言”的警告，向皇帝当面提出为白鹿洞书院赐书赐额的请求，终于获得批准。有志者事竟成，朱熹此举打破百余年坚冰，实现自己的目标，让朝廷又回到以实际行动支持书院建设的道路上来了。
从此，书院又获得了中央、地方官府以及民间力量的共同支持，理学家们实现了书院建设的第一个追求目标，恢复性地开创了官民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书院发展的新时期，迎来了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从批评“学校科举之教”入手，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这是理学家们追求的第二大目标。自从选士的科举和养士的学校扯到一起，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就成了令人头痛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前所述，北宋三兴官学就有将二者剥离的努力，但积重难返，官学虽兴，“学校科举之教”却仍然是问题。理学家们也曾有过对官学进行改革的尝试，失败之后，他们弃置官学，转而致力于官方书院的建设。具体的做法仍然是从批判科举入手。张栻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刘珙建设的目的是“岂特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
可见岳麓书院并不反对科举，但反对仅仅为了科举而办学。这种态度比较高远，意在科举之外另辟新径，以达到其“传斯道而济斯民”的书院教育目标。
白鹿洞书院的做法更为灵活，朱熹为即将奔赴临安参加省试的举人办起了培训班。为此，他发布《招举人入书院状》，其称：
窃惟国家以科举取士，盖修前代之旧规，非以经义、诗赋、论策之区区者为足以尽得天下之士也。然则，士之所以讲学修身以待上之选择者，岂当自谓止于记诵、缀缉无根之语，足应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岁科场，解赴省待补之士二十有八人，文行彬彬，识者盖称之，郡亦与有荣焉。然惟国家之所以取士与士之所以为学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谓者。是以更欲与诸君评之。今白鹿洞诸生各已散归，山林闲寂，正学者潜思进学之所。诸君肯来，当戒都养，给馆、致食以俟。
十分明显，利用书院举办举人培训班的目的，是想利用集训的机会，以理学家讲学修身的一套来修正世俗的科举观念，以期阐明国家取士与士之所以为学待用的真正意义。其用心仍然是在以书院办学的方式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学教育，做法比较平和，是从理解出发而予以补救。
等到朱熹于淳熙十四年（1187）为石鼓书院作记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皇帝、朝廷等最高当局表态支持书院已有多年，理学家第一个目标既已实现。如何设计好官方书院，对官方书院怎样定位，等等，就成了理学家再次考虑的问题。于是，他总结历史，观照现实，提出了更为全面和成熟的看法，将书院定在“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这样一个位置上，其称：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处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不有好古图旧之贤，孰能谨而存哉。抑令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艺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惮其烦，盖非独不忍其旧迹之芜废而已也。故特为之记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
学校科举之教的弊端虽然不可胜言，但“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既然不可不救，那就要考虑如何去救了，出路就是离开这“害”不胜言的学校科举之教，“别求燕闲清旷之地”，另立门户，创建书院，以满足有志之士的要求。这样，官方书院的定位就清楚了，那就是“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在理学家们看来，官方书院和州县官学同属于国家教育系统，而书院被定位在补充匡救州县官学不足的坐标上。这与北宋初年替代官学的目标完全不同，理学家们这时追求的目标是：让官方书院主要作为修正官学沉迷科举的弊端而存在。
书院既属于官方学校的另一种形式，那它如何去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呢？理学家们设计的理想目标是，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旨归。关于这一点，朱熹曾清楚地表述道：“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在科举时代，任何反对科举的教育机构要想长久存在，尤其是想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理学家们接受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并不泛言反对科举，只将反对的目标锁定在仅仅以科举为目的这一点上，而将大量的精力倾注于讲学事业，希望以自己理学的教育理想来化解消融书院生徒的利禄之心，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
以上，我们就理学家们提出的书院建设目标和追求的书院理想，作了一个简要的讨论，至于他们及其后学依照这个目标和理想，在书院讲学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书院制度，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中作具体的论述。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怎样艰难，理学家们在批判中学习官学制度的长处，吸纳佛道教学的经验，并倾注其理学教育的精神与理念，终于确立了独具特色的书院制度。